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繼偉：當前我們并沒有走出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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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28日的“G20與全球經濟議程”分論壇上表示，雖然G20在應對危機、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積極地作用，但“可以說當前我們并沒有走出危機”。

至于復蘇拐點是否到來，他表示，大家所爭論的是U型的復蘇、V型復蘇還是L型復蘇，現在可以看到是L型的復蘇。真正到沒到拐點，或者是很微弱的拐點，我們也不敢做出明確的判斷。

以下發言實錄：

樓繼偉：這個題目是“G20與全球經濟議程”，G20實際存在的時間是比較長的，真正起作用是雷曼事件引發了全球經濟危機，G20真正的和全球經濟議程聯系在一起了，使危機促使他發揮了更大的作用，也可以說危機把這個機構喚醒了。 G20在應對危機、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積極地作用，取得了一些成績。可以說當前我們并沒有走出危機，大家所爭論的是U型的復蘇、V型復蘇還是L型復蘇，現在可以看到是L型的復蘇。真正到沒到拐點，或者是很微弱的拐點，我們也不敢做出明確的判斷。

面臨這么復雜的形勢，G20在促進增長和就業、維護國際金融市場穩定方面，仍舊任重而道遠。去年主席國澳大利亞提出了大家共同努力，在五年之內使得全球GDP額外增長兩個百分點，獲得了20國大家的一致贊同。 今年主席國是土耳其，提出了“3個I”（音）的主題。我們是下一任主席，現在三國叫做“三架馬車”，我們對此是表示非常贊賞的。 我有一點觀察，G20在維護國際金融市場穩定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天上午習主席也講到了，現在碰到的是一個低的增長，一個低的通脹，一個低的就業，還有一個低的需求。但是同時還存在比較高的泡沫。在開幕式上他講到了。

現在G20到底怎么辦是個大問題。去年提出來額外增長2%，土耳其提出“3個I”，希望5個百分點能在五年之內落實。如果說不能夠僅僅在金融市場穩定方面發揮作用，比如說一些規則類似于利潤轉移、稅金侵蝕和其他規則上做一些推進。比如說習主席上午講的狀況，有真正實質性改善的話，兩個百分點的額外增長有可能落空。那G20怎么辦？這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既然大家都認識到第一要有需求，習主席上午講了是低需求。需求各國是不一樣的，歐美恐怕傳統是消費過度的，投資是不足的。而中國投資是過度的，消費是不足的。

但是怎么能夠創造這些新的投資、新的消費，這是在需求方面。 另外在供給方面，大家都認識到必須進行結構性改革。那么結構性改革很難作為G20的議程，因為每一個國家面臨的結構性改革不太一樣。比如有的國家是要更為開放，更為法制化。比如中國是在推進依法治國，那么大力地清除腐敗。有的國家是過度福利化，勞動力市場缺乏流動性。可能中國和大多數國家也都差不多，碰到的問題都差不多。就是老齡化的到來，有一些其他發展中大國人口紅利還存在，我們國家已經進入了拐點。像這類的問題都是特別個性化的，個性化的問題如果不解決是缺乏動力真正保證增長。所以現在到了什么階段呢？一般性的題目，我們討論都差不多了。整體的金融市場的穩定任務、規則大家都在做，但是怎么能夠實質性地創造需求，怎么在供給側進行改革？各國的內在需要是不一樣的。 這樣的問題在G20這樣的論壇上，大家找不到共同點，但是又是實質性的問題。我們很欣賞土耳其講的“3個I”。 比如中國，以中美來比較，消費實際上不是增長很慢的，但是一段時間儲蓄率非常高，投資還要起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國投資比較少，他們一直覺得自己應該增加投資，適當提到儲蓄率。提高儲蓄率就會跌，稍微一跌就會擔心。

這個復蘇有點像結構性調整不大的一種復蘇。我們面對的和過去不一樣了，我們面對的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危機爆發的階段，我們采取緊急的措施止住全球經濟的下滑。然后進入了一般規則大家吸收一些教訓，比如說過度杠桿化，金融要控制風險這些措施，大家有共識，已經采取完了。 下個階段是什么？怎么能夠實現額外的兩個百分點的增長？這是G20面對的全球經濟日程重大的問題。我們說中國正在進入新常態，實際上新常態提法不是中國自己提出來的，是IMF提出來的。這個新常態之下G20能夠解決什么問題？當然不是僅僅解決中國的問題，我們自己想辦法解決我們的問題。但是面對全球的新常態，G20怎么辦？我在考慮的中國作為下一任主席國，我想明年怎么辦，只能把題目提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