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全會：新社會契約的基礎全文實錄(2)

Stuart Popham：

你這么說，我們看待問題的方法應該很廣泛，G20講的都是很具體的問題，但是隨著時代的變遷，薪酬也會有變化的。開頭的時候談到了基辛格說的一句話，肯定會有變化，但是這個變化已經發生了，情況已經和他說這句話的時候不一樣了，所以契約應該比較廣泛，內容應該是非常非常豐富的，而不應該就是盯住一個薪酬的問題，可能這個契約有不平衡，就業不平衡，教育不平衡等等，應該讓政治家、還有公民社會、企業都參與，而不一定是具體的某一條法律或者法規。

主持人芮成鋼：

我比較擔心別人把這個事情看得狹窄了，高管薪酬問題還是很有意思的。蓋茨先生在達沃斯前幾年做過一次演講“創作性的資本主義”，他的意思是由于有資本主義，世界變得更好，由此他獲得了獎。他講了應該對企業有完全新的激勵機制，這種激勵機制不光是盈利，而是應該有其他的獎勵。

嘉賓：

很多企業正在積極的參與這種塑造未來的事情，前幾年有人問我企業界是不是左傾了，我說不是，企業意識到它們不能忽視很多很多社會現象，如果他們這樣做的話，企業就要垮臺了，他們意識到這一點了，現在就在積極參與各種各樣的塑造比較積極的未來。

問題到底是應該由盈利驅動還是其他的來驅動？

嘉賓：

剛才你提到了蓋茨說的這個例子，我最近到非洲去看到了蓋茨他們的基金運作的情況，這是慈善事業最好的情況，換句話說有一個很大的企業，大家都不去關心高管薪酬，他們付了稅，把盈利用來做一些好事情，幫助人類，所以這實際上就是我們要回到這種基本的東西，我們應該有一個更有責任感的消費者、更有責任感的管理者、政府，我們不需要的人就是想花錢的這種人，這是不好的。有的人是貸款了，它貸款不應該變成一種生活方式，不是沒有辦法才來借錢，好像是上癮了一樣來借錢，這是不行的。

嘉賓：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公司文化中一定要有持續長期的眼光，我們現在越來越擅長這個，而且我們的激勵機制也應該建立起來了。從一種社會的角度來說大家都應該認識到這種需要，我還是挺樂觀的，我覺得將來這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快，所以我覺得這種目標和盈利應該可以結合起來，建立一個長久可持續的企業。

嘉賓：

關于蓋茨的演講，我可以保證，作為微軟最大的股東，蓋茨一定會讓鮑曼(微軟CEO)有盈利，如果巴菲特覺得微軟不掙錢，就不會買他的股票，所以換句話說必須要賺錢，慈善基金才會有基礎。在公民社會中，我們應該和企業政府建立一種準機構，不完全是企業，又不完全是NGO，也不完全是政府，而是一種聯合體，可以建立各種各樣的經濟機遇。人們其實不需要另外一種社會福利，它需要一點支持，可以得到培訓，可以就業，可以買房子，我覺得到目前為止，現在所有這些部門分開來了，太獨立了，我們覺得應該融合在一起，把資源結合在一起才能做得更好。

Stuart Popham：

我做點補充。國際規模企業想找到一些員工之間的共同價值觀，我們作為國際規模的企業更加應該做到這一點。

主持人芮成鋼：

如果這是第一個激勵的話，換到一家公司的話，它就會承擔很多的風險，就會是這樣，就會承擔一些不必要的風險。所以，具體應該是什么樣的新社會契約呢？

嘉賓：

這個問題牽扯到一個核心的問題是選民和被選者之間的關系，很多人會提到說這是一種錯綜復雜的完成，如果能夠讓選民理解，是否更應該有一些社會精英替這些選民做決定呢？可以保證社會的進步，到目前為止，形成了一種共識，不應該這樣做。一人一票，就算是選錯了，那就錯了，就要自己來承擔這個成本。假設社會精英會做正確的決定，也未必是這樣，社會精英做了錯誤的決定，我們就應該問何必有社會精英呢？

比如說英國政府儲備是多少，回到最基本的道理，我們需要未雨綢繆，需要知識，他們的負責人有知識嗎？不一定，我覺得各國政府官員要關注風險，到底能夠承受多大的風險。

現在消費者和政府都能搞明白，會回到最近的東西去，簡單易懂、透明、可追溯的東西上來。我們擔心的是基礎方面的問題，這也是今天應該探討的話題。我們不應該忽略另外一個話題，我們急需解決這個問題，可能會忽略后來可能發生的更嚴重的問題，核能、轉基因產品都存在了非常大的風險，不管我們怎么合作，以后都應該把它應用到其他危機的防范工作中，下一個危機不一定是金融危機，有可能是其他領域的危機。

Timothy P.Flynn：

說起政府，他們要照顧他們的公民，在本國境內照顧他們的公民，與此同時，全球層面相互依賴程度很高，如果是完美的一個世界，我們想要協調，政府看全球層面的社會契約是什么樣的，社會變得越來越小。現在和一年前大家想的不一樣了，很多政府都承認現在我們要有一種新的模式，建立合作關系，建立信任，跨國互動往來都是一個新的模式，很多人會超越他們各國的情況，再去看我們全球的一些新挑戰，社會、企業、非政府組織以及社會精英和領袖都要面對全球層面的挑戰，這才會影響以后的未來。

Aron Cramer：

我們最好的辦法，就是政府要換一種思維來看問題，到現在為止，政府是制定和執行法律的，這是一個過于僵化的看法，政府完全可以起到一些作用，比如說影響全球話語領域，建立公司的秩序，政府應該考慮我們2.0版本的模式，這樣才會重造社會企業。

Mohammad Jaafar：

另外一點需要做到的是我們大的機構、非政府組織也好，企業也好、政府也好，都需要重新審視我們的行為模式。公民有很多的往來，不管他們有沒有介入，我們都有各種各樣的往來，那么我們更需要注重什么樣的契約社會財富，和每個公民的最大利益，然后再去重造這個機構，機構在不停的變化，唯一發生變化的機會就是要變化。

Stuart Popham：

我們要保證各國領導之間在共享他們的知識，他們的方式是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政府可以引導全球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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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夏季達沃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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