張五常：不理解為什么內地要打壓樓市

2013年12月03日 17:27
來源：鳳凰財經作者：張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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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五常（資料圖）

本文據張五常博客整理。

（五常按：本文是《經濟解釋》卷四《制度的選擇》第五章《收入分配與國家理論》的最后第四節。）

國家理論（theory of the state）又稱國政理論，其實二者不一樣。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芝加哥大學的施蒂格勒與貝克爾等人成立一個研究所，用上“state”一詞。他們研究的是國家政策的問題，屬國政。另一方面，“國家理論”的要點是問：“什么是國家？為什么會有國家？”這些問題不淺，因為原則上一個小家族可以自封為“國”，而當今之世，有些小島注冊為國，能否被國際承認是另一回事。問什么是國家或為什么會有國家，我們要從歷史有載的角度看。

巴澤爾的”國家”打不進歷史

不少學者思考過“為何有國”這個問題。我熟知的例子是自己曾經任教十三年的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當時那里研究經濟歷史的諾斯與他的追隨者就這樣問。開門見山地處理的是巴澤爾二○○二年出版的《國家理論》（A Theory of the State）一書。巴兄也屬華大，自己卓然成家，不是諾斯的追隨者，他問的當然是國家的性質了。

巴澤爾給國家的定義有兩方面。其一：國家由多個成員組合，但受到第三者以武力監管。其二：成員在一個地域界限之內居住，而這界限是監管者的武力鞭長可及的。巴兄大作的內容包括立例管治、權力架構、公眾事宜與監管費用等。

巴澤爾描述的國家性質沒有錯。然而，從上文提出的“歷史有載”這個比較嚴謹的準則看國家，巴兄說的“國家”打不進歷史！二戰期間我在廣西見到的幾條小村落，全部合乎或擁有他說的關于國家的性質。歷史可沒有說小村落是國家。事實上，二戰之后，香港及好些內地城市出現了不少黑社會組織，皆合乎巴兄說的“國家”規格。

國家公司有三項特征

說中國的舊家庭是一家公司組織無疑對；說國家是一家公司組織無疑也對。科斯之見是國家要作為一家公司看首先由列寧提出。這里的關鍵問題是：歷史有載的國家的特征跟我們大家日常見到的公司機構有什么分別呢？一九八三年我發表《公司的合約性質》，指出公司要從合約結構的角度看。三十年后的今天該文被引用的頻率在上升，顯示著該文的論點是愈來愈被行內的朋友接受了。從合約結構的角度看國家，歷史有載的準則需要一起包括本章分析過的三項：其一是處理收入分配與再分配（見第一節）；其二是處理產權與人權的界定（見第二節）；其三是人民要共享一個共同的文化（見第三節）。換言之，沒有這三者的合并存在，一個公司組織不能在歷史記載上成國。當然，吹毛求疵地看，任何公司甚或家庭組織都有這三者的合并，但歷史有載的國家這合并是強烈也明顯。換言之，對“國家”的看法我在本章已經寫了出來，本節再刻劃上述三項的要點。

身為炎黃子孫我對“國家”的看法比諾斯、巴澤爾等朋友占了一點優勢，因為我不僅看西方，而且多看了一個文化歷史悠久的“天下”大國，何況那是一個曾經出現過多次“分久必合”的國家。

傳國璽的典故有歐洲歷史的支持

中國有一句老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句話的經濟含意是：天下的人附地而生，但沒有勞動力土地沒有產出；強者為王，王要土地，也要庶民，所以國有地界，庶民生在那里就是那里的國民，要退出他往不容易。我相信在古時，不管是中國還是歐洲，一國之內的所有土地皆為持有武力強勢的皇帝所有。我曾經為了好奇而考查過一個印章的典故，屬傳說，是真是假今天難以考究。內容可信，因為歐洲有類似的史實。

傳說秦始皇帝造了一個印章，稱“傳國璽”，是玉造的，誰獲得這個璽整個中國就是他的！后來該傳國璽不見了，無數后人到處找尋，皆不獲。到了唐太宗李世民，他也要找這個璽，遍尋不獲，于是自己造另一個傳國璽。記載說，貞觀十六年太宗造了自己的傳國璽，意思也是該璽在誰之手天下就是誰的。傳說是“玄璽”——“玄”可解為白玉，可解為黑色——但我認為該璽可能是當時也稱為金的紅銅造的。太宗命刻或鑄的傳國璽有“皇天景命，有德者昌”八個字。

傳國璽這個典故是傳說，但古時一國之地皆為王者所有有歐洲歷史的支持。一九九七年之前，除了三小塊，所有香港的土地皆屬“皇家”所有。一八九九年，英國出版了Pollock與Maitland合著的《英國法律史》。那是兩卷很厚的巨著，雖然有人批評為不可靠，我認為十分好——五十年前在阿爾欽的極力推薦下我拜讀過。該巨著追溯英國法律的演進，主要是關于土地的法律，從皇上而下分發，有郡主分割制，土地使用的年期由短加長，也有以使用家族的壽命為期限，土地的轉讓權經過幾種有趣的變化。這使我意識到使用權重要，收入權重要，轉讓權重要，但從生產的角度看所有權是不重要的。這意識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我建議北京把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的原因——國家保持土地的所有權對經濟發展不會有不良影響。

土地所有權可以維護權力

我給上述歷史的經濟解釋如下。昔日王者得國，持有土地，但王者與下屬官員不可能全部親自耕耘，要發放出去給庶民操作，從而收租或抽稅。古時，租與稅往往是同一回事，中、西皆然。這土地的發放往往通過幾個層面，諸侯、貴族或不同等級的排列出現，而今天的歐洲雖然土地的使用權利早就改變了，但級別的不同稱呼不少還保持著。

美國的崛起源于新大陸的發現，土地的所有權為個人所有源于霸占土地或誰耕誰得的發展。但在古時的歐洲及中國，土地的所有權往往被王者或高級別的保持著，只發放使用權出去。上頭保留土地的所有權的意向歐洲似乎比中國重視一點。

為什么王者或貴族要保持與收入利益無干的土地所有權呢？一個解釋是在名義上他們會比較容易地征收租或稅。但事實上，擁有武力的上頭征收租或稅不需要持有土地的所有權。我認為較為可取的解釋，是持有土地的所有權可以協助維護王者或上頭的權力：你不聽話，我拿回你的土地轉交給其他人。這樣，無論是中國的風俗倫理還是西方的司法程序，持有土地的所有權是權力的保障。

爭取或維護權力應該是古時王者的座右銘吧。要吃要穿要住的就是那么多，后宮佳麗無能享受三千人！這一切不需要很多的土地，但沒有權力一個佳麗也恐怕保不住。杜牧寫“銅雀春深鎖二喬”用不著很大的想象力吧。爭取土地與附地而生的庶民是中國歷史寫之不盡的故事。我認為這些不是源于王者的收入享受之爭，而是他們的權力或維護權力之爭。歷史說唐太宗是個好皇帝，生活不奢華，而我們今天見到的證據是李世民的文章與書法皆精。然而，爭取與維護權力太宗整生沒有松懈過。歷史也說玄宗李隆基是個聰明人，他的貴妃楊玉環不僅貌美勝花，而且是個天賦甚高、沒有半點野心的好女人。只是他與她皆不懂得維護權力，落得慘淡收場。

人的自私促長掠奪；人的自私策劃防守。二者皆要權力。很少人擁有李白的天賦，有恃無恐，可以仰天大笑出門去。

收入再分配是大麻煩

轉談上文提到的一個國家必有的三個特征吧。先說收入的分配與再分配。本章第一節指出，市場經濟有機會導致貧富分化，過于極端可以滅國。收入再分配因而往往需要。另一方面，一個非市場的等級排列制度，例如中國改革前的干部等級排列，收入再分配就不是重要的考慮了。這里有一個左不成右不就的選擇：市場經濟可使國家富有，但往往要考慮收入再分配；不需要考慮再分配的制度要放棄市場，但國家貧窮是效果。原則上當然應該先選富有然后再作打算，這是歷史上多數國家的選擇。然而，因為利益團體的操作與窮人的要求無盡，收入再分配要辦得妥當很困難。好些國家以種族歧視或貴族、平民的人權等級劃分，索性把窮人永遠壓下去！要處理這些麻煩是一家“國家公司”的三個特征之一。我們日常見到的公司機構或政府機構沒有這些麻煩。

以抽稅的方法作再分配近于一律沒有可取的經濟效果，而抽稅的費用可以高于稅收所得。美國的經驗是派發福利的人手工資高于派發出去的錢，而鼓勵長貧是福利制度的致命傷。經濟學者高舉的人頭稅（head tax）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曾經嘗試推出，害得這個鐵娘子要下臺——人頭稅不能直接地把收入再分配。

從經濟學的角度衡量，我們不容易明白為什么北京要打壓樓市。樓價的升降其實是地價的升降，而土地是財富累積的倉庫。地價一般性地上升是反映著經濟增長，財富增加。要把收入再分配當然以地價高為上了。我曾經寫過怎樣利用地價上升來協助窮人，這里不再說。至于我們聽到的要防止樓市“泡沫”的言論，我不懂。不是說市場不可以有泡沫這回事，而是經濟邏輯不支持我們聽到的說法。這話題我也解釋過了。

人權不平等的正確闡釋

轉談國家的第二項特征：要處理產權與人權的界定及等級排列。這點我在本章第二節作了分析。人權平等是今天“普世價值”的核心話題，實際上很難辦到。我認為爭取人權平等的言論是一種政治動作，真理不要這樣看。真理是，人權不平等對經濟的發展不一定是負面的，而從社會道德的角度看也不一定是壞事。

有兩點，其一是在某些情況下，人權不平等的排列，有了界定，可以減少因資產界定不夠清晰而出現的租值消散。這點我在其他地方解釋過了。

其二更重要。如果因為你的膚色或出身低下社會把你小看了，對你歧視，即是把你的人權等級壓下去，這對社會的經濟沒有好處，從道德的角度看也不值得慶賀。但如果一個窮人因為有學問而被社會格外尊敬，在市場或公眾場所受到禮待，這里那里有較大的方便甚或有較多的經濟利益，那么從經濟與道德的角度看，人權的不平等不是壞事。換言之，把某些人的非市場排列的人權壓下去一般對社會有害，但把某些人的非市場排列提升一般對社會有利——這當然不包括見到人家有錢就跪下來那種俗不可耐但相當普及的行為。在公交車上見到一個老人你讓他先坐是好風俗，但這也是人權不平等的正確看法。

我的投訴，是今天的中國人凡事講錢，金錢之外的個人成就沒有得到我在年輕時見到的敬仰或尊重。尤其是今天內地的大學，教師寫文章是因為升職要算數量，也要講人際關系，思想的重要性沒有誰注意，也即是人權本身不會因為學問了得而提升。多年前在美國任教職時，偶爾聽到來自香港及臺灣的同學投訴受到種族歧視。我通常的回應，是讀書成績出眾其他同學會刮目相看。這是說人權可以自己爭取調校。

如下故事是真實的。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在西雅圖華大，經濟學系的主任是二十年后獲諾獎的諾斯。此公喜歡在新學年開始時給同事訓話，其實來來去去都是鼓勵年輕的多寫重要文章。某次他訓話后幾個同事相聚，一位新來的顯然對諾斯的訓話有反感，說：“寫文章我不會是為了跪下來吻諾斯的腳。”另一位同事立刻回應，說：“錯了！你寫出一篇重要文章諾斯會跪下來吻你的腳。”后者對諾斯的描述是中肯的。我認為今天中國的大學需要多幾個像諾斯那樣的人。

中國文化不滅的證據

最后談文化，是本章第三節提到的最后一個重要的“國家”特征。我認為文化是中國今后發展的最大本錢。中國的文化純而厚，一般的觀察之外，我的重要證據有二。其一是長達十年、搞得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中國的文化竟然革不掉，其頑固的整體存在使我這個老人家覺得有點不可思議。

其二是二○○○年中國的通縮終結，與中國文化有關的收藏品的拍賣價開始上升，十年上升了約五十倍。更重要的證據，是中國今天的總國民收入約地球的十分之一，但收藏品的拍賣總價，今天中國約占地球的三分之一。一個很可能是從圓明園搶去的花瓶，二○一○年在倫敦拍賣，成交價五千三百多萬英鎊（當時人民幣五個多億）；同年一個乾隆皇帝的“自強不息”玉章，拍賣成交價二千七百多萬英鎊。歐洲嘩然！一個從事拍賣行業近半個世紀的法國專家說，他平生沒有見過像中國收藏品那樣的現象。一幅蘇東坡的字，小的，只九個字，沒有簽名，是真跡無疑問，今年（二○一三）夏天在紐約拍賣，成交價約八百萬美元。上一幅蘇子的字面市是一九九六年，也是小幅，字數較多，拍賣地點也是紐約，相比之下，以每字算價今天的上升了約百倍。三十年后中國的收藏品總值會是多少只有天曉得，何況今天北京禁止拍賣的出土珍貴文物多得很。

從文化角度看中國前途

三十年前中國的文字因為沒有打字機，其使用效率很不妥，比不上英文。今天有電子數碼的協助，打中文比打英文還要快，修改文稿的成本近于零。中文是一種精彩語言，可以表達清晰之外，音韻平仄講究，長短句法自然。今天中國的經濟有了看頭，學中文的西方孩子無數。再過三十年中文會成為一種國際語言我們今天大概可以肯定。我也認為繁體字可能復辟：打字不論繁簡；書法漸趨普及——寫書法不能用簡體字。幾年前一幅現代名家畫的宣紙國畫，作者在畫上提詩時不小心，用了兩個簡體字，其價下降了不少。入門中文比英文容易學，但要達到下筆成文之境，中、英二文皆要大下工夫。

結論是明顯的。文化包括風俗與禮教，是維系一個民族組合而成國的主要因素。那是我說的可以寫進歷史的國家了。國際政治我不懂。假設這些我不懂的不存在，我認為中國將來在人類歷史上可走多遠的條件主要是一個。中國人聰明西方早有定論，但到那里求學的中國青年今天一般被評為少有創意。怎么可能呢？創意是人類進步最重要的因素。傳統上，中國詩人的想象力是明顯地勝于其他民族的詩人，而想象力與創意是同一回事。所以我認為今天中國的學子被評為少有創意是源于教育制度的失敗，不能讓他們像詩人那樣自由自在地想。其他支持這教育制度失敗的證據很多。

文化厚度甲天下的中國使我有這樣的看法：只要地球有人類存在，中國是一個不可能被毀滅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