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來17位副廳級以上國企高管落馬 多因內部舉報

十八大以來， 17位副廳級以上國企高管落馬，中石油中移動中海運中遠洋中鋁等無一幸免。國企高管腐敗線索多來自于內部舉報。一面是國企高管巨額貪腐，一面是其所屬企業大幅虧損，暴露了國企管理者與國企之間的分裂關系：國企深陷泥潭，而管理者卻只顧自肥。

圖片來源：中國新聞周刊網

原標題：反腐劍指國企

本刊記者/韓永

12月3日，廣西紀委微博發布消息：柳州鋼鐵集團董事長梁景理因嚴重違紀，被自治區紀委立案調查。上個月，他剛過了自己的59歲生日。

這是3天內宣布的第二起國企腐敗案——12月1日，中紀委網站發布消息：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副總經理戴春寧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接受組織調查。

進入11月份，中國的反腐呈現出兩個特點：一方面，針對官員的反腐行動繼續發力，3位副省級官員相繼調查；另一方面，國企高管也頻繁事發。除了上述二人外，中遠集團副總經理徐敏杰、中國鋁業副總裁李東光和中海油運前總經理茅士家在此間被查。

據《中國新聞周刊》統計，自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已有17位副廳級以上國企高管(含副廳級)落馬。

“擒賊先擒王”

與同期被查的官員相比，國企高管無論在職位上還是數量上都相差較大：十八大以后被查的副廳級以上官員有100人左右，其中省部級官員14位；而在17位被查的副廳級以上國企高管中，省部級只有中石油的3位副總。

而針對國企的反腐態勢也較為平緩，無論是數量上還是級別上均看不出明顯的變化。以近些年在國企反腐上表現突出的河南省為例，2013年副廳級以上國企高管落馬1人，2012年有2人，2011年2人，2010年2人。

分析人士認為，這反映出新一屆中紀委注重反腐效益的思路：對官員的反腐，尤其是針對高級官員的反腐，無論是從公眾的反應，還是對官員的威懾力來說，都具有更大的效力。有人將這種策略總結為“打虎效應”。

從17位國企高管的行業分布看，其具有明顯的窩案加全面開花的特點。窩案主要發生在兩個公司：一個是中石油，一個是中國移動。這再次印證了新一屆中紀委反腐的特點，即抓“典型”——前者是國企的“老大”，具有“擒賊先擒王”的示范效應，后者則因腐敗問題頻出而被外界矚目。

對這兩家企業，反腐都做到了傷筋動骨：對中石油的反腐，牽涉到兩位集團副總、一位股份公司副總、一位總地質師和一位海外分公司總經理，并追溯到已經離任的原集團總經理。這種史無前例的反腐力度，不僅震撼了中石油，也對其它的國企形成震懾。

而中國移動則在此前已有十多位高管落馬的背景下，今年又有廣東、天津兩家分公司一把手被查。其中，有多位管理人員落馬的廣東分公司，多年在中國移動業績排名中獨占鰲頭。

這是中國移動在前兩年整頓過后的新一輪反腐。2009至2011年，中國移動連續爆發腐敗案，共有七八位高管落馬。2011年11月，中央就中國移動窩案做出批示，要求中國移動認真吸取教訓，并進行全方位整頓。

隨后的一年多，中移動開展了涉及面甚廣的整頓，重點瞄準物資采購、增值業務、信息安全和干部管理等方面。具體包括優化制度流程，降低招投標風險；加強集中采購力度；加強內部監督制約；嚴禁相關人員在評標前后接觸當事人。與此同時，嚴格執行輪崗交流制度，多個總公司部門負責人和分公司負責人被調整。

但十八大后爆出新的腐敗案，讓人看到了這一輪整頓的局限性。權明富被查時，剛剛履任天津中國移動董事長1年多；而徐龍被查時，已在廣東中國移動董事長位置上待了8年多。

中石油和中國移動腐敗案，還讓人看到了國企腐敗的一個特點：集體腐敗。在國企的制度設計中，通常會努力避免1人做出重大決策的情況，比如一項重大的采購項目，通常需要采購部門負責人、財務部門和企業負責人簽字。但若三者聯起手來，就能輕易地化解這個制度阻礙。在廣東中國移動腐敗案中，其董事長徐龍、計劃規劃部總經理孫煉和總經理李欣澤，被稱為廣東移動的“金三角”。

西北政法大學刑事法律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律師王榮利對2012年被公開報道的107例國企高管腐敗案進行研究后發現，其中有24例是共同犯罪，平均每起案件涉及6.2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