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解密亞投行(三)：英國加入 真的是與美國反目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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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衛視5月30日《世紀大講堂》，以下為文字實錄：

解說：近日，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對《亞投行章程》達成一致，亞投行離投資運營又近了一步，如何看待亞投行開局成功的原因，亞投行需要哪些創新，對中國還有哪些啟示？《世紀大講堂》系列節目，“解密亞投行”為您解讀《亞投行的博弈》。

田桐：學術前沿，思想對話，歡迎走進《世紀大講堂》系列節目“解密亞投行”。伴隨著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名單出爐，亞投行的籌建也邁入了更為關鍵的階段，有關章程制定，亞投行決策機制，股份分配等問題都將討論產生，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每天在博弈，而這種情況，恐怕要持續到章程簽署，盡管未來亞投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起碼目前，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亞投行為什么能夠成功地獲得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亞投行博弈對中國有哪些啟示？有關這些問題，我們系列節目的第三集，有幸請到的嘉賓是經濟學家，國務院參事博士，來為我們解讀《亞投行的博弈》。

解說：湯敏，經濟學家，國務院參事，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副理事長，中國經濟50人論壇專家成員，北京市、廣州市政府金融顧問團顧問，曾任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部務委員會副主席，作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經濟學家之一，湯敏博士一直致力于“經濟、教育、扶貧”三大領域的工作，在經濟領域，他專注宏觀經濟，部門經濟，金融改革，經濟發展戰略和國際金融業務等方向的研究。

田桐：湯博士，最近我們提到亞投行，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非常非常火的詞，那么無論是國內外的專家，都紛紛發聲覺得，現在的亞投行的出現是應運而生的事情，您怎么樣看待？

湯敏：我非常同意，你要從需求來看，亞洲現在非常需要基礎設施的投資，從供給來看，就是很多的國家，這么多國家，這么熱情地參與，包括一些境外的國家參與，說明它們對亞投行非常看好，這就有市場機會，有商業機會，同時也有一個整個促進區域經濟增長，甚至全球（經濟）增長的機會，所以這個事情就做起來了，特別是中國，愿意在里頭挑頭，愿意在這里頭承擔一定的責任，所以這個亞投行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一個新的一種機制。

田桐：那我們看到實際上在西方七國集團當中，英國它是率先地不顧美國的反對，來進入到我們的亞投行的行列當中的，那我們可不可以從中嗅到一點點氣息，是現在意味著英國和美國它們之間會有裂縫了嗎？

湯敏：我覺得這一件事不能這么說，一個就是說，就包括美國自己本身，我們就看到很多的報道，美國自己本身也有不同的意見，英國當然也有不同的意見，另外一個呢，英國、美國獨立的國家，英國它有它的利益訴求，美國有它的利益訴求，英國從它獨立判斷認為，這個事對他們好，所以他們參加了，我覺得對于英國參加，可能不必過多地解讀，而且是不是因為英美兩個國家就產生了分裂，我覺得這個解釋可能有點過分。

田桐：那我們如果拋開英國不說的話，美國和日本，您能不能給我們分析一下，因為它們兩個到現在一直是，堅決不加入到亞投行行列當中的，我們怎么樣看待日本在這其中的一個位置

湯敏：對。日本呢，其實我們看報道，日本國內也有兩種聲音，很多很多，包括自民黨的很高騰的官員，都認為日本應該加入亞投行，但日本現在處于一個非常尷尬的一個地位，一個就是現在的日本政府跟中國的關系，因為釣魚島和其他一些問題上，包括參拜靖國神社等等問題上，日本一直堅持它的立場，那么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關于亞投行的日本不參與主要不完全是經濟的考慮，更多是政治的考慮，而且我覺得在未來，也不一定說日本永遠不參加，可能到某個時候，包括美國也可能要參加。

田桐：那您覺得日本如果會參加的話，這個時間長度，跨度，會在多遠之后。

湯敏：這個就跟很多的日本本身國內的政治的，包括它的政黨的內部博弈的一個過程（有關），第二個當然也跟亞投行本身后來運作也都很有關系，所以現在很難。

田桐：所以這是一個綜合的判斷。

湯敏：給出一個準確的時間，對。

田桐：那我們就現在來看，亞投行的發展，包括它的開端都是很不錯的，包括現在已經進入到了一個實質性的推進的階段了，我們如果暢想亞投行，發展非常順利的話，它會對世界的經濟結構造成怎么樣的影響？

湯敏：我想首先是對區域經濟造成影響，因為亞投行的投資主要是在亞洲，而且只是針對基礎設施，這個領域進行投資，因此它對整個亞洲區域的影響，會比世界經濟影響更大一些，那么對世界經濟影響，當然它，亞洲好了，那么當然世界會擴大它的市場，另外在基礎設施投資過程，亞洲國家快速發展過程（中）也會產生很多商業機會。

另外一個呢，亞投行是一個比較新的機制，如果亞投行在國際金融機構的改革里頭，應該在目前的國際金融機構里，起到一種推動作用的話，那么也可能人們會對未來的地區性的金融機構，甚至全球性的金融機構，未來怎么改革，可能會產生一些好的作用，所以現在我們還看清楚亞投行的影響到底有多大，因為我們離得太近了，所以可能過10年、20年以后，才看出來亞投行是一個在戰略上，是非常有異議的一件事件。

田桐：好，馬上我們有請湯敏博士，給我們帶來他今天的演講，他演講的題目是《亞投行的博弈》有請。

解說：亞投行是中國發起的第一個新的國際金融機構，那么亞投行成功獲得國際社會支持的關鍵是什么，亞投行對國際金融秩序改革，有哪些意義，如何看待亞洲地區快速發展，對亞投行的訴求，《世紀大講堂》《亞投行的博弈》正在播出。

湯敏：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成立，開創了由中國發起，由中國主導推動的第一個多邊的國際金融機構，那么從這一點應該來說，是亞洲的一個勝利，也是中國的一個勝利，當然，圍繞亞投行的創建過程，也是有著很多的博弈，根據今年早期的報道，好像當時認為所有的發達國家，幾乎都不會申請進入亞投行，而從今年3月開始，由英國率先開始申請加入亞投行，而后像德國、像法國、像意大利等等這些大國都紛紛地申請了加入亞投行，到目前為止已經有57個國家，申請成為亞投行的創始成員國。

從這個國家的數目來看，遠遠超過了我們當時的預期，我在亞洲開發銀行工作了17年，1989年，當中國加入亞行兩年以后，我就成為了亞洲開發銀行的職員，那么那時候，從我們自己，到中國政府的有關部門，對這些國際金融組織還是一個學習、掌握、消化的過程。

20年過去了，沒想到，中國今天，能夠主導來成立這么一個國際金融組織，作為我來說非常感慨，那么這說明，一個是整個的世界金融、經濟的變化，另外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成績。

那么亞投行，它為什么能成功，亞投行成功地創建了以后，未來它的運作過程中，還有哪些挑戰？而又怎么去應對？最后，亞投行給了我們中國什么樣的啟示？今天我想就這三個問題，跟大家一起來探索，來探討。

第一個問題，亞投行為什么能成功？根據中國的傳統文化，認為一個事情能夠成功，一般要有三大因素，第一個因素就是天時，第二個地利，第三個人和，從天時來看，現在的國際金融秩序，世界金融的結構，正需要一次大的手術，一次大的變革。

目前的這個國際金融秩序是70年前，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前夕，在美國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上，確定下來的，當時全世界的政府，都派官員到美國去參加討論，未來國際金融，國際經濟的結構應該是什么？當時像英國派了非常著名的經濟學家凱恩斯，拿出了他的一整套方案，中國當時的孔祥熙也帶了一個龐大的代表團，當時的中國政府，也拿出了一套方案，但結果在這個會議上，還是美國財大氣粗，最后采取了美國這套方案，一個把美元作為一個國際貨幣，國際儲備貨幣，美元跟黃金掛鉤，然后其他的各國的貨幣的利率跟美元掛鉤，第二個，成立了三個非常重要的國際組織，一個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個世界銀行，第三個是國際貿易組織，這三大組織，而后的70年里頭，對穩定，推動世界經濟增長，起了非常好的作用，應該說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到今天這一些過去70年前，當時的世界經濟的結構，產生的這樣的國際經濟秩序的一些安排現在已經看出有很多的弊病，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大家看出來，現在美元“一幣獨大”，而美國的貨幣政策，它又是以它本國的利益，為它主要出發點來推動的，這時候它就會跟世界經濟作為一個國際儲備貨幣，發生很大的沖突。

第二，像剛才我們說的這幾個國際組織，它是主要由美國引導，美國主持，甚至美國在這些國際組織里，都有一票否決權，這樣的一個安排，也暴露出了很多的弊病，因此國際組織，國際金融，包括國際機構，需要一些革新，需要一些改革，那么我們亞投行也應運而生。

解說：從天時來說，1944年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上，確定下來的國際金融秩序，在今天出現了很多弊病，一是把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造成美元“一幣獨大”，二是催生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這三大組織雖然對穩定、推動世界經濟增長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但是主要由美國主導，也暴露出了一些弊端。

湯敏：從地利的角度來看，亞洲正處于快速發展的階段，而在快速發展階段的最大的瓶頸，就是基礎設施，亞洲開發銀行，曾經做了一個預測五世，從2010年到2020年，亞洲國家的基礎設施，要達到世界的平均水平，并不需要太高，只要達到世界平均水平，那就需要8萬億美元的投資，每年就是8千億美元，需求非常大，而各國拿不出這么多錢來，有趣的是，亞洲其實不缺錢，到去年年底，亞洲的整個外匯儲備，亞洲國家外匯儲備有7.3萬億美元，占了全世界的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二，一方面我們基礎設施非常缺欠，一方面有很多錢又用上，那么這里頭就缺一個機制，怎么樣把外匯儲備，能夠變成一個投資的基金，怎么樣能安全地來有效地把它投出去，能幫助我們自己，我們說亞洲的錢用在亞洲，那么這個也需要一個機制，從人和的角度來看，中國，我們正在處于一個，轉型的過程中，中國連續快速增長了30年，現在正處于一個轉型，在轉型的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中國的企業開始，大規模地走出去，去年，中國的企業走出去，對外直接投資就有1200億元，1200億美元是什么概念，就是現在我們籌備的亞投行的1.2倍，中國一年企業對外投資的錢，就等于亞投行1.2倍，而這筆錢的相當多的就投在亞洲，而企業的對外投資，直接投資，需要一個安定的一個繁榮的，需要一個快速增長的一個環境，那么也就是說，亞洲國家的經濟的表現好壞，直接影響到中國企業走出去，或者影響到中國經濟的它的效率。

因此，怎么樣讓亞洲國家能發展得更好，政治更安定，經濟發展得更快，那么這也是跟我們自己的利益，息息相關，更加上基礎設施投資本來就是中國的強項，那么把這個結合起來，把亞洲的需要，世界對一個機制的需要，和我們中國本身，自己的利益的需求結合起來，那么應該來說，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就應運而生，就是一個最好的抓手。

解說：亞投行是中國把自身利益與國際需求相結合的一個最好抓手，它要應對好未來的挑戰才能真正成功，而亞投行面臨的挑戰是什么？目前各意向創始成員國，對《亞投行章程》達成一致，亞投行開局成功，對中國又有哪些啟示？《世紀大講堂》《亞投行的博弈》正在播出。

湯敏：當然，我們常說，萬里長征走了第一步，而亞投行，到目前為止，只能說是萬里長征走了第一步，因為我們剛剛籌建出來，籌建的情況比較好，但未來的路還非常的長，在這里頭，我認為至少有三大挑戰，第一個挑戰就是我們的運營挑戰，亞投行，籌建成功了，它的運營怎么運營，它的機制是什么，它怎么樣來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機制，能把錢很好地貸出去，怎么能夠把這57個國家未來可能還有更多的與地區參與，把這些的利益，訴求都能擺平，怎么樣讓國際社會現在特別關注的，或者說美國、日本一直在詬病說，很擔心的亞投行的，比如說環保的標準不高，反腐的標準不高，怎么樣讓它們這些擔心，變成一種多余，那么這都需要我們一個很好的運行機制，而這套運行機制，我們可以首先采取一個，我們叫“拿來主義，因為世界銀行已經70年了，亞洲開發銀行也五十多年了，它們在過去的長期發展里頭，已經積累了很多的有效的經驗，有很多好的規章制度，咱們先把它拿來，把它稍微改革一下，我們就可以先用著。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我們應該采取“拿來主義”，另外一個挑戰呢，就是創新的挑戰，我們現在把它這套機制拿來還不夠，我們還要進行改革，要改善，我們并不是想顛覆目前的這套機制，但是我們要改善它，在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和聯合國等等這些國家組織里頭，在世界上都有很多的詬病，其中一很大的問題就是一個大的國際官僚機構，因為為了反腐，為了平衡各國的這個利益，有很多很多的這些細節，很多很多的這些規章，這些規章就造成了運作起來效率非常慢，我曾經在亞洲開發銀行，在一段時間負責規劃工作，比如說一個國家向我們提出來說，我們需要某個政策，需要一些好的建議，你們能不能找一些專家來給我們提供很好的建議及尼亞州開發銀行專門有一個叫技術援助項目，是贈款的，但是往往從這個立羨到最后去把這個項目設計好，再把國際專家找來，國際專家再研究，最后出報告，往往都要三到四年時間，三到四年前提出的問題，三到四年后才能給答案，很多國家連政府都換了一個，問題可能完全都是新的問題了，那么這樣出來，效率就很差了。

那么這些能不能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里頭進行一些改革，另外一個就是，像亞洲開發銀行，我們有這個執董會，各國都要派代表，有的是幾個國家派一個代表，長期在亞行、事無巨細，都要通過執董會的批準，這個也造成很多效率的問題，這個能不能進行改革，我覺得這個對亞投行，也是一個挑戰。

還有，在這些創新里頭，我們亞投行現在提出來，是要做一個準商業銀行，它要介于原來的純的政策銀行，跟現在的商業銀行之間特別是亞洲剛才我們說了，它的基礎設施的需求投資極大，一年就八千億美元，而亞投行現在目前才一千億美元，還得分好多年才能投下去，所以這點錢是不夠的，怎么樣用亞投行的一些小錢去四兩撥千斤，能夠把民營企業的民間資本的把它引進來，那么這個就需要智慧，需要機制。

現在大家談的都是PPT就是公私合伙制，把政府的錢跟民間的錢結合在一起，這些對基礎設施來說，過去試過都不是很成功，為什么呢？因為一個基礎設施的回報期需要20年到30年，20年、30年已經換了好幾屆政府了，那么以前政府承諾的比（如）回報率等等，到了后頭好幾屆政府它就不承認了，所以對于民間投資來說它風險非常大，怎么樣建立一條機制能減少這些風險，那么這些也需要智慧。

現在我們已經進入了互聯網世界，現在我們談到互聯網+，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能不能用“互聯網+”的思維來重新來設計，能在這方面有所突破，現在很多都談眾籌，通過大量的小規模的投資最后聚集成一大筆錢來進行投資，還有，怎么樣把電商這些新的（東西）把它帶進去，那么這些都需要創新，而這種創新就需要我們亞投行，要用以跟過去的別的金融寄給不一樣的運作方式。

最后一點呢，還有關于這個我們稱之為叫打“組合拳”的問題，中國有句話說要致富先修路，但是這句話反過來不說，這個路修好就一定能致富，因為在中國要致富先得把路修好就能致富，是因為中國有快速經濟增長，是我們市場已經建起了，因為群眾已經調動起來，把路修通它就能修好了，但是這個用到別的國家是不是一定成功呢？很難說。

你比如說70年代咱們去幫助坦桑尼亞、贊比亞建了坦贊鐵路，但后來的情況看，沒有很好的利用，像這些巨大的基礎設施投資如果用不好的話，甚至會造成這些國家的債務負擔，那么怎么樣才能把基礎設施把它做的有效呢？這個就得把企業結合起來，把產業結合起來，中國的發展的經驗就是如果路修好了，產業發展起來了，那么路又能起到作用，產業可以發展的更好，它是一個相輔相成的，那么在亞投行的未來，在亞洲的修基礎設備的過程中，能不能順便把產業把它帶進去，如果能把亞投行的投資跟中國的這些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這些把它結合起來，這樣當地既把路修好了，產業發展起來，就業好了，這樣的話呢，雙方都會得利，那么怎么樣把這個當成一個組合拳來把它推出去，我覺得這些都需要我們亞投行的新的機制，創新的機制。

最后一點，亞投行作為一個金融機構，防風險是它的第一要務，在這里頭，風險還是非常大的，運營的風險不說，比如說項目設計好不好，路修得好不好，質量高不高，這個國家還得起錢還不起錢，這些很多的運營風險，還有國家的風險，國家突然發生政變了，突然發生經濟危機了，還不起錢了，你比如說在90年代初的緬甸，當時緬甸找亞洲開發銀行借了很多錢，后來緬甸軍政府上臺，這個西方國家對他進行制裁，那緬甸政府說我不還錢了，所以很長時間緬甸政府在亞洲開發銀行包括世界銀行的錢就不還了，造成一個很大的一筆壞帳，那么這種情況會不會再發生，像現在最近的希臘，它經濟發生很大的困難，所以它也很難能還國際組織的錢，那么這樣的怎么來防范這些風險，怎么從機制上來設計一些好的機制來防范這些風險，對于一個金融組織來說，你的信用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亞投行說是一千億，實際這些成員國只用交20%的錢叫實繳資本，也就是說真正在亞投行資本金大概職業兩百億美金左右，剩下的八百億（美金）是到資本市場籌的，去發債，去籌資的，那么這個籌資它的你這個機構的信用就變得非常重要，像亞投行開發銀行、世界銀行都被評委三個A，AAA評級，你要那么好的信譽，那么當然你的利率就低，你借到錢再發給發展中國家就比較低，但如果你的運作有問題了，國際的評估機構認為你有風險，把你的降下來了，那你的發債成本就會高，然后你貸出去的錢會高，你的信譽就不高。所以怎么樣來保護，來創造一個好的信譽，怎么樣來減少風險，也將是亞投行的一個很大的挑戰。

解說：亞投行未來面臨著三大挑戰，首先是運營挑戰，怎么樣建立起一個行之有效的運行機制，讓亞投行得以運營，另外還有創新的挑戰，如何建立新的創新的機制，還有防風險的挑戰，亞投行作為國際金融機構，有項目運行風險和國家風險，怎么防范這些風險也是一個挑戰。

湯敏：最后一點我想講亞投行的籌建的成功，對我們有什么啟示，我聽到一些輿論說我們中國還有西部，還非常需要基礎設施的投資，我們中國還有兩億多貧困人口，我們為什么不把這些錢，哪怕是500億美元能夠投到我們的西部，能夠投到我們的貧困人口上去，先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我們為什么要把錢拿出去，這種輿論是有一些這樣輿論，我覺得這種輿論是一種短視，首先第一個，中國現在正在走出去，中國的企業拿出去的錢遠遠超過這500億人民幣，中國政府在亞投行里的投資，但這些錢我們是1200億（美金）是每年而且是每年還15%到20%的增長，這些錢用好了，或者說這些錢的回報多和少，對我們的經濟有極大的影響，亞投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把亞洲的經濟做好了，把基礎設施做好了，也是保護我們自己利益，也就是亞投行本身是跟我們自己利益是息息相關的，中國是在亞洲經濟發展我們應該是最大的受益者，那么我們亞投行本身它是非常需要中國的參與。

另外一個就是中國在基礎設施的投資方面、建設方面應該有優勢，我們有經驗，在這方面中國能發揮我們的優勢，而在這里牽頭，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非我莫屬，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國際間也在競爭，大家可能知道，美國現在正在推動一個叫TPP，也就是泛太平洋地區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在歐洲推動（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這兩個協定未來有可能能替代，或者說顛覆WTO，現在已經形成的國際貿易體系，國際投資體系，而這兩個都故意把中國排斥之外，那么也就是中國未來如果這兩個談判成功以后，中國將會被排除在這個兩大貿易和投資體系之外，這樣我們的發展的空間就會大大減少，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亞投行也是為了來（加強我們跟）周邊國家的伙伴關系，能夠擴大我們企業，擴大我們這個國家在利用兩個市場，國外、國內兩個市場，在利用兩種資源在這里頭呢，我們應該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亞投行是非常重要的，在戰略上非常重要的，但是亞投行并不是中國的國家開發銀行，不是說在內的說什么就是什么，因為我們是大股東，但是大股東還有很多別的股東，別的股東我們并沒有一票否決權，我們要關注別的國家利益，要平衡別的國家利益，所以在這里頭，我們一定要有一種合作共贏的思路，要采取這些措施，一定要強調共贏，不能一事當前先考慮我們自己的利益，如果老是考慮我們自己的利益的話，別人不跟我們玩了，所以這也是中國我們學習怎么樣做一個大國，怎么樣來增強我們的軟實力的一個非常好的平臺。

什么叫軟實力？軟實力是靠吸引力、靠影響力、靠說服力，人家愿意跟著你走，人家跟著你走有好處，所以我們才能起到一個大國的作用，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應該說在歷史上從來就是大國，但是我們更多是地域的大國，人口的大國，在經濟上200年前我們也是世界大國，但是那個是閉關鎖國的在對國外的影響不大，最近的100多年，我們落后了，我們并不是一個大國，現在我們慢慢地才進入了一個的領域，但是從人均GDP來說，我們還跟發達國家差的很遠，但是我們現在就得要學做一個大國，從我們自己的利益來說，從我們對世界經濟，在世界的政治社會發展的責任來說，我們都要學習做好一個大國，要有大國的胸懷，我們不能僅僅考慮我們短期的利益，我們單個國家利益，那么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是第一個由中國主導的多邊的國際金融機構，在這里頭我們會學到很多的東西，在這里頭不但能夠使企業，能夠使地區能夠更多的發展，同時我們還從中能夠學到如何做好一個大國的角色，我們衷心的希望亞投行能夠成功，謝謝。

解說：日本國內對亞投行十分關注，很多日企擔憂日本不加入亞投行，會對他們在亞洲地區的基礎設施出口造成不利影響，那么如何看待日企的擔憂，亞投行的政治意義是否大于它的經濟意義，美國盟友分分加入亞投行是否別有企圖，《世紀大講堂》《亞投行的博弈》正在播出。

田桐：感謝湯敏教授給我們帶來的演講，我們今天現場有來的朋友們呢，有很多問題想向您請教。

現場觀眾：湯敏老師您好，我想向您提一個問題就是剛才您也講到了，就是據媒體報道的話，亞投行在日本國內這個引起了很大的關注，很多的這個日本企業就比較擔憂，如果日本不加入亞投行的話，那么它們對于亞洲的這個基礎設施的出口會受到影響，您是怎么看這種擔憂的？

湯敏：我覺得日本企業的擔憂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根據國際組織規則，包括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也一樣，我們要建基礎設施就一定要招投標，那么只有成員國的企業才有權力參與招投標，那么如果日本企業日本不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成員國，那么它的企業就沒有招投標的機會，這是肯定的。日本的企業擔心這么一塊大蛋糕里頭沒份，它們確實是有一定道理，但是這些是由日本政府所決定的，那么它們要通過它們的渠道，對日本政府要施加一定的壓力。

現場觀眾：湯教授您好，想問您一個問題，就是說目前亞投行被過多的一個政治的解讀，那是否可以理解為亞投行的政治意義大于它的經濟意義呢？謝謝

湯敏：對，目前確實對亞投行不管是國外媒體，還是國內媒體都有一些過度的解讀，本來亞投行它是以經濟為主的，這里有沒有一點政治，它是有一些政治，因為它是第一個中國主導的多邊的國際金融機構，那么這里頭有一些政治，但是這個并不重要，或者不多，真正它是一個經濟組織，它的成功與否或者未來的成功與否，它主要取決于它的在經濟方面的運作，但是很多輿論包括我們國內輿論，但是都把這個變成大國在政治上博弈，我認為是一個經濟上的是一個機制上的博弈，是一個良性的競爭，是一個公平的博弈。

現場觀眾：湯老師您好，就是剛剛聽到您有說現在已經有57個國家去申請成為這個亞投行的創始成員國，這57個國家當中呢，除了我們的亞洲國家之外，還有很多是域外的國家，甚至有一些是作為美國盟友的西方國家，那么這些國家是它們僅僅是看到了當前的市場前景，然后想要過來分一杯羹，還是說它們其實是有另外的陰謀呢？謝謝。

湯敏：我覺得可能有多種的目的，第一個當然最直接的目的是給它們企業尋找機會，它成為成員國了，它的國家的企業就有權參與招投標，就可能能得到一些機會，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可能這些國家也愿意幫助亞洲國家發展起來，因為它不僅是參加亞投行，你看世界銀行它也得拿錢，亞洲開發銀行也得拿錢，那么它們為什么參與，其中一部分就是這些國家很多國家它本身每年有援外資金，專門有一筆錢，這筆錢反正要花的，那么它可以放到這個地方。

第三個當然，很多國家愿意參與這個是因為它們愿意在這里平衡一些各國的機制，它們認為與其讓亞洲國家自己（說了算），我們完全不參加，我們還不如參加里頭，在里頭能起到一些作用，比如說它們關心的環保問題，比如說關心的這個反腐的問題等等，它的里面才有發言權，那么它們也愿意參與，那么這些國家有各種各樣的原因，我想都不是一個原因它們做這么重大的決定，因為做這個決定它本身要受到一定壓力的，那么我想是多種原因造成的。

現場觀眾：湯敏老師您好，聽過您剛才的演講呢，我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亞投行的成員國來自不同的地區，每一個國家都會有自己的制度、自己的文化，那在決策效率方面，亞投行是怎么樣來保證的呢？謝謝。

湯敏：那么這個實際上也是所有的國際組織包括國際金融組織，包括像聯合國一樣的國際政治組織，一個共同存在的問題，就是各方的利益都在那，各方都在博弈，最后怎么樣來平衡，在這里頭呢應該來說過去的70年里，已經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一個就是投票，最后大家投票，根據資本的大小、根據投票權的大小，最后以多數為主，可能重大的事項可能還要更多一些的不是一半對一半，更多一些的票數，這是一個。

第二個根據我的了解，在國際金融組織里頭，它主要不是這種真刀真槍這種投票的方式，而是下面做一些叫做桌子底下的推動，那么大家互相來討論，甚至做一些互相的讓步，那么往往能上去進行投票的，一般來說都能通過的，很少很少不能通過的，因為大家都擔心輿論的一定的壓力，倒真通不過在底下已經算好了通不過了，那根本就不投票了，往往是這樣，那么這個有好處，很多的利益可以得到平衡，但有些壞處就是說有一些平衡不了的一些項目就做不成，那么很多好的項目因為這些原因，特別這里頭再摻雜一點意識形態，或者政治上的原因的話，受影響就更大了。

田桐：亞投行的登場是中國從被動的全球化參與者成長為主動參與者，參與塑造新的全球化秩序的第一次嘗試，在今年中國兩會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也表示，中國在越來越多地承擔應盡的國際責任和義務，中國不是在“搭便車”而是和大家一起推車，現在中國和其他國家一道力推的亞投行“順風車”即將上路，前路漫漫也必然曲折，不過只要秉承開放、包容的宗旨，即使頂風這輛大車也將繼續前行。

我們再一次感謝湯敏博士給我們帶來的演講，我們也感謝現場和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下一期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