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業老鼠倉：下一個是誰

譚嘯澗 李冰心

“哪有個完啊！”這是上世紀70年代著名日本電影《追捕》中的主人公杜丘在影片結尾走向法院作證時，對真由美提出的“(這事兒)完了嗎”這一問題的回答。

用這句話來描述當下的中國基金業中的“老鼠倉”現象，似乎再恰當不過，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里，中國基金業相繼出現張野、涂強、韓剛、劉海四只“老鼠”，下一只隨時都會浮出水面。

“老鼠倉”源于制度本身

中國基金業似乎沒有好形象。最早的“基金黑幕”自不必多說，對倒、拉高遠未絕跡，運用基金資金為他人在高位接盤、基金間的“群毆”(對不遵守業內“一致行動”潛規則的背叛者的懲罰)、不管盈虧都要收取管理費(旱澇保收)、對垃圾股的追逐(基金也不都是價值投資者)、對分紅卻冷淡以對等等，不一而足。

現在看來，將“機構投資者有利于穩定市場”作為發展基金業的理由是多么幼稚可笑，中國股市不僅沒有因為機構投資者(主要是基金)的大發展而更平穩，更嚴重的是，它們事實上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控制了這個市場的走向，它們對市場所可能產生的影響力已足以使它們與決策者或明或暗地抗衡，而它們手里所擁有的武器，則是并非它們所有但卻可以控制和使用的基民的錢。

“老鼠倉”不過是這一公眾資產(共同基金資產)被肆意濫用和用來謀取私利的另一種手法而已。基金持有人的利益明顯受到了侵犯和損失，而基金管理者則違背了最起碼的職業道德—信托的誠信原則。不能依賴基金經理個人自律“出淤泥而不染”，根本的解決辦法還是要培養信托文化，不斷完善制度建設。

當投資者購買基金的時候，實際上存在著兩種意義：一是把錢交給基金公司換取基金份額以確定自己對相應基金資產的所有權；二是這一交易還暗含著基金公司與投資者簽訂了誠信協議，前者將作為受托人，忠實專業地為委托人服務，這是市場經濟最起碼的信托責任。后者是前提，也更為重要，因為就信托而言，道德更重于法律。當前我們身處的這場金融危機的根源之一，亦是信托責任的缺失，如果公司管理層是為實現股東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自身的天價薪酬而冒險，如果機構投資者忠實履行自己的信托義務，也許這個世界會平靜很多。

私募“樂土”凸顯監管不對稱

據參與基金法修訂討論的專業人士透露，基金法修改小組將分門別類對公募、私募基金的現狀、問題進行調研，其中會涉及基金公司“老鼠倉”問題等。這正是眾多公募基金經理和私募人士普遍關心的焦點問題之一。

“公募基金經理壓力大，受業績排名所累，而私募生存在監管缺失的空間，基本不會遇到上述問題。”一位基金公司高管說。

粗略統計，自2006年以來，至少有近20位明星基金經理或業內大佬相繼離開了公募基金，其中多為基金公司投資總監。

私募則被看作是一塊“沒有監管的自由之地”。在私募基金業根本沒有“老鼠倉”一說，即使是內幕交易也無人過問，在制度缺失面前，僅就違規可能性來看，私募基金的沖動和空間會更大一些。

但由于相關法律不夠完善，中國對“老鼠倉”多數采取行政處罰—證監會的“市場禁入＋罰款”，或者刑事處罰—此次3名基金經理可能成為首例。但在民事索賠環節，基民尚無成功案例。

在“制度萬能”觀念盛行的當下，解決基金“老鼠倉”問題似乎也只能靠制度了。但基金“老鼠倉”根本就不可能事先預防，最多是發現后追罰，而被發現的概率卻是極低的，防范“老鼠倉”，更多只能依靠建立在信托誠信原則之上的自律。凱恩斯的告誡似乎能給我們更多的啟示：“那些承擔信托責任的人……要承擔比市場道德更為嚴格的準則……..它是一種不可動搖、源源不斷的傳統……不僅僅是誠實，更是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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