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可通過改革延長紅利 提高長期經濟增長速度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教授在“2014鳳凰財經峰會”發表演講

鳳凰財經訊2014年11月18-19日，由鳳凰網與鳳凰衛視聯合舉辦的“2014鳳凰財經峰會”在京舉行。本屆財經峰會就中國的經濟改革、法治建設、國際競爭及全球治理議題進行討論，以認識新經濟的本質，推動新秩序的建立。

19日上午，在“新常態下尋求真實增長”的論壇中，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教授稱，我們人口增長紅利已經結束了，我們判斷“十二五”時期中國潛在增長率是7.6%，“十三五”時期會進一步下降到6.2%，我們可以尋找在新常態下的真實增長，也是可以通過改革獲得紅利，提高我們的長期經濟增長速度。

同時，蔡昉對于新常態做了解釋，他認為，新常態首先就是經濟增長速度的新常態，歸納現在看到的文獻和人們習慣的思維，大概有這么幾種判斷未來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一個是傳統的外推法，外推法就是根據過去歷史上的經濟增長速度來推論未來十年或者二十年的經濟增長速度，盡管看上去人們很少有人用純粹的外推法來推未來的經濟增長，但是這種思維方式還是廣泛存在的。很自然，他沒有假設中國經歷一個經濟發展階段的巨大的變化，事實上我們有這個變化。所以，這種思路不太可靠。

第二種，現在也比較流行，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我們叫趨同法，趨同論，假設我們是一個發展特定階段中的經濟體，因此我們很自然會和歷史上特定時期的其他的發展經濟體同樣收入水平相比較，按照這個我們可能處在比如說東亞某些國家和地區當年的50年代、60年代，甚至70年代，而相應的這些經濟體在他們達到同樣的發展階段以后，他們可能繼續保持了20年的比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因此得出結論說我們還可以保持這樣的速度。

但是問題在于這一種方式只把人均GDP當做劃分經濟發展階段的唯一標準，而蔡昉個人認為后起國家，尤其是東亞國家在趕超經濟體的時候，它的后發優勢其實更多體現在人口紅利上。因此，當你把中國的人口轉變的特定的轉折點和其他的經濟體做比較的時候，你就不會得出是人家的50年代、60年代或者70年代了，要大大靠后。比如當前中國人口轉變的發展階段也就是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減少，人口撫養比開始上升，這些都是不利于經濟增長的因素。我們目前出現的這種狀況相當于日本的1990年，相當于韓國其實就是今天，韓國的人口轉變跟我們幾乎是同步的。所以，你就不可能再看韓國70年代以后還有什么樣的經濟增長速度去比較。

當然現在還有一種比較方法叫中斷法，在某個特定的發展水平上，比如按購買力平價17000美元，到了這兒的時候你不知什么原因就中斷了你的高速經濟增長。當然各國有各國的特殊原因，由于它沒有能夠具體到每一個國家面臨的減速因素的話，所以，它除了給我們一個統計規律之外，它不利于我們理解中國的事情。

最近又有一個我把它叫做趨中法，趨中率，也可以說回歸到均值的一種方法，一個非常規的經濟表現終究要回到一個平均值上，而這個平均值是一個世界的平均值，很自然判斷中國經濟回到世界的平均值那就只有3%的增長速度了，但是它的問題在于它沒有告訴我們每個國家特定要減速的特殊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