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頓咨詢黃河：民企不能指望國資委設計改革機制

鳳凰財經訊  2014年被稱為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而對于改革中的重中之重——國企改革，目前爭議頗多。十年前“郎顧之爭”所遺留的問題：改革中如何避免國有資產流失，消除國企高管被扣侵吞國有資產的帽子，以及民營企業不敢介入國企改制的擔憂，至今尚未得到解決。中國國企改革如何深化？國企體制改革中存在的問題又該如何解決……

針對此，4月9日，鳳凰財經專訪了波士頓咨詢公司合伙人兼董事總經理黃河。

中國決策者的改革共識是進一步做強國企

鳳凰財經：您是如何看待當下國企改革和混合所有制之間的關系的？　　

黃河：我認為混合所有制是國企改革中一個子集。觀察國企改革，必須看歷史，從改革開放到1999年之前，大部分國企經營狀況是不太好的，為解決國企發展的困局，時任總理朱镕基推行第一輪的改革。 這一輪國企改革的整體的思路是：

首先，宏觀上有戰略布局，指出國企要在哪些行業進一步發展，哪些行業要賣掉。在這種戰略布局下，當時賣掉了大量的省市級國企，特別是市級。

第二，微觀上提升國企效率，同時避免國有資產流失。2003年后留下來的國企大部分都得到了很好的發展，有信貸的支持，不過有些行業的確存在壟斷，形成目前的局面。

對于下一步國企改革，中國的決策者已經達成一個共識，即必須進一步做強國企，增加活力，才能使得經濟成功轉型，否則經濟轉型是沒有抓手的。國企改革是經濟轉型的一個很重要的抓手。

至于下一步該如何做？其實，現在所講的混合所有制又回到了2003年探討的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就是抓好Corporate governance，中文稱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的核心是規定好董事會和管理層的關系和作用。董事是出資人根據比例，按照相應的章程選出來的。混合所有制意味著董事會的組成也是混合的，有不同背景的人員組成，包括民企和外企。　

國有和非國有混合比重不能簡單以比例論好壞

鳳凰財經：那么混合的比例應該是多少，也就是說國有資產和非國有資產應該各占多大比重？　　

黃河：對于國有資產和非國有資產所占比重，不能簡單地說各占何種比例更好。首先，要分類管控，根據不同的國企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給予其相應的控股或者持股比例。

有些需要百分之百國有持股，或者是說國家占大股，比如軍工，城市自來水供應等，這關系到國家安全或者國計民生；還有一類相對比較開放，具有一定的競爭性領域，國家可以控股，也可以是參股，理論上應該取決于誰的效率更高。最后是完全競爭型，國家可以全部退出，民營更具有活力，比如辦一個醬油廠，國企辦可能競爭不過民營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原來廣東國有醬油廠貿易公司，在改成私營企業后，也就是現在的海天集團，都已上市。

中石油和中石化的改革要兩條腿走路

鳳凰財經：對于中石油和中石化這樣的國企，您覺得應該給予多大的國有控股比例？現在政府提出改革中石油和中石化，擴大民間資本范圍。對此，您認為其中民資會占有多大的比例？

黃河：現在我們還不能去揣測就監管層的想法。對于中石油和中石化的改革，我認為有兩條路走：一是引入一些民資；二是擴大原油進出口權，特別是進口權。從這兩方面去打破壟斷，進行市場化的改革，而不是簡單地看持股比例，如果只是調整持股比例調，民營進去了，還保持它的壟斷，那有什么用？

所以，中石油和中石化的改革要兩條腿走路，一方面是比例，另一方面是真正打破它事實上的壟斷，例如原油進口權。

鳳凰財經：但是現在一些大型的國有企業已經形成壟斷，成為既得利益者，如何打破這種利益集團的阻力？　　

黃河：任何改革或者說任何東西做大后的改革都不容易。中國前30年的改革相對容易，這是因為期間任何一項改革都是讓大家都富裕，只不過是拿的多少不同。比如說，我是一個打工的，可能一個月工資由1000塊錢變成4000塊錢，而你可能是由一年10萬變成了1000萬。盡管我可能嫉妒你，但是總體上我也得益了。在人人得益的情況下，改革是比較容易推動的，但現在改革已進入攻堅期，要動你我比例的問題，這是非常難的。我們不能簡單指責政府，換誰在那個位置上都很難拿捏。　　

至于應對辦法，我想最高層已經意識到目前的改革必須“壯士斷腕”，并且下決心自上而下地做出很多調整。　　

另外，非常關鍵的是三中全會強調國家治理能力和體系的完善，這也意味著必須通過一系列的法律法規，治理這個國家，治理國有企業。同樣，治理這些阻擋歷史潮流的既得利益集團，要有核心和技巧，利用成型的法規和流程打破壟斷。

當然，事情永遠都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但我們可以看到這屆政府是有決心，有意愿，有能力破除既得利益集團的，通過反腐，群眾路線等措施，還是有相當大的成功性。

民企不能指望國資委替你設計改革機制

鳳凰財經：您認為國企改革中，如何消除國企高管被扣侵吞國有資產的帽子，以及民營企業不敢介入國企改制的擔憂？

黃河：我們先說國有資產流失的事情，十年前那輪國企改革中，的確存在不少中小型國有企業，轉讓的時候出現不同程度的國有資產流失現象，包括一些管理層收購。對于管理層收購的利弊問題，我們暫且不討論。

現在有兩點可以確定，第一，大家不用特別擔憂國有資產流失，現在整個轉讓制度比之前嚴密得多，要跳過這一制度，造成國有資產流失，難度非常大。

第二，更重要的是，整個轉讓談判過程要透明化，陽光化，經得起媒體和業內人士的挑戰，這樣國有資產流失的幾率降低了很多，至少不會出現不系統性的問題。　　

至于民企的擔憂，我覺得不能指望監管當局設計什么，必須通過現代的企業治理制度，解決之一問題。占有多少股份，就應該有相對應的幾個董事會的席位，至于董事到底是強勢的，真正管事的董事，還是一個名義上的董事，這個是自己的選擇。

民營企業不能指望一個國有企業替你設計，或者是國資委，國務院替你設計這項機制，而是必須在現有的公司治理規則下，運用這些規則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平衡自己在混合所有制中的地位。

減稅是中國下一步刺激經濟最好的方法

鳳凰財經：您是如何看待深改組在改革中的作用的，尤其是在國企改革中的作用？

黃河：我認為，成立深改組方向上是對的，但具體到深改組會在國企改革中的作用，這點值得探討。

之所以說成立深改組方向上是對的，這是因為中國的決策體制核心是自上而下，講方向，講原則。深改組核心作用跨部門協調，以及協調之外的決策，但是至于它不會具體到很具體的事情，我們還無法揣測。　　

鳳凰財經：目前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下行壓力增大，國務院出臺了一些微刺激的措施，對此，外界頗有爭議。一種說法是，這一輪刺激與此前的“四萬億”大規模刺激無本質區別，中國仍舊沒有轉變依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方式。對于這一輪的刺激措施，您的看法是？

黃河：我更想說的是正由于本屆政府想做一些和以前不一樣的事情，所以才沒有做大規模的刺激。如果看GDP的整體增長，今年甚至明年尤其難。消費不是短期能夠刺激起來的，出口是取決于別人。現在中國工人工資、物流費用上漲比較厲害，低中端競爭力大不如以前，只剩下投資可以短期見效，但是現在投資面臨著去杠桿化和維持經濟發展速度的平衡問題。現在這屆政府為保證7.5左右的增長底線，我猜測可能7.0是底線，甚至還有一點距離，能做的只是微刺激，不敢或者也不愿意再去做大規模的刺激。

要解決目前中國經濟問題，我認為最應該做的是減稅，政府應該更多考慮減稅，這比任何刺激手段都有效。減稅后，企業才有活力，才能賺到錢，才愿意想辦法創新，想辦法發展更多的業務，才能解決更多的就業問題。

如果政府原來對7.5的底線擔憂是因為就業問題，現在更應該對中小型私有企業減稅，因為中國就業問題不是靠大型國企解決的，而是靠廣大中小企業解決。

鳳凰財經：對于減稅問題，現在私營企業抱怨中國稅收負擔過重，企業被壓的喘不過氣來。據您研究，目前中國民營企業的稅收負擔到底有多重？與同發展階段的國家相比，我們處在什么位置？　

黃河：我們現在還沒有做過這方面的比較，但是有幾個宏觀數字可以說明中國民營企業稅收負擔過重。

首先，過去10年，政府稅收增長遠遠高于GDP的增長，大部分都是GDP的增長的1.5倍，甚至是2倍。這意味著在整個社會創造的價值中，國家拿走的比例過高。即使是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還是說稅收爭取增長8%，GDP增長7.5左右。

這樣來看，現在最高決策曾并沒有說下決心減稅，還認為稅收增長高于GDP的增長是正常的，這一組宏觀數據就可以說明問題。

另外，中國的公司，即便是上市公司——中國公司中較好的，除金融機構外，過去幾年，它們的盈利都不好，利潤率低。通過財務費用可知，稅費占的比例還是相當高的。如果上市公司都遇到這一問題，那其他的企業就不用說了。

所以，我認為中國下一步刺激經濟最好的方法是減稅。（文/劉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