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交所是如何建立的？朱镕基當時主持了這樣一個會議

上海證券交易所開業時的舊址浦江飯店

1990年底上海證券交易所的創建，是上海、也是全國改革開放中的一件大事。如今27年過去了，它已成為“歷史”。回顧這一段歷程，像是上了一堂生動的敢于擔當、勇于創新的“改革課”，那種不畏風險的改革氣魄和為了加快國家發展的遠見卓識，令人深感彌足珍貴，它對于我們今天面對種種困難，勇挑擔子、深化改革和創新，具有積極的激勵作用。

不要怕，大膽干！

龔浩成：上海證券交易所籌建時有個“三人領導小組”，它是1989年12月2日在上海市委常委擴大會議上由市委領導宣布的。這三個人分別是：時任交通銀行董事長兼行長李祥瑞，時任上海市體改辦主任賀鎬圣，時任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行長的我。李祥瑞于1997年1月因病去世。賀鎬圣因病記憶力嚴重衰退。我雖已90歲高齡，但因籌建上交所是件大事，所以至今仍清晰地記得。

龔浩成

龔浩成簡歷：

1927年出生于江蘇常州。1947年就讀現上海財經大學前身的上海商學院銀行系。新中國成立后長期在上海財經大學任教，后任副校長。195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84年起擔任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長、代行長，1987年任行長。1989年為籌建上海證券交易所三位負責人之一。交易所成立后，任交易所常務理事，后主持理事會工作。

市委的這次會議，是研究如何深化金融體制改革。與會的有市委常委、市政府主管經濟工作的領導，時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劉鴻儒也應邀到會。會議除邀請我們三位外，上海其他銀行的行長和市體改辦的相關領導也參加了會議。此外還邀請了兩位理論界代表，即華東師范大學老教授陳彪如和上海財經大學年輕的金融系副主任劉波。會議由時任市委書記朱镕基主持。主要議題有兩個：一是要不要引進外資銀行；二是建立上海證券交易所。對第一個議題大家沒有不同意見，一致認為已經到了該引進外資銀行的時候了。對第二個議題則顧慮較多，認為問題比較棘手，主要是：中國究竟能不能搞股份制？國有企業改成股份制會不會私有化？發展資本市場會不會造成國有資產流失？搞股票交易會不會助長投機，擴大貧富差距，甚至引起社會不安定？老百姓把儲蓄的錢拿出來買股票，會不會影響國有銀行吸收資金的主渠道作用？等等。

會上，市委領導和我們三位各有一段問答。他們先問李祥瑞：“老李，你看交易所可不可以建？”李祥瑞回答說：“我看還是有點風險。”“什么風險？”老李說：“主要是政治風險。”他們又問我：“老龔，你認為怎么樣？”我從經濟條件上作了分析，認為建立交易所急了一點，早了一點：“現在有條件上市的公司太少。最好有100家到200家公司具備上市的條件，其中的50家到100家能夠上市，到那時建立證券交易所就會水到渠成。”他們又掉過頭來問賀鎬圣。老賀的回答是：“不要管它，先建立起來再說，在建設中發展壯大。”

在聽取了劉鴻儒和與會其他同志的意見后，市委主要領導說，上海要加大金融改革的步子，重現昔日國際金融中心的風采，首要的工作是開放外資銀行進入和建立證券交易所，這是改革中兩個最迫切的問題。建立證券交易所，發展股票市場這項工作要大膽做，盡管有阻力，有一點政治風險，但是上海如果不采取一些深化改革的措施是搞不下去的。企業資金緊張，負擔很重，今年承包基數難以完成，明年將更困難。再不采取措施，上海怎么能為國家多作貢獻？所以金融問題的研究意義非常重大。我們要為此作出努力，加快改革的步伐，樹立上海新的形象。

最后市委領導拍板決定，成立由李祥瑞、賀鎬圣、龔浩成組成的“三人小組”，負責籌建上海證券交易所，李祥瑞為組長。老李1928年出生在揚州，1949年到中國人民銀行工作，195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上海財經大學畢業，曾任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行長，是我的前任，后來他奉命重建交通銀行，并任交行董事長、總經理。賀鎬圣改革開放后一直研究和主抓體制改革，是個改革意識強、有思路、敢負責的改革專家。

當時證券業歸中國人民銀行管，創建證券交易所又必然會碰到許多改革的難題，將兩家形成合力，有利于攻堅克難，把交易所建起來。同時市委領導又明確了兩條：一是“三人小組”的工作直接向市長匯報，對市長負責；二是一年之后的1990年12月上海證券交易所要開業。市委領導還強調，對籌建交易所，對外要大力宣傳，對內要低調，多做少說，甚至只做不說，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爭議，影響工作的開展。他們鼓勵李祥瑞和我說：“你們不要怕，出了事由我們負責，你們還在第二線呢。”直到上交所成立了，他們才向我們“交底”，在成立上交所的問題上，向中央請示過，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鼓勵我們不要怕難大膽干。

這次會議的背景是，在那年春夏之交后，國外對我國改革開放持懷疑和抵制態度，西方七國集團還對我國實行經濟制裁，導致大量外資撤出。面對這樣的嚴峻局面，這次會議的召開表明我們將繼續向世界敞開大門，繼續深化改革開放，同時也是為即將宣布浦東開發開放積極做好準備工作。浦東的開發開放，將為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體制和機制起到先行先試的作用，是要建成中國的金融核心區。作為金融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上海證券交易所的創建理所當然地被列入浦東開發開放的大計之中。現在回頭看，這些事關國家重大戰略舉措的提出和實施，是很有改革的氣魄，很有政治意義，也是很富有遠見卓識的。

社會主義國家同樣可以利用資本市場

會后，交易所的籌備工作開展起來。“三人小組”的辦事機構設在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金管處。具體工作分四個方面：一是統一思想協調工作；二是制定法規和制度；三是交易場所的建設和運行機制的設計；四是為交易所運作準備人才。籌備工作后期，時任上海市體改辦副主任的樓繼偉也參與了進來。

自我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姓社姓資”的爭論沒有斷過，但爭論歸爭論，擺脫計劃經濟體制弊端的束縛、探索市場化配置資源的腳步沒有停止過。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之后國務院成立了金融體制改革研究小組，劉鴻儒任組長，制訂的金融體制改革初步方案中第一次提出要建立證券交易所，還提出允許企業用發行股票、債券的方式直接融資等。

此后，在全國的一些地方，集體企業和國有企業轉換成股份制企業、內部集資發行股票、有價證券柜臺交易、信托投資公司和證券公司創立等都陸陸續續邁出了一些步子。到1988年全國有61個大中城市開放了國庫券流通市場；到1989年有100多個城市的400多家交易機構開辦了國庫券轉讓業務；1990年全國累計發行各種有價證券2100多億元，累計轉讓交易額318億元，中介機構網點達到1600多家。這些資本市場的嫩芽在頑強地順勢破土萌發。主管這項工作的中國人民銀行也因勢利導，1986年劉鴻儒組織央行在全國的13家分行的行長專門到日本野村證券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學習，我是學員之一，很開眼界。回國時，我從野村證券要了兩箱子相關書籍和規章制度等文本，還撰寫了6篇論文。這些都為上交所的籌建作了一定的鋪墊和準備。我們還得到了一套中國臺灣證券市場的法規匯編，對我們的工作也有諸多幫助和啟發。

更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11月14日發生的一件具有重要意義的事。鄧小平在北京會見了來參加中美金融市場研討會的紐約證券交易所董事長約翰·范爾霖，在接受客人贈送給他的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證章和證券樣張后，鄧小平將一張能在上海靜安證券業務部柜臺交易的上海飛樂音響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回贈給客人，還對范爾霖說：“美國在投資方面有足夠的知識。”鄧小平的話，尤其是贈送股票，大大出乎范爾霖的意料，敏感的國際社會更是迅捷地發出了“中國與股市握手”的驚呼，評論鄧小平的舉動表明股票市場并非資本主義所專有，社會主義國家同樣可以利用這一有效工具發展自己的經濟。

重溫小平同志的這一幕，對我們籌建上交所是很大的激勵和鼓舞。

用“Securities”還是“Stock”

與此同時，一批留美歸來的年輕學者帶來了他們對中國建立證券市場的意見和建議。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王波明和高西慶。王波明就讀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金融系，獲國際金融碩士學位，后到紐約證券交易所經濟研究部做經濟師。高西慶獲得杜克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后，在華爾街一家著名的律師事務所工作。理論知識的學習和在華爾街的耳濡目染，使他們對在中國建立資本市場充滿熱情，認為改革開放的中國同樣需要股市，需要證券交易所。1988年4月他們回國后向有關部門提交了《關于促進中國證券市場法制化和規范化的政策建議》，并引起重視。9月8日，“金融體制改革和北京證券交易所籌備研討會”在北京萬壽賓館召開，王波明、高西慶受邀參會。當時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國家計委、體改委、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外經貿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部門的領導到會參加研討。會議的成果是，會后編寫的《關于中國證券市場創辦與管理的設想》把中國證券業結構的整體框架勾勒了出來。11月9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以及財政部、體改委、原國家經委等有關領導，聽取了研討會情況的匯報。之后，以這些歸國學者領銜，組建了“北京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聯合辦公室”，即后來被稱作的“聯辦”。他們提出的在北京建立證券交易所的設想雖然由于種種原因被擱置了，但他們的智慧對我們籌建上交所很有幫助，我為此專門到北京拜訪過“聯辦”，受益匪淺。

上海的專家學者圍繞建立上交所也開過幾次研討會。上交所籌建工作啟動后，還組織過一次國際研討會，在更大范圍內聽取意見和建議。

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交易所的規劃和管理辦法的制訂比較順利，先后共出了13份文件的初稿，但水平怎樣，心里還不太有底。在香港政界和金融界的一些朋友，如全國政協委員、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中國業務主席方黃吉雯女士，愛立信中華區總裁、上海市長咨詢會議籌備組成員、英國友人麥克來倫先生等對此都很關心，讓我們把文件發給他們，他們翻譯成英文后請一些發達國家證券交易所的資深人士提意見，再把意見翻譯成中文反饋給我們，對我們幫助很大。

其間有個細節值得一提，就是“上海證券交易所”中“證券”這個詞的英文翻譯費了一番心思，按理翻成“Stock”就是了，發達國家和地區都是用這個詞，可在我們當時的社會環境，這個詞還比較敏感，加上交易所成立初期交易的股票只有8只，國債、企業債等交易品種則有20多個，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我建議用“Securities”這個詞，以減掉點鋒芒。結果這個留有時代痕跡的、不甚規范的表述，一直到1997年12月19日交易所搬到浦東新址時才改過來。

尉文淵來主動請纓

在部分工作進展較為順利的同時，交易所選址、建設和股票交易運行的實際操作制度和程序設計等方面，推進則比較遲緩。恰在這個時候，1990年6月，市領導率領上海市政府代表團訪問美國、新加坡等地宣傳浦東開發開放。最后一站抵達香港，在會見香港貿發局主席鄧蓮如女士時，她說將在12月率領一個大型經貿代表團訪問內地。市領導很高興，說上海證券交易所將在12月成立，屆時請鄧蓮如和代表團成員參加上海證券交易所的開業儀式。鄧蓮如欣然應允。

接著在記者招待會上，市領導宣布：上海證券交易所將在年內成立。這重磅消息一出，立即引起轟動，外電紛紛評論說，這“標志著中國改革開放的目標不會變”。但把我們弄得很緊張，因為這個時間表沒有公開過，沒有公開意味著萬一籌備工作沒有做好，成立時間還有往后延的余地，現在公之于世了，沒有退路了，到時間非成立不可了。也正在這個當口，負責交易所建設的籌備組組長的工作發生變動。只剩半年時間了，誰接著干？到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負責金管處工作不久的尉文淵找到我，主動請纓接手這項工作。金管處的職責之一是管理證券市場，尉文淵正是分管證券的。“三人小組”研究后同意了。

我對尉文淵很了解，他是我的學生，恢復高考后他考進上海財經學院（上海財經大學前身）財政金融系，我是系黨總支書記，他是學生會干部。這是一個滿懷激情的年輕人，有想法，有點子，不怕困難，有自信心，是想干事、也能干成事的人。我們相信他能挑起這副重擔。

離開業只剩下5個月

尉文淵：1990年我不到35歲。1983年畢業分配到北京，在國家審計署干了六七年。成家后因兩地分居調回上海。當時在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擔任代行長的龔浩成把我安排到分行金管處工作。一切從頭開始，想做出點成績。這時浦東開發開放已經宣布，交易所籌建組又需要人，覺得是施展的機會，就“毛遂自薦”了。但說實在的，當時我是個“股盲”，對做好這件事的難度有多大，證券交易所是怎么回事，怎樣把交易場所建起來并有序地運轉，并不是很清楚。記得是7月3日接手交易所籌備組組長，接手后才知道好多工作還沒有理出頭緒，如什么樣的公司可以上市、股票交易如何進行、交易模式是什么樣的、交易清算應有怎樣的程序等，一系列實際操作的規范性條文，以及交易員培訓、會員和席位的明確等都還沒有眉目。雖然我大學畢業論文寫的是股份制，在馬克思的著作里也讀到過通過發行股票籌集建設鐵路資金的闡述，但基本上還是概念上的，對實際工作很難起到作用。懵懂地面對這一切和只有5個月的時間，頓覺壓力很大。不過眼前的這么一大攤子事中，有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是明確的，那就是要盡快找到一個寬敞的、合適的場地進行設計、裝修、布局，建成股票交易大廳，否則再拖下去很有可能到時交易所開不了業！

尉文淵

尉文淵簡歷：

1955年12月出生于山西孝義一軍人家庭。1970年至1975年在新疆伊犁當兵。197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復員回上海后，在普陀區工作。恢復高考后考入上海財經學院(現為上海財經大學)財政金融系。1983年畢業分配到北京，參加組建國家審計署，后任審計署教育培訓處處長。1989年調到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金管處任正處級副處長。1990年7月參加上海證券交易所籌建，12月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被聘為首任總經理。1995年辭去上海證券交易所總經理職務，自主創業至今。

找交易大廳花了一個多月

我馬上把手下的6個人分成兩路，一路找房子，由我負責；另一路圍繞公司上市和股票交易運行等制訂各種文件和規章制度，由吳雅倫負責。晚上全體會合交流情況，商討工作和修訂各種文件。與此同時，我借用萬國、海通和申銀三家證券公司的力量，請他們幫著研究一些問題和起草一些文件，還從他們那里借了一些人到籌備組工作。這樣，把繁雜的工作擺布開，人員調配好，以便能夠有條理地推進。

當年上海證券交易所壯觀的紅馬甲席位

當時正是大熱的天氣，那時哪有小車，出門就擠公共汽車，東跑西顛地找房子。我到漢口路舊上海交易所舊址看過，結果發現已被分割出租；到黃浦江和蘇州河沿岸的舊倉庫尋找，面積倒夠大，但裝修工程量太大，時間根本來不及；到火車站售票大廳和郵政局的分揀車間也去看過，均失望而歸。一個月很快就過去了，房子還沒著落，那個焦急啊！

選不中，和頭腦中對交易所應該是個什么樣子沒有概念有關。到有交易所的國家去考察是個辦法，但當時出國還是件比較敏感和復雜的事情，不容易辦到。于是我“走捷徑”，把在舊上海證券交易所里工作過的一些老人找來詢問情況，聽他們描述，又看了一本書的封面上印的香港聯交所交易大廳的照片，頭腦中有了一些印象。這時有人建議到北外灘浦江飯店的“孔雀廳”去看看。跑去一看，眼前頓時覺得一亮，不禁興奮地脫口而出：“就是它了！”大廳不但夠寬敞，而且夠氣派。這是一家有著一百多年歷史的歐洲建筑風格的涉外賓館，地處黃浦江和蘇州河交界處，位置很好。

那時涉外賓館生意不景氣，作為宴會廳的孔雀廳常常處于閑置狀態。我當即拍板把孔雀廳租了下來。隨即把上海最好的華東設計院請來設計，并向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借了500萬元用于裝修和其他開銷。從交易大廳的色調、交易柜臺的位置、顯示屏的安裝到各種管線的鋪設等，我發動大家群策群力，集中大家的智慧，同時也事必躬親不放過每個細節。我上小學時學過素描，有點美學概念，為了和大廳的色彩相配，確定場內交易員穿紅顏色的馬甲。沒想到派去買布的人看到黃顏色的布料質量很好，把黃布買回來了。我說，既然買回來了不要浪費，就讓場內管理人員穿黃馬甲；再去買紅布給交易員做紅馬甲。作為交易大廳一景的“紅馬甲”、“黃馬甲”就是這樣來的。交易現場需要安裝50門電話碰到了困難。那時電話不像現在這么普及，是“稀缺資源”，電信部門回復說“無能為力”。后來市領導聞訊后，幾經協調才解決問題。

作為管理者理念一定要先進

交易大廳裝修期間我每天必到，同時也有時間坐下來，一份份研究、修改和審定各種文件，以確保開業后交易活動能夠規范、有序地運行。每簽發出去一份文件，就組織相關人員學習，進行培訓，各種條款不僅落在紙上，更要落實到每個相關人員的實際操作中。股票交易用什么方式引發了爭議。我提議運用電腦技術進行無紙化交易，遭到不少人的反對。他們說，美國這么發達，從電視上看紐約交易所的交易還用“打手勢”的方式，現場很熱鬧，有氣氛，也有可看性。一些見識過資本主義國家證券交易所的人也主張保留一部分場內報價、手工促成的交易系統。

再說，我們現在只有8只股票，國債、企業債和金融債券加起來也就二十幾種，哪用得上電腦技術？銀行月末結賬靠的還是人工打算盤，電腦能行嗎？安全可靠嗎？我堅持自己的看法，說眼光要遠一些，交易所成立后股票肯定會增加，交易量會增大，不用電腦技術肯定會落后，跟不上形勢，滿足不了投資者的需求。我在審計署負責教育和培訓，接觸過電腦技術，雖然那時這些技術還處在起步階段，但已能感受到電子科技帶來的便捷和高效，也能感覺到它的發展潛力。最后兩種意見爭執不下，便確定電腦和“手勢”都做準備，一些人對交易員進行手勢培訓，我負責組織人員進行電腦軟件開發。我把上海財經大學從事計算機教育的年輕教師謝瑋請來攻關，他又把在復旦大學搞計算機教學的夫人拉來出謀劃策。當時深圳黎明工業公司的計算機技術在全國領先，便把他們也請來加入。這在當時是一個全新的課題，沒有先例可循。我讓他們先幫銀行的金管處設計計算國庫券交易數據的軟件。幾經探索取得進展后，再設計股票交易軟件。在攻克一個又一個難關后終獲成功。

試運行表明，無紙化交易快捷、高效、安全，效果很好。于是手勢培訓停止，轉入電腦交易培訓。軟件開發花費的100萬元，是從裝修款中擠出來的。我還把萬國、海通和申銀三大證券公司的負責人找來，動員他們購置電腦設備。由于價格比較高，有人有些猶豫，在我分析了發展趨勢后，他們的顧慮打消了，上下的步子協同起來。

市領導訪問香港的時候，專門到訪香港聯交所，并請聯交所指導即將成立的上交所的管理工作，這就促成了我們到香港聯交所的學習和考察。我們總算第一次看到了交易所的模樣，看了兩天，感覺他們的做法和我們有很大的不同，不免緊張起來，會不會我們的做法有問題？但是琢磨來、琢磨去，我明白了，他們的做法里面有很多傳統留下的東西，而我們是全新的，尤其是把電子科學技術運用到股票交易中，比聯交所的交易系統先進。當時帶隊的是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長羅時林。我和羅行長說了感想，羅行長說：“你話說得這么大，是不是驕傲了？我們還沒開張呢！”我說：“不是驕傲，是信心更足了，因為我們順應時代，設計邏輯沒有錯！”

后來一些發達國家的證交所高管看了我們的交易系統，都認為達到世界一流水平，是具有領先意義的創舉。他們評價說，如果沒有電子交易的技術基礎，中國證券市場不可能發展得這樣快。我因此多次獲得“金融電子交易奠基人”之類的褒獎。其實我不懂計算機技術，但我心里一直在問自己：“你的‘己任’是什么？假如你是投資者，你要什么？”我清楚，交易所是為投資者服務的平臺，因此一定要想投資者所想。投資者要的是市場健康有序的發展，是交易的公平、公正、方便、快捷和安全。而這些單靠人工是難以做到的，一定要借助先進的科學技術。因此作為一個管理者，理念一定要先進，要適應時代的發展，這樣才能把事情做好。

在推進電腦技術的同時，我還考慮要辦一張證券信息類的報紙，也是出于這樣的理念。因為投資者要作出投資決策，首先需要的是政策信息、公司信息等等。但這張報紙是什么樣的、證券信息應該怎樣寫等并不很清楚，只是覺得應該有這樣一個傳遞信息的媒介。交易所成立半年后，我們以“交易所內刊”的形式推出了《上海證券交易所專刊》，很受投資者的歡迎和好評。后來這份內刊成了由新華社主辦的全國第一張證券報———《上海證券報》的前身。這當是后話，但對這件事的思考和決策是在籌建上交所期間。

“你敢不敢大膽管理？”

隨著交易所各項籌備工作取得進展，9月17日，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向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和上海市政府提交了《關于建立上海證券交易所的請示》。9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和上海市政府聯合向國務院上報了《關于建立上海證券交易所的請示》。“請示”中稱：“建立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條件和時機基本成熟，建議國務院予以批準，以進一步樹立我國改革、開放良好形象，加快浦東開發、開放的進程，促進我國現已開拓的證券市場進一步發展，更好地為國家和企業籌集融通建設資金服務。”過了不到二十天請示獲批。11月14日，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批復同意設立上海證券交易所。

11月26日上海證券交易所舉行成立大會。絕跡四十多年的證券交易機構又重回上海灘。來自上海、浙江、安徽、江西、山東、遼寧、海南等地的25家證券經營機構成為交易所會員。會議先選舉理事，接著召開理事大會選舉常務理事，再選舉理事長和副理事長。根據市里的提議，李祥瑞當選理事長，申銀證券公司總經理闞治東當選副理事長（兼）。我被理事會聘為上海證券交易所總經理。大家議論說34歲的小尉，是世界上最年輕的證交所總經理。

因為香港貿發局主席鄧蓮如一行最終確定12月中旬到訪上海，上海市委、市政府于是決定上交所開業儀式于12月19日上午舉行。12月3日，市領導到交易大廳裝修現場視察。一下車，見交易大廳門外建筑垃圾堆得一片狼藉，領導們的神情不禁嚴峻起來。走進布置就緒的大廳一看，才舒緩下來。他們問我：“你敢不敢大膽管理？”我說：“敢！”他們笑了。

那些天我們從早忙到晚，完善開業的每個細節。開業前一天的晚上，我在搬桌子時不小心桌腿砸到了左腳面，腳面很快腫了起來，疼痛難忍。過了不長時間還發起了高燒，細一看，原來傷口被皮鞋摩擦已經發炎，因忙忙碌碌竟沒有察覺。當時頭腦昏沉，渾身發冷，直打哆嗦。和我一起搬桌子的殷葉亮馬上把我背到樓上浦江飯店的客房里。我讓小殷不要告訴別人，倒頭迷糊了兩三個小時，熬到天亮。

19日上午，開業儀式即將舉行，小殷又悄悄把我背到現場。小殷的腳大，鞋子也大，我讓他委屈一下，和我交換左腳的鞋子，讓我腫脹的左腳好受一些。我就這樣一只鞋大、一只鞋小地倚著墻迎接貴賓。9點鐘，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市長朱镕基率上海市高層領導，與來自國家體改委、中國人民銀行等部委的領導，來自香港貿發局、香港證交所、香港金銀業貿易場、新加坡證交所、馬來西亞吉隆坡證交所、東京證交所的負責人，以及來自美國、英國、法國的政界人士和金融家先后入場。龔浩成主持開業儀式。朱镕基發表講話，并宣布上海證券交易所正式開業。接下來是理事長李祥瑞授權我敲鑼開市。敲鑼地點在二樓，小殷又護著我上去。為了不讓別人看出“異樣”，我硬著頭皮挺著身子。我舉起棒槌用力“咣”地一下敲響了那面銅鑼———國際上證交所開業有敲鐘的，有搖鈴的，我想中國證交所開業要有自己的特色，就敲鑼吧，這面銅鑼是我花了六百多元從城隍廟舊貨市場淘來的。可沒想到的是，當鑼聲響起的一剎那，我眼前突然一黑，暈倒在地，啥也不知道了。好在大家都喜氣洋洋地在一樓交易大廳參觀，看電子交易大屏幕上滾動的數字，沒人注意上面發生的意外。小殷他們急忙把我從旁邊的通道扶出去，就近送到了長征醫院。這一住竟住了一個來月。醫生說我腳面感染很嚴重，感染的時間又長，不好好治療怕會出問題。可我惦記著交易所的運行狀態，悄悄溜了回去，見一切正常，心才放了下來。

上海證券交易所開業的消息迅速傳遍了全世界。我國的證券事業就此翻開了嶄新的一頁。我為此吃的那點苦算得了什么呢？以后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發展大大超出了我們當初的預想，作為一名拓荒者，這是讓我深感欣慰的。

口述：龔浩成尉文淵整理：張持堅

本版圖片均為記者徐匯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