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羅默：沒有必要對經濟保持悲觀

鳳凰財經訊 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5”于3月21日-23日在北京舉行。美國紐約大學教授保羅·羅默出席在會上表示，我認為常規的這種思維，通常我們在做預判或者給出藥方的時候，可能是過于悲觀。但是對于我們的藥方又過于的自信，所以我們需要更好的機制來發揮作用，不讓政府陷入癱瘓或者是錯誤的管理。

以下為演講實錄：

保羅·羅默：我們放眼全球，看到了有幾個非常正面和積極的結構變革，比如說全球的一體化、科技的發展、創新的共享、人口構成的因素，很快能夠穩定全球的人口，這些都是非常深入和深刻的結構性變化，把農村和城市的發展結合在一起。

在這些發展趨勢當中又會有一些矛盾，我覺得是一種長期的悲觀情緒，與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非常相似，當時人們的悲觀情緒是錯誤的。所以我認為大家現在有悲觀情緒，可能也是錯的，為什么呢？因為它會分散我們的注意力，讓我們不能把精力放在真正的挑戰和機遇上。

我們犯的錯誤就是覺得現在的環境非常艱難，社會資源是短缺的，技術還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我們很難把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統一起來。如果要這樣做，就需要政府有非常強大的機制，這也是我們為什么要投資的原因。如果我們可以發展這些機制，個人的利益和集體的利益就能夠統一起來了。我們需要穩定的政策來應對結構性挑戰，這是更加重要的一點。

我可能在此不太同意一些常規的想法，要想建立更好的治理機制，我們需要更多的獨立，創新和實驗，在政府層面上，不需要更多的協調，也不需要更多的統一或者是聯邦制。大家記住穩定政策要使得產出缺口保持的比較小，同時也讓通脹率比較低和穩定。我們在管理產出缺口上做的還不夠，所以現在這方面是有缺陷的。關于結構性政策，我們需要增加結構性的產出，同時也應該提升生活各方面的質量，并且保持社會公正，保護環境。

我們再說到穩定政策可能就是不同領域交叉起來發生了很多的噪音，正是因為如此，可能會對長期的結構性問題保持比較悲觀的情緒。

我們再回到七十年代，在石油價格暴跌，石油危機的時候，當時很多人說經濟增長不僅會放緩，而且會變成負的，也就是說，我們很快就沒有油了。另外也說可能到八十年、九十年的時候人口暴漲可能會導致全球的饑餓，那時經濟學家也相信全球各個地方的通脹都會失控，但是從八十年代開始，我們在化石燃料或者能源開發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展，而食品也大大增加，人們并沒有饑餓，而且人的平均壽命從七十年代開始實際上是上升了10年，現在的主要問題可能糖尿病或者肥胖，這是因為可能吃的太多、吃的東西不當造成的。

從通脹來講，實際上最大的穩定問題當時是通脹過低而不是過高，還有另外的一些進步標志，我們當時的電話大概只有3億，而現在有10億。從常規來說，不管是對于社會的不公也好，還是環境或者水、糧食還有增長，實際上我們回過頭去看的話，當時的觀點都過于悲觀了。

在七十年代的時候，我們并不是說只是對嚴重性做出了錯誤的預估，我們認為很多東西是不夠的，實際上結果證明很多東西是充足的、有余的。我們為什么要表示樂觀呢？如果我們能夠把這些激勵機制用好的話，我們可以給所有的人帶來巨大的利益。比方說水力壓裂技術，使得我們的能源結構發生了變化，以通脹為目標的話，中國巨大的增長在過去的30年以及美國的《清潔空氣法案》等等，這些措施都反映出了一種創新，但是它不光只是在公司層面的創新，而是摩爾定律的效果。

我們是不是需要保持這種悲觀的情緒呢？比方說我們知道我們不應該讓銀行的債股比達到30%、40%，但是在美國我們很難改編。在中國的話，可能我們很難讓中國的電廠安裝一些空氣凈化的設施，我們也很難管理交通擁堵。在二戰以后，當時的一個觀點就是政府的力量太大了，形成了威脅，但是現在我們的挑戰是政府的力量太弱了，甚至連公路的合理使用都做不到，所以我們需要一種新型的政府，需要一些新的機制，但是它們必須是具有合法性的。

另外是中央銀行，中央銀行也是一個新的機制，這是合法的，今天可能感覺會少一些，這能夠給各個國家帶來巨大的利益。我們在這些機制方面出了一些問題，它們必須要適應現在新的低通脹的環境。為了提升我們在全球機制的質量，我們需要更多的放權，使得下層能夠有更多試驗的機會，比方說讓城市自己來先行先試。像歐洲的央行現在向我們展示了，如果我們自以為是覺得我們什么都知道，到處都采用這樣的治理模式的話，實際上會造成人們的一些怨憤。所以不光是說你要知道做什么，而是你要讓人們相信它的合法性。

最后總結一下，我認為常規的這種思維，通常我們在做預判或者給出藥方的時候，可能是過于悲觀。但是對于我們的藥方又過于的自信，所以我們需要更好的機制來發揮作用，不讓政府陷入癱瘓或者是錯誤的管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