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流公司斥重復征稅：送四盞燈利潤12元 繳稅39元

呼吁已久的稅收法定原則的落實，漸行漸近。全國人大在今年兩會上首次公開回應了這個問題。過去幾年，要求人大“收回稅收立法權”的呼聲不斷高漲。一是國務院長期以來主導稅收立法，人大作為專門立法機關幾乎被“架空”；更重要的是，近年來一些稅種的輕易開征著實觸痛了國人的敏感神經

重復征稅

編者按：　　　

呼吁已久的稅收法定原則的落實，漸行漸近。全國人大在今年兩會上首次公開回應了這個問題。過去幾年，要求人大“收回稅收立法權”的呼聲不斷高漲。一是國務院長期以來主導稅收立法，人大作為專門立法機關幾乎被“架空”；更重要的是，近年來一些稅種的輕易開征著實觸痛了國人的敏感神經。

如今，稅收法定已是改革大勢所趨。但專家指出，這絕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全力推進稅收法定的過程中，要結合中國的國情來制定時間表和路線圖。

法治周末記者高原

一張A4紙大小的筆記本扉頁上，記滿了需要交的各種稅種，這是河北省某房地產公司會計劉淑麗每天跑稅務局的主要工作。

“房地產開發商在各項環節需繳納50余種行政性費用，共涉及25個不同的政府部門，總體費用占全部開發成本的15%至20%。”劉淑麗給法治周末記者算了一筆賬。

她介紹：在目前的房價構成中，有稅率為3%的契稅；稅率為5%的營業稅；從30%到60%稅率為四級累進稅率的土地增值稅；稅率為營業稅7%的城市維護建設稅；稅率為3%的教育費附加稅；稅率為0.5‰的印花稅；另外，還有房屋銷售所得稅和二手房轉讓稅等。

“這里面有一些重復征收的稅種，對房地產開發商是一個不小的負擔。”劉淑麗說。

劉淑麗平時經常聽到一些抱怨說，因為稅種繁多，已拖累了一些企業的發展。有學者分析認為，癥結就在我國征稅的隨意性。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近日在回答記者提問時也指出，國務院用條例的方式進行稅制改革的弊端，就是帶來一些稅收的隨意性。　　樓繼偉說：“比如有一些地方千方百計地向中央政府爭取稅收優惠，或者說隨意減免稅，稅收的強制性也就為討價還價所消解。隨意性體現之二是，增加了企業和民眾的稅賦負擔。”

重復征稅之累

石家莊一家物流公司的負責人劉經理向法治周末記者介紹：一批貨從石家莊發往新疆，并不是直接由石家莊的子公司一運到底，而是可能先在西安等地中轉分撥，再由西安的子公司進行運輸，這中間就涉及到石家莊公司和烏魯木齊公司之間的結算。

“兩家公司都是獨立的法人，也就都需要為這票貨物的運輸所得向各自所在地政府繳稅，而實際上，石家莊子公司所繳的稅中，已經包含了運輸到烏魯木齊的收入所得，西安公司卻還要為從石家莊子公司獲得從西安向烏魯木齊的運費而繳稅。”

由于物流行業的業務涉及運輸的各個環節，規模越大的物流企業所涉及的各省市區域就越多，它們往往在各地成立子公司或者分支機構，因此就會面臨一些“重復征稅”的煩惱。

“舉個簡單的例子，送四盞燈，利潤不過12元，繳稅額是39元，稅金相當于利潤的三倍還要多。”劉經理說。

利潤才12元，但是繳稅額卻高達39元。

讓這位企業負責人覺得不合理的是，在39元稅款中，有5元錢是屬于重復計稅，原因僅是貨物在運輸中換了承運人，由于有發票往來，即使是分公司的關系也需要再次為同一單貨物繳稅。

物流業重復繳稅的問題，2011年在媒體和業界的呼吁下引起了有關部門的重視。

隨后，從2012年1月1日起，上海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開展了營業稅改征增值稅的試點。

然而，劉經理在算賬后卻發現，“營改增”之后，自己的稅收不但沒減少，反而增加了。

“我們企業的規模不大，車輛很少更新，目前能夠抵扣的只有部分燃油費，因為抵扣項目少，所以總的稅負增加了兩個百分點以上。”劉經理介紹說。

對于這樣的結果，劉經理喜憂參半。

憂的是稅負增加，企業利潤減少；喜的則是自己的公司目前可以開具增值稅發票，能抵扣客戶的稅款，這讓公司業務量較以前明顯增加，無形中增加了自己對于未改革地區同行的競爭力。

實際上，重復征稅現象不僅存在于物流業，其他行業和領域也存在類似現象。

在制造業領域，由于農產品原材料與工業制成品之間普遍存在稅率差異，造成不合理的稅收負擔，這讓部分制造業企業頭疼不已。

山東高唐縣是我國重要的產棉基地，然而，當地的棉紡企業守著豐富的棉花資源卻不敢敞開收購。

“國家對棉紡織企業的棉花增值稅實行‘高征低扣’，讓企業負擔很重。”當地媒體報道稱。

根據現行增值稅制度，我國棉紡企業棉花采購執行的進項稅率為13%，產品銷項稅率為17%，這意味著棉紡企業即使沒有實現增值，將購進的棉花按原價賣出，仍要負擔4%的稅收。

而棉花占到紡織企業生產成本的70%左右，棉企不景氣，最終影響的還是棉農的收益。

層級低隨意性大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提到的征稅隨意性，也在稅率的調整和稅種的制定上體現出來。

2007年5月30日午夜12時，財政部突然宣布調整印花稅稅率的行為，被網民們戲稱為“半夜雞叫”。此次調整涉及民間資金22億元。

隔年4月23日印花稅再次調整，又來一次突然襲擊。兩次宏觀調控，依據的是《印花稅暫行條例》，該條例授權財政部可以制定實施細則。

財政部2007年的突然襲擊引起了市場的強烈不滿。讓人想不通的是，此前有消息風傳政府要上調印花稅，市場也因此出現了盤整。但就在財政部公布決定前一個星期，財政部的官員卻通過媒體向外表示，沒有上調印花稅這回事。

正是財政部官員向市場發出的這個信號，使投資者吃到了一顆“定心丸”，上證綜指在這一個星期里又出現了瘋狂的上漲。而事實上當時財政部的方案已經上報國務院，兩天后獲得了批準。

政府部門的出爾反爾引起了投資者的強烈不滿，那幾天，財政部成了資本市場的眾矢之的。

同樣讓民眾一頭霧水的，還有曾一度傳說要征收的婚前房屋產權證“加名稅”。

2011年，婚姻法司法解釋三出臺，規定夫妻在婚前買的房產，并不能算作夫妻的共同財產，其房屋所有權屬于出錢購買的一方。

于是，在房產證上加名就成為一股潮流。“加名征稅”也就隨之浮出水面。2011年8月底，媒體報道稱，南京要率先開征“加名稅”。

民眾認為這是在“趁法打劫”。

盡管事情很快被澄清，也有專家分析指出，“加名征稅”只是契稅的一種，并非稅務部門針對婚姻法新司法解釋專門新開的稅種。并且，財政部、國稅總局很快于9月1日下發了通知，對夫妻間房屋產權變更加名的，免征契稅。但還是激起了公眾的不滿。

實際上，這不僅是“加名征稅”的問題，而是中國稅收的整體問題。長期以來，中國就是照“章”納稅，而不是依“法”納稅。在我國稅制體系現有的18個稅種中，只有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和車船稅3個稅種是全國人大審議立法的；其他15個稅種都是國務院制定的“條例”、“規定”等法規和規章。

具體到適用稅率、計稅基礎、征收范圍、免減優惠等，很多是由國家稅務總局的部門規章規定，乃至是省以下地方的國稅、地稅部門自己定出的“土政策”，而不是由全國人大立法統一確定。所以，哪些稅要征，征多少，往往是朝令夕改，不相統一的。

據統計，房地產行業相關稅種共有12種，這還不包括各項行政性收費。統計顯示，房地產開發商在各項環節需繳納50余種行政性費用，共涉及25個不同的政府部門，總體費用占全部開發成本的15%至20%。

有政協委員表示，稅種設置繁雜、征收環節多，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房價。

專家認為，現行稅收立法層級過低，導致稅收調控的權力隨意性很大。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堅定貫徹稅收法定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