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與全球經濟議程(實錄)

朱光耀：下午好，歡迎大家參加“G20與全球經濟議程”這節會議。我非常高興向大家告知非常強大的嘉賓，我現在來介紹一下各位嘉賓的情況：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先生、土耳其財政部副部長Cavit Dada、德國央行執董會成員Joachim Nagel、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朱民、世界銀行副行長Cyril Muller、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首席經濟學家、G20財金副手Catherine MANN、清華大學蘇世民學者項目主任李稻葵非常感謝！

首先請財政部長樓繼偉先生發表演講。

樓繼偉：

這個題目是“G20與全球經濟議程”，G20實際存在的時間是比較長的，真正起作用是雷曼事件引發了全球經濟危機，G20真正的和全球經濟議程聯系在一起了，使危機促使他發揮了更大的作用，也可以說危機把這個機構喚醒了。 G20在應對危機、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積極地作用，取得了一些成績。可以說當前我們并沒有走出危機，大家所爭論的是U型的復蘇、V型復蘇還是L型復蘇，現在可以看到是L型的復蘇。真正到沒到拐點，或者是很微弱的拐點，我們也不敢做出明確的判斷。

面臨這么復雜的形勢，G20在促進增長和就業、維護國際金融市場穩定方面，仍舊任重而道遠。去年主席國澳大利亞提出了大家共同努力，在五年之內使得全球GDP額外增長兩個百分點，獲得了20國大家的一致贊同。

今年主席國是土耳其，提出了“3個I”（音）的主題。我們是下一任主席，現在三國叫做“三架馬車”，我們對此是表示非常贊賞的。我有一點觀察，G20在維護國際金融市場穩定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天上午習主席也講到了，現在碰到的是一個低的增長，一個低的通脹，一個低的就業，還有一個低的需求。但是同時還存在比較高的泡沫。在開幕式上他講到了。

現在G20到底怎么辦是個大問題。去年提出來額外增長2%，土耳其提出“3個I”，希望5個百分點能在五年之內落實。如果說不能夠僅僅在金融市場穩定方面發揮作用，比如說一些規則類似于利潤轉移、稅金侵蝕和其他規則上做一些推進。比如說習主席上午講的狀況，有真正實質性改善的話，兩個百分點的額外增長有可能落空。

那G20怎么辦？這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既然大家都認識到第一要有需求，習主席上午了是低需求。需求各國是不一樣的，歐美恐怕是傳統是消費過度的，投資是不足的。而中國投資是過度的，消費是不足的。

但是怎么能夠創造這些新的投資、新的消費，這是在需求方面。另外在供給方面，大家都認識到必須進行結構性改革。那么結構性改革很難作為G20的議程，因為每一個國家面臨的結構性改革不太一樣。比如有的國家是要更為開放，更為法制化。比如中國是在推進依法治國，那么大力地清除腐敗。有的國家是過度福利化，勞動力市場缺乏流動性。還有的國家可能中國和大多數國家也都差不多，碰到的問題都差不多。就是老齡化的到來，有一些其他發展中大國人口紅利還存在，我們國家已經進入了拐點。像這類的問題都是特別個性化的，個性化的問題如果不解決是缺乏動力真正保證增長。所以現在到了什么階段呢？一般性的題目，我們討論都差不多了。整體的金融市場的穩定任務、規則大家都在做，但是怎么能夠實質性地創造需求，怎么在供給側進行改革？各國的內在需要是不一樣的。這樣的問題在G20這樣的論壇上，大家找不到共同點，但是又是實質性的問題。

我們很欣賞土耳其講的“3個I”。比如中國，以中美來比較，消費實際上不是增長很慢的，但是一段時間儲蓄率非常高，投資還要起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國投資比較少，他們一直覺得自己應該增加投資，適當提到儲蓄率。提高儲蓄率就會跌，稍微一跌就會擔心。

這個復蘇有點像結構性調整不大的一種復蘇，我們面對的和過去不一樣了，我們面對的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危機爆發的階段，我們采取緊急的措施止住全球經濟的下滑。然后進入了一般規則大家吸收一些教訓，比如說過度杠桿化，金融要控制風險這些措施，大家有共識，已經采取完了。

下個階段是什么？怎么能夠實現額外的兩個百分點的增長？這是G20面對的全球經濟日程重大的問題。我們說中國正在進入新常態，實際上新常態提法不是中國自己提出來的，是IMF提出來的。這個新常態之下G20能夠解決什么問題？當然不是僅僅解決中國的問題，我們自己想辦法解決我們的問題。但是面對全球的新常態，G20怎么辦？我在考慮的中國作為下一任主席國，我想明年怎么辦，只能把題目提出來。

朱光耀：

樓部長給我們出了一個題，希望在中國成為輪值主席的時候，我們希望能夠制定出非常好的宏觀和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能夠很好的出臺。但是G20從2008年美國出現經濟危機之后，有一致性的政策，確實G20發揮了重要作用，今年在土耳其輪值主席的組織下，我希望他們能夠取得成功。正如樓部長說，我們非常贊賞土耳其提出的政策。現在請Cavit Dagdas發言。

Cavit Dagdas：

感謝您。非常感謝您的盛情邀請讓我參加博鰲論壇，這是非常美麗的地方。我要感謝剛才樓部長講到了G20議程的重點，我覺得G20已經證明了一點，那就是對全球經濟的貢獻是良多的，并且都明白現在的政策是什么。政策還包括了標準化等等，這是在雷曼兄弟事件之后，當時主要要解決的是全球的經濟和金融的系統重振的問題。結果是非常令人鼓舞的，我們看到澳洲作為輪值主席國的時候提出了非常具有遠見卓識的目標，就是額外增長2%。問題是怎么實現這一點呢？20國現在也有了自己的結構調整，還有IMF、經合法組織都在同步進行結構性的調整。如果能夠完全做好的話，在2018年的時候全球經濟可能會會比現在的基礎情況提高2.1%的增長，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愿景。

我們土耳其也歡迎這一個目標，我們要怎么做呢？我們現在總體的承諾，就是有不同的支持，包括了經合法組織、IMF的承諾和所許下的承諾。我們也在實時關注他們的過程，我們認為2018年2.1%的增長是可行的。 雷曼兄弟之后，每個人都說投資的差距、投資的鴻溝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們要把這個鴻溝給填平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講的第二點就是投資。經濟設施的投資、私營部門的投資，特別是中小企業的投資。我們主要的議程就是怎么樣能夠去在基礎設施當中有私人的基金，能夠在當中起到作用。

澳洲當輪值主席國的時候，在澳洲會有一個中心，是能夠使得這些項目運作起來的，同時世界銀行也會參與其中。另外一點是包容，在成員國家當中包容意味著什么呢？包容是全球性的議題，要把這一個重點放進來。比如說像國內的基礎設施建設，還要打破國內基礎設施不公平的情況或差距的情況。

另外一點，我們怎么把最不發達的國家融入到W20的議程當中來，要把這一些最不發達的國家融入到全球的經濟當中來，而他們能夠發揮很大的潛力。所以這是我們提出的三個I的政策。在11月我們的峰會上面，希望成果會出現，當時會把輪值主席國交給下一任輪值主席國，希望中國也把這個議程持續執行下去。大家就能夠共同了解對這個問題有一個共識。希望我們2010年對于在中國輪值主席國有很好的發展。

朱光耀：非常感謝您，感謝您給我們一個非常綜合性的情況介紹，就是在土耳其當輪值主席國的時候的G20的議程。我們在基礎設施發展，還有其他的開發問題上面這都是很關鍵的議題。Cavit Dagdas是非常重要的人士，在G20作為一個重要聯系人的角色上面做得非常好，工作非常認真負責，而且也是非常努力。他跟我們進行非常長時間的討論和開會，希望您在博鰲能夠過得快樂，好郝相壽一下博鰲美麗的風景。 樓部長和Cavit Dagdas都介紹了情況，G20的情況可能大家都明白的情況。G20的輪值主席國會在不同的國家之間輪流執行。我們還會有一個歐元區的國家加入，不知道是哪個國家，但是今天非常高興能夠邀請了Joachim Nagel，德國央行的執行董事會成員，我知道德國央行在歐元區是非常獨一無二的銀行。

Joachim Nagel：

非常感謝您，我覺得執行議程對我們國家來講也至關重要，首先跟大家講一下，可能大家沒有想到我會說這一些。但是我跟大家說一說這個情況。首先我想代表德國央行總裁，感謝能夠給我們這次機會到博鰲來，同時也感謝大家對我們德國最近事件的關注跟哀悼，謝謝！

我想跟大家從德國央行的角度講一下G20，以后德國和中國的貿易關系。首先感謝大家盛行邀請我來到美麗的博鰲，這是我第一次來到博鰲。也要感謝樓部長，感謝您給我們介紹了一下G20的情況，以及感謝Cavit Dagdas的介紹。 現在G20是這樣的一個組織，在全球經濟環境當中發揮自己的作用。同時在這樣舉步維艱的情況當中有很多政治、經濟跟社會的不確定性，我同時想講一下中國跟德國友好關系發展得非常好。在財政上面中德高層財經論壇對話在柏林召開，我非常高興能夠參加這次的會議。我們兩國都支持離岸人民幣市場，特別是在德國是在法蘭克福。 我們也非常支持亞投行的工作，我們想成為亞投行創立國之一。更重要的是我們也非常支持G20在全球的角色，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濟合作跟貿易合作的推動者。

我來講三點，第一點是我剛才講到了上個星期在德國柏林中德都承諾，要去執行G20高峰會議的執行議程。在2018年的時候希望能夠實現額外2%的增長。同時支持峰會，而且贊賞G20做的一系列努力，希望能夠有共同的行動跟做法來實現峰會的目標和峰會的議程。希望能夠推動有正面積極的結果。德國會積極地支持中國作為輪值主席國，在2016年的高峰會議。第二，中德都在鼓勵自己的金融機構，在創新上面能夠進一步努力，希望能夠有非常有建設性的都是項目出臺。 第三，中國跟德國都意識到IMF會在一攬子計劃當中做操作。這個是今年的一個做法。我們這一個議程、項目應該繼續反應一個穩定的貨幣體系在全球經濟當中的重要性。我們也要把人民幣放入一攬子計劃當中。 同時IMF提出的項目能夠給我們很好的機會，讓我們了解到把人民幣的作為特別取款權的一部分，人民幣是合格的貨幣。

朱光耀：感謝您的貢獻，感謝您參加今天的討論，也非常贊賞、非常感謝您的努力，促成了中德，而且幫助中德的高層財經對話的順利執行。 問問您對于特別提款權的看法，同時特別希望特別提款權一攬子計劃中的貨幣，我們想要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意見，您是來自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部的，想聽聽您的意見。

現在我們是個開放性的討論，也想聽聽各位的看法。如果對任何嘉賓有問題的話都可以。針對G20的任何問題都可以提，請在提問題之前簡單介紹一下自己。

問：

我是華爾街時報的記者。我想提一個問題，就是特別提款權的問題，人民幣會成為其中的一個貨幣。在您看來，對于中國來講可能性有多大呢？ 第二，在IMF作為第二大的決策，就是有一票否決權的，您覺得美國在這個上面的立場是怎么樣的？怎么看待人民幣作為一個貨幣加入特別提款權？

朱民：

實際上我們都有幾頂帽子了，有好幾個身份。剛才德國的嘉賓講了德國的立場，大家可以理解基金正在重新審視SDR一攬子貨幣的問題。我們作為一個機構關鍵的，也就是必須反映全球經濟的格局。因為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貨幣可以說在貿易活動中，還有在資本市場資本流動中的地位在不斷上升。所以來重新審視人民幣的情況，而且來探討比如說對特別提款權進行重新審視的話，必須要考慮到人民幣這種新的情況和地位。

顯而易見的是，人民幣可以說在貿易中非常具有影響力的活動，中國是世界上非常大的貿易大國。在自由使用方面，在金融部門人民幣相當程度上是廣泛使用，但是還有很大的限制，我們知道這一點。

幾周以前，中國高層發展論壇上周小川行業一直講到中國加大資本項目改革，這樣的話實現人民幣的自由可兌換，這是大家歡迎的一種舉措。也就是說他們中國當局竭盡全力使人民幣成為世界貨幣，我們正在重新審視這樣的工作。 但是現在在計算或技術分析的階段，所以還是要等一等，就是要了解一些基本的情況。

問：

我也想講講G20的問題，有一個問題就其本身考慮到G20在過去幾年影響有利所下降，你覺得我們需要更加小的、更加整合的G20嗎？比如說新的G7和G8的版本，而且還有一個技術問題。為了加強G20的執行力，是否你覺得我們需要一個秘書處？我不知道嘉賓是否回答或者評論一下我的問題？

朱民：

我第一個問題不同意你的觀點，因為G20創新的問題是遠離G7轉向G20，可以反映更大經濟的轉軌。還有在治理方面的轉變，沒有必要走回頭路，重新回到G7或G8。搞一個新的版本，我不知道新的版本是什么意思。但是我覺得二十國峰會是很大的創新性的改革，適當地反應了變化的狀況，所以我覺得應該保留。三方機制輪值，土耳其中國都是輪流擔任主席，我覺得這樣三方的架構不錯，而且證明是有效的。我們必須在過度期，在做輪值主席的時候做到一致性。

朱光耀：講到G20的秘書處問題已經講了很久了，但是沒有得出結論。土耳其主席之前也沒有得出結論。G20、G4、G7這方面討論了很多，但是沒有得出什么結論。但是經驗告訴我們，我覺得G20最好。為什么呢？因為包括了主要的發達經濟體，同時也包括世界上主要的發展中國家。從二戰以來，世界經濟有了很大的變化。但是從治理的管理角度來說是在不斷變化和改革，所以我們現有的體制世行、貨幣基金會、OECD，大家都在努力，也就是說跟發展中國家合作來打造現有的機制。當然，我們需要改革、改進，但并不是摒棄現有的架構。也就是說我們對現有的全球財政體系進行改革，而不是說是摒棄。這樣的話，我覺得是符合G20國家的最佳利益。 我們有些分歧，但是必須團結，必須一起努力。我們我們通過努力可以獲得滿意的結果。

問：

新興市場在G7沒有得到很好的代表，有這樣的說法。現在20國峰會可以達成WTO一致，大家覺得歐盟作為一個實體，作為一個單位來參加。讓中國或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出聲音，這樣的想法是否可行？

Joachim Nagel：我是一個銀行官員，不是一個政客，但是在政客方面我也有一些經驗。我覺得這樣做政治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借這個機會來回答第一個跟這個問題有關的問題，我覺得20國峰會是很好的結構。因為有兩個重要的國家，他們在引領20國，也就是土耳其和中國擔任輪值主席。我覺得他們可以提出重要的話題，所以我對此是充滿了希望。

樓繼偉：

第一我很同意德意志銀行的看法。第二，問我的問題朱光耀副部長已經回答了，我沒有什么多說的。

Catherine MANN：

剛才說20國峰會，好像并沒有做什么事情。實際上20國峰會在全球的問題，比如說稅金減弱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首先提出了這方面的項目。而且繼續是這個項目的大力推動者，這個項目已經跨越了20國峰會的范疇，其他的發達國家不屬于G20國家，也包括那些低收入的國家，也都參與進來了。 可以說G20一方面包括高收入的國家，一方面包括低收入的發展中經濟體。也就是說成為一個關鍵的問題、一個功能討論的平臺。比如說經濟增長和財政穩定。還有第三個，G20非常積極的平臺，也就是跟各國進行合作，對內部政策改革過程進行評估，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也就是說由成員牽頭的，搞一個國家政策路線圖的評估工作。在圣彼得堡也繼續了這樣的工作。土耳其更進了一步，實施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在G20的過程中，因為每個國家都是自愿加入的機構，提出了自己增長的戰略，也就是說非常自愿地制訂了一些他們認為最重要的，能夠幫助他們國家前進的一些政策，也就是說自愿的參與。而且這又是一個同業評審、評估的平臺，這一點非常重要，可以幫助相關的國家能夠進行適當的政策改革。G20包括高收入，也包括低收入國家，正是這樣的群體，所以能夠造福于兩類這樣的國家，實現對每一個國家非常重要的政策評估過程，而且是自愿這樣做的。我覺得這是G20扮演的重要的角色。

問：

我來自旅行箱包行業。G20有沒有能力進行會員國家的話題討論，就是關于會員成員國周邊之間，如果說產生階段性的政治邊界磨擦的話，不會影響到成員國之間經濟貿易的往來。因為常常有的時候就周邊國家發生政治沖突以后，就是說可能是一種自發就會有一些被干擾，但是事后哪怕道歉了。

朱光耀：

現在G20是純粹的經濟論壇，在未來討論什么東西的話，這是由成員國來決定。我可以告訴你，就現在來說G20是一個經濟和財政的論壇。

問：

我們是智囊機構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大家可能知道有很多這樣的智囊機構。請問樓部長和朱民博士，您覺得對G20來說，智囊機構可以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Cavit Dagdas：

這些智囊對我們平臺非常重要，通過這樣的平臺可以聽到來自企業的反饋意見，比如對經濟、對勞工的觀點。G20不光是聽政府的聲音，同時也要聽來自于企業的觀點。比如說今年我們的議程，當時關注的就是中小企業。中小企業，我們想成立中小企業的論壇，聽聽來子中小企業觀點的意見，他們怎么看待二十國集團。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讓20國集團聽到不同方方面面的聲音，比如來自于私營企業、私營部門。比如說你可能是這個行業或另一個行業，這些方法都是很好的機制，能夠讓我們了解到我們自己的二十國的這一些議程，大家到底怎么看，別人怎么看，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非常有益的平臺。

朱民：

我覺得你問得很好，二十國集團現在是非常大的內容組合，比如說有B20、T20，T20是我們一個智囊組織。我們還有S20恩，S20是一個社交媒體的組織。還有Y20，這是年輕人的組織。還有L20。所以有各種各樣的內涵，都關注了實質性的議題。我覺得這都反映了一個需求，就是把各方面的想法和方法都聽進來去解決問題，因為G20集團現在對維持全球的經濟穩定來講是很重要的機制。我說，我們要了解別人到底怎么想，什么事情是他們認為很重要的。我覺得我們可以繼續去保持架構，比如說把B、L、Y20內容。

Cyril Muller：

我覺得您的問題，就是我們有這么多的內涵，還有外延，我覺得很重要。我們為什么有這么多的組織呢？他們花了很多的力氣跟G20集團交流、打交道，為什么這么做？這恰恰證明了G20集團的重要性。我們想一想在G20集團當中，有一個單一、單個的平臺，讓我們進行確確實實的討論，有實際性的討論。同時G20國的成員國也在切實地做事情，想要對全球的經濟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20個集團事實上在金融危機之后和在國家當中都表現得更加有效了。像這樣的專家在討論的時候可以看一下這一代的20國集團，有廣泛的議程，我們是不是能夠真正做點什么去預防未來的相關危機？我覺得還是有這個潛力的。因為我深信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和不同的方方面面的組織，他們事實上是能夠給我們一些很好的意見，所以我們有很多的渠道，比如有通過政府的，有非官方和非政府的渠道。

李稻葵：

我是唯一沒有任何官方頭銜的，所以我覺得可以跟大家講得更輕松一點。我聽了那么多的問題，有一個點是不是大家覺得20國集團的強勁勢頭沒有那么強了，我覺得現在要面對現實，現在的事實跟以前不一樣了，特別是經過金融危機以后的情況。 我們應該想些什么？我們應該有怎么樣的創新？G20國集團能夠做些什么？在兩年有土耳其和中國做輪值主席國，這是兩個新興崛起的經濟體。有人這樣進我說，事實上20個集團可以包含所有的非政府組織。為什么要這樣呢？因為我們已經有博鰲亞洲論壇了，這就是非官方的組織，我們已經有了很多這樣的組織。 其實我們可以做些什么？這些是能夠實實在在的東西。我們能夠做，而且讓普通老百姓了解我們講什么、做什么。用很簡單的語言講出來，大家都知道。 第二點，我建議我們可以在達成一致的原則上面來做些什么，比如中國、美國、歐洲國家同意了某點東西，可能三個國家同意了就可以去宣布，也許其他的國家并沒有達成共識，但是這三個國家就可以去宣布這個內容了。 另外一點是創新，我們可以把一些討論延長，其他的討論可以縮短。比如現在講到現在是互聯網時代，這些內容就可以加強。

朱光耀：

讓我們有請樓部長。事實上剛才李教授從學術的角度講了，我們來請樓部長。

樓繼偉：我剛才說過，G20早就存在，是雷曼兄弟事件把它喚醒了。開始的時候，基本上是財長和央行行長的會，由財長會向峰會報告。然后在峰會上做出大家一致的意見，是這么演化出來的。 現在大家已經說到了有L20、B20等等，有很多了。明年中國將作為主席國了，我數了一下，在中國，或者中國前頭的20的會議有一百多個。這一百多個，差不多十個左右是財長和央行行長的會議或副手會議。其他百十個會議還要向財長會議做匯報，我剛才說過向峰會做匯報。我想到這個事情，頭都大了。 中國有句話是集思廣益，各方面都有很多很好的意見。我們應該吸收各方面的意見，但如果這個出口有很多的會議，最后出口到財政部長這里，大家開會向峰會、向領導人報告，我們覺得恐怕很難操作。還有一種做法，就是這些一個一個的20向領導人報告，領導也聽不過來。 還有個做法是不是能夠簡化一點，有這么多20，我們能夠聽到足夠多的意見就可以。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機構都是越做越大，然后做加法是容易的，做減法很難。我倒不是什么學者，也不是當部長。就是說明年輪到我們當輪值主席了，很發愁，這是這么個看法。

問：

我來自于財政部，G20國集團在過去的時間里面，在促成財政和貨幣政策方面都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現在世界經濟正在復蘇當中，但是復蘇步履緩慢。現在我們有這么多專家，可是我們現在并沒有看到來自世貿組織的代表，雖然有IMF和世界銀行的代表。但是WTO并沒有代表。 在您的角度來說，您覺得20國集團在促進全球貿易發展上面能做些什么？特別是在現在的時間點，貿易的增長是遠遠低于經濟增長的。

Catherine MANN：

我覺得您說的挺對，貿易增長是比經濟增長更加慢，而且全球的增長總體來講都是很緩慢的。不但是要包含富裕國家，同時也要包含新興市場。在20個集團吸收能夠有更多的國家成為我們的合作伙伴。 二十國集團能做些什么呢？在貿易方面能做些什么呢？有幾個層面的問題。第一個，我們要意識到一點，即便是在我們國內的計劃當然，很多國家都把二十國集團的進程吸納進來了，從澳洲、土耳其做輪值主席國的時候都看到了這一點。 而且大家都希望能夠消除貿易壁壘，這是我們國內發展戰略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 另外就是評估和實施過程，在土耳其做輪值主席國的時候就把這一點放進去了，我們看到這個動力就是貿易自由化、降低貿易壁壘。即便在各國國內的經濟增長方案當中，已經看到了這些內容，這也是二十國集團的重要議程之一。 那么還能做些什么呢？我們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服務的重要性，服務是全球價值鏈很重要的一部分，有兩方面。第一是要意識到服務可以是數據服務、交通服務、金融服務，這些都是重要的組成方面，是我們推動經濟貿易發展的重要組成方面。 這在貿易服務方面的內容，我們應該包含得更加多。而且服務本身就是一種貿易，我們也可以來推進。所以我們在把服務這一點放在國內增長發展方案當中，我們覺得是能夠有溢出效應的，就是能夠促進全球貿易的發展，跨國的貿易、跨境的貿易，這一點都是可以去強調的，這是在二十國集團進程的議程當中是非常強調的一點。

朱民：

我非常感謝您提的問題，我覺得這是真真實實的問題。全球貿易現在是有很大的結構性調整，很有意思。在2007年、2008年的危機以后，一直是這樣。就是全球的貿易增長平均值都是低于全球經濟增長的，在過去的14年當中都是這樣。 在14年以前可能貿易的增長是兩到三倍，甚至是四倍，是全球經濟增長的倍數。可是這是一個影響全球的情況，所以是很大的問題。為什么呢？我們能做些什么呢？ 我覺得您講得很好，在三十年強勁的貿易增長只求，現在貿易已經變化了很多，跨界貿易占到了10%了。可以想象一下利潤。還有因為技術的推動，經濟規模對貿易或者對制造業的全球化不是一個問題，而且對貿易規則也將產生影響，也就是貿易變得權力下放、更加分散，所有這些都影響到貿易。 但是我們看到在服務行業出現了新的東西，也就是服務貿易有了很大的增長。但是有一個問題，我們沒有好的措施，沒有一個好的服務貿易的措施。但是很多服務貿易跟商品貿易有關，比如說iPhone的制造業其實不大，但是很大一部分賣出、銷售屬于服務貿易的范疇之內。所以怎么樣來理解服務貿易，也就是說在服務基礎上進行服務貿易的全球合作非常重要，我覺得G20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因為我們現在講的全球經濟議程，貿易的問題我覺得也應該包括在里面。

Cavit Dagdas：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也就是說在雷曼兄弟之前貿易增長的2%、2.5%，要找到問題所在是結構的變化。或者是雷曼兄弟倒逼帶來的后遺癥，隨著時間的過去是否可以恢復呢？經濟在恢復，但是貿易并沒有回到危機前的水平。IMF、OECD，還有世貿組織，我要看一下是否是結構問題，是否因為雙邊的安排影響了貿易的增長，或者是因為保護主義產生了影響。但是我們現在不知道，如果這方面搞一個技術報告，要在峰會上看看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政策來刺激貿易的增長。

朱光耀：

我覺得這是有關政策方面很好的交流。

李稻葵：

我覺得要摒棄一些傳統做法，不光是央行會議、財長會議，G20應該搞一個貿易會議，我覺得應該可以。領導人花了很多時間來講貿易，一個可能是開會需要很多時間，要了解情況。朱民：剛才講土耳其財長，這就需要一種結構的變化，這是一個機制問題。比如WTO多邊或雙邊在起作用，所以需要做很多的準備工作。這樣使財長和貿易部長都來開會，最好把勞動部長和外長也都放在一起。因為設計了非常復雜的問題。

問：

中國的資本賬戶開放的問題，現在有很多的爭論認為如果中國資本賬戶因為SDR有點倉促盡快開放以后，會不會對中國的經濟有不好的影響？

李稻葵：

中國將逐漸推進資本項目的開放，同時還有點非常重要，即使中國的資本項目已經完全開放。比如說搞這樣一個機制，兩周之內如果兩百億美元消失了，也就是儲備率消失的話，有一個防火的措施或程序，央行可以中止人民幣兌換成美元的做法。也就是說像股市一樣有剎車的機制，也就是說我們宣布的時候，如果出現大規模的資本外流的話，可以通過這樣的機制來解決。

Joachim Nagel：

我覺得資本項目的開放，好像并不是說匆匆忙忙的。因為我的經驗是這樣的，我覺得這是一種平衡管理的過程，也就是一開始的時候做一些試點，再慢慢推廣。要看一下歷史的情況，比如說七十年代布萊頓森林體制的崩潰，那時候帶來了很大的波動性。我的理解是到現在為止，我覺得中國采取了非常好的方式來逐漸開放。

朱民：

中國的資本項目開放，對中國、對全世界都是重大的問題。二十年、十五年以前中國制造業和全球的供應鏈聯系程度不到20%，也就是說實體經濟程度開放有限。現在中國差不多50%的產品跟全球供應鏈有關聯了，中國可以說已經成為世界上最開放的經濟體之一，因為中國占到全球貿易10%，中國幾千億的外國直接投資，而且每年有幾千億的資本留出中國。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自由化的市場之一。 但是經濟開放了，金融部門沒有開放，這樣就帶來了一種不平衡的情況。所以有一點非常重要，也就是說實體經濟和金融體制應該保持一致。中央銀行宣布資本項目開放的時候，我覺得這是屬于非常重要的戰略性的改革。因為資本項目已經有一些開發了，也就是說只有剩下的9項沒有開放了。比如居民資本流出還有一些限制。中國一直采取部分的限制，這一點很贊同。 第三點，我們開放資本項目的時候需要謹慎，但是我們根據經驗發現資本項目開放的時候，有些資本的流動性，如果沒有很好的貨幣政策，如果沒有合適的交割體系、支付體系，如果說沒有一個資金流出監管體系的話就會出現風險。某種程度上來說，當你開放資本市場的時候，你必須要有一種機制的建設，在貨幣政策的框架還有金融的基礎設施建設都非常重要。而且我相信中國政府正是朝著資本項目開放的前提。

問：

我是新華社記者。請問土耳其的財長，下一個G20峰會有什么樣的預期？Cavit Dagdas：我們部長2月份批準了一些優先工作，G20工作組也有一些計劃，所以第一個問題是峰會之前有一個內部的報告，就是怎么樣來進行結構改革，制訂這樣的議程。從投資角度來說也會有一個計劃，我們還有一個對于金融架構的影響分析，這個工作也會做。 還有IMF的配額報告，這是一個棘手的問題。還有國際稅收要做這個工作，也是OECD項目方面影響分析，這些工作都要做，這就是我們工作日程的安排，所以有一些需要實施，有一些進行分析。比如說金融改革帶來的不利的影響，比如說減少匯款的成本，但是這可能會受到金融改革不利的影響。就這類問題搞一些政策反應的或行動計劃，來根據報告的結果。我們跟中國朋友一起合作，來看一下制訂日程，我們也獲得一些反饋的意見。比如說怎么樣進行基礎設施的投資，怎么樣加強基礎設施投資的金融工具，輪值的時候有這樣一些預期。

朱光耀：

好好學習一下三大金融機構，可以學到很多東西。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好。

朱民：

有關全球經濟議程的問題，G20過去的情況都講了三大支柱，一個是促進包容性、可持續增長，因為經濟放緩。第二個問題是保持經濟的穩定。第三個是全球的治理改革。 現在我們看這三個主要的支柱，增長還是非常慢的，而且強勁不足。在促進就業以及基礎設施投資上面，還是有很多的問題。所以要有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強勁增長，仍然是我們的議題之一。土耳其講到了實現2%的實行的問題，對于2016年中國當輪值主席國的時候，我覺得這也是主要關注的題。 第二點，在過去的兩屆輪值主席國期間，這個議程比如說像巴塞爾2，還有特別提款權的問題，大家都會覺得我們某些方面在機構上面、在系統上面是得到的一些改善，金融行業在過去的兩年當中不錯，增長得還不錯。全球的金融資產事實上是比2007年增長了2%，在其他的新興經濟體當中，這一個增長是達到了30%，這是比2007年增長30%。我們現在看到很多的銀行，還有很多影子銀行的問題，風險就大。 第二，市場的流動性仍然不足。 所以第三個金融穩定性問題就做成了，所以現在文弛金融穩定性就成為了中國作為輪執國主席的議題。第四，IMF的改革。全球不同機構的合作。 這三個主要方面仍然是中國作為輪值國主席很大的議題，現在很大的挑戰是什么呢？比如說從包容性來講，就是新興市場能不能容進來，能不能讓他們參與新的議程？這是我們的預期，也是一個挑戰。

Cyril Muller：

作為二十國集團來講有一些沒有融入系統的最不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還有新興國家，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大膽的做法。我期盼我們二十國集團能不能作為一個全球的領導者的組織角色。 還有結構調整、結構改革，二十國集團的領導層面的關注工作主要是保持經濟穩定性、打擊金融危機。可是我們的工作內容，實際上是更加多種多樣的，在很多的國家當中，不同的國家在執行起來層面不一樣、做法力度也不一樣。我覺得這一方面二十國集團是能夠更加改進的，在臺面上提出我們的方法，就好像貿易談判一樣，而不像以前的宏觀經濟或微觀經濟的討論。 還有一點，實體經濟越來越高的呼聲，大家都希望這些領導者每一年都能夠達成某一些目標，當然這也是很大的壓力了。我參加過很多會議，在布里斯班會議的時候就說要去開G20國會議，然后還跟土耳其朋友聊到，這兩個輪值主席國之間的空檔非常短。 我剛才講到一點是結構調整、結構改革，從我個人的經驗來看，如果沒有二十國集團，2008年沒有二十國集團的話，還是會發明某一個集團的。所以我們要很小心，我們要意識到一點，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很好的工具，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工具。

Catherine MANN：

總結來說，我想講幾點。大家怎么認為中國當輪值主席國有怎樣的議程、創新，講到創新要促進投資。土耳其在做輪值主席國的時候已經講到這一點了我還要去提高能力，每一個國家、全球經濟要增長得快，這個經濟能力要提高，能夠使得人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提高。 那我們怎么做呢？我們應該有更多的創新、更多的投資。我們怎么樣把它好好地分配？因為現在在更多國家當中有各種各樣的投資，量很大。比如說這兒有個橋，那兒有其他東西。有的東西并不是那么好地分配起來了，所以我們要想到，也許在我們做的這些事情，很多事情是可以有其他的機構、公司更加好地來操作的。這些是我們的實體經濟應該應對、應該回答的問題，而且要怎么做、怎么保證創新投資是在踏踏實實落實的，在一個沃土上面成長起來的。 比如你可以建立新的公司，舊的公司可能會被打敗了。有的地方一些工人可以進行調整，有恰當的技能技巧，這就是我們在制訂政策的時候要注意的一些環境，我們的一些創新、一些變化是好的。而且是以經濟能夠好的適應、反應的方法來操作，這是一個成長的通道。 我覺得這是我們要考慮的問題，我們怎么做。就像前面講到了，那就是政策、結構政策。結構政策比如說像促進勞動力市場環境，適應變化，而且幫助貿易環境來適應變化等等。 其他兩個政策包括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如果有改革、有變化，這個做法是好的，那么回應應該是很熱烈的。我們有政策有需求，這兩方面是彼此相輔相成的。我相信20國集團應該在這方面來做些工作。

朱光耀：

今天的討論結束，我相信今天的討論是很開放、很開誠布公地回答了很多老問題，也提出了新問題。我們涵蓋了很多的內容，包括了二十國集團的架構、模式，以及中國而土耳其在做輪值主席國的時候做了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有哪些可能性。把輪值主席國的位置從土耳其交給中國以后，我們有怎樣的期待。 還有剛才講到了特別提款權，還有在未來怎樣去改善全球的金融架構，以及環境上面能夠做些什么。我覺得我們的討論是熱烈的，再次感謝我們的專家，謝謝各位的參與和聆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