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李旭利

2012年06月13日 06:31
來源：東方早報 作者：肖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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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旭利不是被警方逮捕的第一個基金經理，也不會是最后一個。但他是國內第一個跨公募和私募界、并最終站上法庭的基金經理，也是被提起控訴的基金經理中名氣最響的一個。

早報記者 肖莉

現年39歲的李旭利，生于四川眉山農村。

18歲那年，李旭利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投資經濟學系，離開了眉山。直至2008年，李旭利在從公募基金投身私募基金前，回了趟已離開17年的眉山老家。

從農村回到現代都市后，李旭利曾帶著對現有體制無比厭惡的口氣說：“某些人的良心大大壞掉了，社會財富分配極不均衡，中國農村四五十歲的那代人徹底毀了，他們沒有醫保，沒有退休金，子女都外出打工，沒有人管了。”

對體制無限感慨的李旭利，曾是社會財富分配盛宴中的受益者，終成財富的受害者。

目前，他是國內最受關注的 “涉嫌利用非公開信息罪”案的主角。從2010年10月李旭利被傳出接受調查的消息起(注：李旭利在昨日庭審時稱，其從2010年7月得知自己遭調查)，至今李旭利案調查已歷時一年多，其擁有的逾8000萬元“非法資產”已遭凍結。

李旭利不是被警方逮捕的第一個基金經理，也不會是最后一個。但他是國內第一個跨公募和私募界、并最終站上法庭的基金經理，也是被提起控訴的基金經理中名氣最響的一個。

所有人都在關心，這名從山里走出來的明星基金經理，在“涉嫌利用非公開信息罪”案發后會有怎樣的命運。

成名之路

在接受刑事調查前，沒有家庭背景、出身貧困的李旭利成名之路極為順坦。

1991年，他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投資經濟學系，4年后，考入有著“中國金融界黃埔軍校”之稱的“五道口”(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

1998年，研究生畢業后，李旭利進入當時剛起步的中國基金業，南下深圳進入籌建中的南方基金公司。

2000年，年僅27歲的李旭利，升任南方基金旗下天元基金的基金經理。4年后，而立之年的李旭利成為這家當時最大的基金公司投資總監。

此時，李旭利在投資屆已名聲大噪。

2005年，李旭利辭去南方基金所有職務，轉戰上海，出任交銀施羅德基金管理公司投資總監。

2009年，交銀施羅德資產管理規模已過千億，快速進入基金業前十位。就在當年的5月，李旭利從交銀施羅德辭職，加入中國人民大學師兄裘國根創辦的重陽投資，由公募轉入私募，成為國內最大陽光私募公司的合伙人。

每一步都走得很順，李旭利在40歲之前已擁有國內投資業最令人艷羨的光環。如果要在中國找到經歷如此豐富、戰績如此拿得出手的二級市場投資人，國內惟李旭利一人。

“基金經理大多智商比較高，但情商高的人不多，李旭利是一個智商與情商都很高的人，他與周圍的人都相處得很好。”一位與李旭利相熟的基金業高管曾如此評價。

然而，就是這個“情商和智商都很高”的人，犯了兩個在一些基金經理看來非常“低級”的錯誤：其一，在明知基金經理買股違規后，他仍用公司電腦進行個人賬戶交易；其二，在離開公募基金后，沒有把帶有交易記錄的電腦低價買回家，而在很多離職基金經理看來，帶走電腦是一種防止監管層秋后算賬的“防衛措施”。

“也許，他太自信了，根本沒覺得自己操作的股票，會跟犯罪搭上關系。也可能，李旭利太順利了，他沒料到自己離開公募后還會栽跟頭。”上述與李旭利相熟的基金業高管分析道。

在更多投資人看來，李旭利案發印證了市場流行的一句話——“出來混，遲早要還的。”

李旭利的“通透算計”

李旭利的成名，很大程度來自他對宏觀經濟的精準判斷。

2005年9月，李旭利曾大膽預言：“幾年之后，我們將俯瞰今天的歷史低點。”當時，他“算計”的是中國證監會股改沖動和市場博弈帶來的“紅包”效應。

2006年5月，上證指數創出1800點的新高，李旭利公開提出“千金難買牛回頭”。這一次，他“算計”的是銀行巨額融資需要好的市場環境。

2007年5月中旬，李旭利用“高估值、高市盈率、高波動性”概括當時的中國股市，算的是政府對市場上漲的容忍度，隨即的“5·30”大跌以及其后的大漲，又一次證實了他的預言。

2008年5月，市場隨處可見抄底者，李旭利警告說：“這個時候不能有抄底的想法，抄底從來都是抄腰上的。”

此時的李旭利，在一次面對機構的演講中，針對市場參與方的博弈過程做了這樣的推演：“從6000多點跌到4000多點，是大股票跌下來的。而4000點跌到3400-3500點，是小股票跌下來的。而最近這600點，同志們感覺很痛苦。前面那1000多點其實痛苦(程度)沒那么高，中石油跌下來大家痛苦(程度)也沒那么高，因為拿中石油的還是比較少的人，但后面的話，小股票會跌得讓大家很痛苦，因為它可能沒有什么支撐，就跌下去了。這是市場中真正的風險所在。”

他估計，在這個過程里面，一般來說基金不大怕跌。一個就是倉位低了，一個是基金相對來說不太買小股票。因此，盡管公募基金后面會有凈值壓力，“但老百姓的埋怨度不會有那么高。”

李旭利說：“大家可能會關心接下來是不是會有一個反彈。我自己的判斷，反彈即使有也是很弱的，大家不要去指望政府的政策。我的看法就是，政策從來都是沒用的，它們過去不曾有用，將來也是不會有用的。”

他舉例：“有關人士在2000多點說要減持國有股，到1700點就已經放棄說不減了，到最后還是跌到了1000多點，其間政府一直在救市，沒有用處的。一開始救市可以管一個星期的走勢，后來管三天，后來管兩天，到后來就管開盤15分鐘的走勢。同樣的道理，上漲也是一樣的。大概在2500點以上，監管層就覺得市場有風險，開始控制基金發行，甚至給市場扇涼風，但是市場還是漲到6000多點。”

李旭利認為：“你基本上盡量不要指望它(政府)救市，我自己的看法，現在出政策的影響力基本上沒有用處。”

他同時表示，在當時的時間點，有政策出臺會很糟糕。“因為這個點推政策，會讓機構和‘大小非’非常順利地減持，減持完之后，企業對維護市場的參與性和興趣都會大大減弱，小散戶會一直陪著市場跌到底。”

一些機構人士對李旭利的這番表述不以為然，他們不斷用估值說服投資人，說A股已經見底了。隨后A股的慘烈下跌，讓這些機構付出了高額代價。

正是在屢屢“命中”政策和市場走勢的過程里，李旭利成為機構投資者判斷宏觀政策風向的標桿。

有人說，李旭利對宏觀判斷屢屢精準，很大程度上來自對現行體制下各方利益和立場的“通透算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