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專訪原中財辦副主任楊偉民：如何理解中國經濟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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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鶴副手”、“學者型官員”、“中國經濟政策首席解讀官”……外界對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央財經領導委員會辦公室原副主任楊偉民的評價有很多，而這幾個評價則最具代表性。

1978年，楊偉民考上吉林大學并就讀于政治經濟學專業，當時中國的高考制度才剛剛恢復不到一年。從此楊偉民便與經濟學結下了緣分。1983年，他在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繼續深造，1986年又赴日本一橋大學留學。1989年，楊偉民調入國家計委產業政策司，其后便踏上了從政之路。他曾歷任國家發改委發展規劃司司長、委副秘書長、秘書長。

2011年6月，楊偉民出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并在這個經濟領域的最高決策部門任職長達7年。中財辦雖成立于1980年卻很少為人知曉，直到2014年官方媒體首次對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進行報道，這個神秘的機構才開始進入公眾的視野。近兩年，中財辦一改昔日的低調，從幕后走向前臺。不論是官方發布會亦或是權威學術論壇，我們經常能聽到來自中財辦的聲音。作為中財辦副主任，楊偉民在公眾場合亮相的次數也逐漸增多。這位說話非常“有料”的官員所到之處經常被記者圍堵。

楊偉民是國家重大產業政策的主要參與者和執筆人之一。曾參與起草并組織協調“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2018年3月，他當選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6月的一次公開演講上，楊偉民透露自己已不再擔任中財辦副主任一職。

從1978到2018，中國的改革開放已走到了第40個年頭。4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但也應看到，新時代中國經濟正面臨著新的挑戰。近日，楊偉民接受了鳳凰網財經的專訪，這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藍圖的規劃師是如何看中國的經濟形勢的，對新一輪經濟改革又提了哪些建議？

以下為專訪內容：

鳳凰網財經：今年是改革開放第四十個年頭，您認為四十年來中國取得了哪些寶貴的歷史經驗？

楊偉民：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濟確實取得了非常偉大的成就，我們從過去一個低收入國家變成現在人均八千多美元的中高收入國家，經濟總量也進入到世界第二。

40年里我們確實積累了一些重要的經驗，我覺得兩條是最基本的或者說最重要的，一個就是堅持改革開放：我們從80年代初期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開始，到發展鄉鎮企業再到城市改革的全面實行，從創辦經濟特區、引進外資到最后的加入WTO實現全方位改革開放。這40多年中央制訂了若干個關于改革的重大的文件，比如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文件，對下一步的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部署。

可以說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也沒有中國今天城鄉面貌和社會進步。今后改革開放力度只能進一步的加大、加快。

第二條基本經驗就是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完全等同于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的市場經濟，需要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動員社會各界的力量，然后圍繞著一個共同的目標來向這個目標努力。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黨的工作重點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也就是說從此以后經濟工作就變成了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既然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就應該理直氣壯的去領導和管理經濟工作。在中國的重大發展進程中，黨通過加強和改善領導修正了發展當中的一些偏差，使經濟始終能夠沿著一個正確的方向前進。

鳳凰網財經：如何理解中國經濟從高速度向高質量的轉變？

楊偉民：過去，一些地方把經濟建設為中心錯誤的理解成了以GDP為中心、以增長速度論英雄。目前一些地方的GDP情結仍然很嚴重。這種以GDP為核心、為中心推進發展的方式，很快帶來了中國的速度，但是這也帶來了很多問題，中國數量并沒有同步帶來中國質量。

世界500種主要工業品中，中國有220種產品產量位居全球第一位。工業品產量位居第一的很多，但工業品質量能夠達到世界第一水平的卻很少。光看什么進入世界五百強沒有意義，因為很多是大銀行、電網、大的國有企業，關鍵是看制造業。

應該堅持創新發展的理念，變中國制造為中國創造。我們不能光是跟在別人屁股后面，別人生產什么，你生產什么，總要做出幾件原創性的東西，然后你來引領別人的發展。現在的手機大家都模仿蘋果，他創造出來以后，別人都跟著他。未來中國是否能做出來自己的原創，讓別人跟著我們制造產品，這才是真正走向高質量發展，也是真正能夠實現現代化的關鍵。包括在今后可能會發生的各種各樣的貿易爭端當中，能否采取有效有力的反制措施，創新發展也是關鍵。

鳳凰網財經：如何解讀中國經濟面臨的下行壓力？

楊偉民：2012年以來中國經濟的減速不能簡單的歸結為周期性的變化，也不能簡單的說是新周期的開始。任何一個國家發展到這個階段以后，都不可避免的會出現增長速度下滑。因為目前中國無論是需求的結構，還是供給的條件，與過去相比都發生了轉折性的變化。

我們過去高增長的需求結構是靠排浪式、低質、低價的消費去支撐，現在這種需求結構已經轉變。

另外，供給條件也發生了轉折性的變化，比如從勞動力的供給條件來說，2012年勞動力達到峰值以后，每年都要減少300多萬，有的時候400萬，也就是2012年到現在累積減少了2000多萬勞動力。這種需求減少和凱恩斯意義上的有效需求不足完全不是一回事，是中國人口結構的突變所帶來的。但是如果誤以為這是有效需求不足，按照凱恩斯理論很自然的是需求少了就刺激。

再看房子的供求。中國的問題在于，快速的城鎮化過程中，農村的房子被大量的閑置。目前農村閑置、空置的宅基地有三千萬畝，相當于現在城鎮居民所有的住宅用地。過去在農村拆了建、建了拆的需求很少了，農村孩子現在一結婚，就到縣城買房子。

鳳凰網財經：目前中國經濟面臨有哪些風險？

楊偉民：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三大結構性的失衡。

一是實體經濟結構性供需失衡：實體經濟結構性供需失衡是因為要素配置的扭曲。大量的錢被僵尸企業和地方政府債務壓著出不來，很多錢是續貸，真正能夠支持新經濟活動創造GDP的貸款太少。僵尸企業正在加劇資源錯配。銀行和地方政府不愿意看到僵尸企業破產。因為由于銀行不能隨意抽貸，僵尸企業破產重組將使銀行不良貸款率上升。同時，對于地方政府，僵尸企業每年的增值還在。

為什么一方面獲利很多，但是又覺得錢很緊，因為相當一部分錢投入到了死庫容中，全是續貸。

二是金融和實體經濟的失衡，金融業過度發展。金融業越發達，實體經濟可能負擔就越重。中國現在實體企業一年至少付5萬-6萬利息，這是現在金融業的高峰。金融業的利潤比其他行業高很多。現在很危險的是，北大清華2016年的畢業生24%干金融去了，流入到制造業是4%，搞科研的只有11%，這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當然還有一個是房地產和實體經濟失衡。

鳳凰網財經：您認為現在金融領域最大的風險點是什么？

楊偉民：杠桿率過高。還是要堅定不移去杠桿。

鳳凰網財經：目前去杠桿的重點在于什么？

楊偉民：國有企業去杠桿和清理地方債是目前去杠桿的兩個重點。

在實體經濟部門中，非金融企業杠桿率最高，非金融企業當中國有企業杠桿率最高。過去很多國企都要做大，而高負債就是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口號的一個直接結果。國企去杠桿最重要的是要處置僵尸企業，讓債務消失。僵尸企業的形成與地方政府有關，同時跟銀行也有關系，銀行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為你當初為什么給它貸款呢？銀行不良貸款該沖銷掉就要沖銷掉，銀行該承擔責任要承擔責任。

還有就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主要是隱性債務風險。地方政府規模之內的債務還在合理的范圍之內，但是隱性債務遠遠超出法定限額。2015年新預算法實施以來，由財政部對地方政府債務實行限額管理。但是很多地方政府各種變化花樣去借債，地方債的規模到底有多少，這個誰都說不清楚。

鳳凰網財經：新一輪經濟改革開放中， 我們應注意什么？

楊偉民：一是穩中求進，不要急。大家說彎道超車，彎道超車容易翻車，翻車最容易是在彎道上，滑冰也是在彎道上容易滑倒。因此經濟任何時候都要按照規律，按照本身的發展規律來辦，而不要去超越階段。二是保持戰略定力。不要為一時的變化而失去長遠的戰略方向，不能改變改革開放。經濟有些波動，這是市場經濟必然的狀態，只要搞市場經濟，必然有波動，搞計劃經濟也是必然有波動，這像人總要生病一樣，因此不要大驚小怪、驚慌失措，不要頻頻出手干預經濟。三是要堅持久久為功，堅持一件事情，不要急于求成。高速發展的標桿是深圳，現在質量發展也有一個標桿是雄安。四是堅持底線思維，底線不能碰。比如說金融，風險是底線，這是不能碰。脫貧也是一條底線，不能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