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體大會7文字實錄

2011年11月10日 19:02
來源：鳳凰網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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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網財經訊 11月10日，國際金融論壇2011年全球年會全體大會第七場展開討論，議題是“全球平衡與可持續發展”。鳳凰網財經全程直播。以下是全體大會7文字實錄。

以下為文字實錄：

全體大會7：全球平衡與可持續發展

主持人：歡迎大家回到國際金融論壇2011年全球年會現場。下面進行第七場全場大會。首先讓我們看一下大屏幕。

各位來賓，掌聲有請會議主持人國際金融論壇常務副理事長、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理事長、原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我們的老朋友戴相龍先生。

戴相龍：各位嘉賓，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現在我們召開第七次全體大會。這一節的主題是“全球平衡與可持續發展”。一共有五位重要領導和嘉賓發表演講。下面我們非常榮幸地邀請今天主旨演講嘉賓上臺。他們是：國際金融論壇主席、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先生。國際金融論壇國際顧問委員會主席、韓國前總理、第56屆聯合國大會主席韓升洙先生。國際金融論壇學術委員會主席、中國當代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教授。新任中國證監會主席郭樹清主席。中國國家開發銀行董事長陳元先生。

下面我們隆重邀請成思危先生發表主旨演講，他的演講題目是“中國經濟的再平衡”。

成思危：各位嘉賓，各位朋友。我今天想就中國經濟再平衡的問題跟大家做一些探討。由于時間關系，今天演講嘉賓很多，所以我就講快一點。

大家知道實際上在本世紀初，包括世行和IMF都有學者提出警告，就是全球失衡的警告。當時的情況，美國的一些國家，中國有比較大的貿易逆差，其實從歷史上看，全球失衡也不是第一次。大家記得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時候，美國和中東石油國家之間也出現過這個問題。在80年代初的時候，美國和日本、西德之間也出現過這個問題。

從2005年以后，全球失衡的現象更加嚴重。而且這次失衡是在經濟全球化進一步發展的情況下發生的。到底失衡是好是壞呢？本世紀初的時候，由于世界經濟形勢發展比較好，所以有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失衡沒有什么關系，不影響經濟的發展，甚至還可以得到雙贏的結果。但是實際上這個說法是假定在發達國家的資本市場非常完善，可以容忍越來越高的杠桿率，是在這個假定下設立的。但是實際證明并不是這樣的。當發達國家資本市場到一定情況，杠桿率太高的情況下就發生了金融危機。所以現在大家都承認這個是金融危機的一個原因。現在很多人都在講要再平衡，但是我個人認為，外部的失衡實際上它的原因是內部失衡。要想解決失衡問題，首先每個國家要審視自己的內部怎么樣去再平衡它的經濟。

溫總理也講過，中國經濟不平衡、不可持續，我們需要認真的審視一下，我們中國怎么樣再平衡我們自己的經濟，特別是在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后。至于美國和其他國家怎么樣再平衡他們的經濟，我最近在美國巡回演講也說了，你們應該很好的思考。當然，我們講的平衡、再平衡也是一種動態的。因為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總是從不平衡到平衡，然后再到不平衡。但是，我們總得有一個戰略思考，有一個方向性的考慮。

實際上，我2009年在華盛頓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上就講過六個平衡的問題。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六個平的問題。今天我想就這六個平衡給大家做一些簡單的介紹。

第一個平衡，儲蓄和消費的平衡。大家知道中國的儲蓄率是非常高的。我們可以從這個表上看到，這個表上列的是國民儲蓄率，所謂國民儲蓄率就是政府、企業、個人的儲蓄對GDP的比例。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或者說亞洲國家和地區，比歐美國家的國民儲蓄率要高的多。這兒列的兩年的數據，一個是90年代的，一個是21世紀的，96年和07年的。大家可以看到，中國和美國比的話，這個差的很多。我們不但要關注國民儲蓄率，還要關注居民的儲蓄率。居民儲蓄率的概念，是居民的儲蓄被他的可支配收入。如果從這兒看，中美比較就相差很遠了。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圖，中國的居民儲蓄率將近到40%，而美國的居民儲蓄率只占5%左右，相差的很遠。

從理論上來，應該是富裕的國家的儲蓄率應該高，因為儲蓄率跟人民的收入是有關的。那么為什么出現這個現象呢？我想第一就是文化上的差異。因為中國傳統的文化就是積梏防饑，養兒防老。也就是說中國文化本身就有一種儲蓄的文化。其實美國在90年代的時候，也注意儲蓄，富蘭克林曾經說過，誰要借錢的話誰就不能開薪。但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情況變化了，在消費主義的影響下，先買以后再付款，變成了消費主義文化。

第二，傳統。中國的傳統是父母對子女承擔著更多的責任，即使在子女畢業、就業以后，父母還得管他的住房、結婚等等。所以中國出現“啃老”現象，美國基本上子女上完大學就業，父母就不管了。

第三，中國社會保障體系不那么完善，再加上教育、醫療等等方面的問題。所以，有一種自我保障的需要。所以也要加強儲蓄。

最后，中國處在一個經濟起飛的階段，根據羅斯特(音)的理論，起飛階段需要大量的資金，這個資金要靠高儲蓄率來支持，所以造成了中國的高儲蓄率。但是高儲蓄率同時也帶來了負面效應，因為大家把錢村銀行了，所以銀行的儲蓄就大量增加了，銀行把它貸出去，現在銀行說貸給個人貸款占15%左右，大部分都貸給企業和地方政府，然后拿去投資，就造成了投資過熱，投資過熱造成多余的產能，多余產能生產的產品，國內消費不了就出口，出口要競爭，出口的價格也比較低，就廉價出口。出口以后，就會造成比較大的貿易順差，最后就造成了比較大的外匯儲備、外匯節余，正如大家所看到的現象。

所以過高的儲蓄會帶來一系列的問題。當然美國的低儲蓄率和它的高消費率是造成這次杠桿率越來越高的一個原因。當然從中國來說，我覺得應該適當的降低儲蓄率，提高消費率，也就是說轉變我們經濟發展方式，更多的依靠國內的消費。

第二個平衡，國內內需和外需的平衡。大家知道中國外貿增長很快，從進入本世紀以后，從這個圖上可以看到，中國的外貿和中國的貿易順差增長的很快。到2008年到了頂峰，順差到了頂峰。但是由于金融危機外需的減少，對中國經濟造成很大的沖擊。我記得2007年的時候，外貿對中國經濟的增長貢獻是正的23%，但是到了09年，外貿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是負的39.1%。從正變成負，而且外貿成了中國經濟拉后腿的情況。

發達國家都在所謂去杠桿化，所謂去杠桿化就是減少負債率。去杠桿化的結果必然造成我們中國生產能力的降低，因為出口少了，就是去產能化。所以這對我們來說都是比較大的影響。正因為這樣，去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今年的人大，都提出來我們要轉變發展方式，更多的依靠國內的消費。但是，更多的依靠國內消費，它不是一句話，這需要做很大的努力。首先我們要提高人民群眾的購買力，就是提高人民群眾的收入，讓大家有能力消費。我曾經提過三個制度性的安排：第一個制度性的安排，要讓人民群眾收入和經濟的增長同步。從這個圖可以看到GDP的增長情況和人民群眾的收入增長情況，應該說近兩年來，基本是接近的。第二，要把工資和CPI通貨膨脹率掛鉤。現在30個省市把最低工資和通貨膨脹率掛鉤了，但是整個工資還沒有，因為不掛鉤的話，等于在高通脹的時候大家的實際收入就降低了。第三，隨著勞動生產力的提高來提高工人的工資，這也是必須的。但是前提是我們一定要提高勞動生產力。我們的勞動生產力相對來看，還是比較低的。從制造業來說，美國的勞動生產力每人每年18萬美元，我們國內可能還不到它的三分之一。所以我們要提高勞動生產力來提高工人的工資。

同時，還有兩個輔助的方面，一個是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咱們從800到1600，到2000，最近到3500，現在只有9%的人需要納個人所得稅。再一個方面，要促進信用消費。我們銀行貸款給個人的，包括住房貸款等等，只占15%左右前兩年。所以這個還可以促進信用消費，讓老百姓有能力消費。

然后改善社會保障體系，特別是上學收擇校費，看病貴、看病難等等問題，讓大家能夠敢于消費。最后，我們要不斷通過創新推出各種新的產品，讓大家愿意消費。所以我說中國需要更多的喬布斯，就能夠不斷推出新產品，讓你去買，從ipod到iphone等等，老讓你去買，所以這個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我們和中美之間做一個比較，總的經濟GDP，我們的外貿和GDP的比例和順差，或者是逆差和GDP的比例，我們可以看到差的很遠。中國可以說有大量的外貿順差，而美國只有貿易的逆差。

當然我們并不是說我們就不要外貿了，但是我們的外貿確實是需要掌握一些原則，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外貿依存度不能過高。現在我們是40%左右，應該在30%左右就可以了。另外，外貿的順差掌握在4%以下，這個完全我們是可以做到的，也是國際上公認的一個標準。

第三個平衡，金融創新和金融監管的平衡。大家知道金融創新是一把雙刃劍，而金融監管最主要的是要防止它的過度投機。但是金融創新和金融監管之間相互制約，又相互促進，就是說魔和道的關系，有一個創新出來突破了金融監管原來的規定，然后金融監管又做出新的規定，然后在這個環境下做出新的創新，這在國外是這樣一個規律。

從國外來看，金融創新確實是監管沒有跟上。可以說它的經濟越來越虛擬化，從中國來說，我們還是要鼓勵金融創新來改善，同時要改善我們的金融監管。因為如果沒有金融創新，我們的金融效率是比較低的。這里面涉及到一個風險和收益的概念，大家知道風險和收益是對稱的。你要想高收益，你必須要承擔高的風險。比如是我們買美國的國債，當然美國國債現在也降級了，我們先不說美元貶值的風險，國債從AA降了一下，但是它相對來說還是風險低的，大概只有4%的收益率。根據美國一些經濟學家的統計，在美國投資平均回報率是8%。當然，投資有一定的風險。我們寧愿要4%風險很小的債券利息？還是要8%的有相應風險的投資回報呢？這個是我們要看到的。如果我們只要4%，等于把錢借給美國投資人，他賺了錢以后分一半給你，他拿你的錢賺錢。

所以，我們還是要去鼓勵金融創新，提高我們的金融效率和我們的金融競爭力，但是同時也要加強金融監管。我認為金融監管應該做到合法、合理、適度、有效。當然要有法可依，另外要講理，你推出任何一項監管措施，都要講明它的道理。另外不能朝令夕改，老改變游戲規則，這不行。第三，你得適度。盡管是有成本的，不是說越嚴越好。美國的薩班斯法律出來以后，盡管加強了上市公司的內控，但是成本也提的比較高，有一些公司跟我說，當時的CPA都不夠用。上市公司每小時的成本增加800美元，有的上市公司這樣說。所以要適度。最后要有效，你的監管措施要能夠改變人們的行為，這樣監管才有效。否則，像我們股市瘋漲的時候，增加印花稅，它還是漲，股市跌的時候，你降低印花稅，它還是跌。所以一定要有效。

同時我認為監管首要就是要有透明度，只有保證信息披露的真實性、及時性、全面性，我們才能實現有效監管。因為只要信息披露做到透明了，就可以大家來分析，通過分析發現問題，發現問題然后再進行處置。這些觀點我講過多次了。

第四，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平衡。虛擬經濟是和實體經濟相對應的。簡單地說，它就是直接用錢來生錢，也就是說實體經濟要用貨幣換成勞動力、材料、廠房、機器，然后通過生產出產品，產品通過流通變成商品，商品再通過交換變回貨幣。但是虛擬經濟，你買股票，買債券，是直接用錢去買這些東西，然后通過股市、債市等等生錢。

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它是互相依靠的，而且也是互相補充的。非常重要的，要保持一個合理的比例。為什么？因為虛擬經濟它本身是從實體經濟中產生的，而又服務于實體經濟。如果你不服務于實體經濟，你光玩虛的，那么必然要出問題。我們看看全世界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規模的比例，全世界股市的市值，加上債券的余額，加上沒有平倉的金融衍生品合約余額是800萬億美元，而全世界GDP才60多萬億，這個比例差的太遠了。在美國的國家里面靠金融工程等等辦法設計各種產品來賺錢，也好賺。

所以，把規模搞的很大。大家想怎么會有這么高呢？因為它設計了一些虛的東西，比如說CDS就是這樣一個情況，CDS的本質，我是一種保險，你買了CDS，如果債務人違約，我收購債務人的抵押品。當房價上漲的時候，違約風險很小。如果違約率是0.5%，我收保險金的1%我就賺大錢了。但是沒有想到30年河東，30年河西，一下房價下降了，違約率大大增加。所以一個合約的價值，可能真正付的錢是1塊錢，但是它放大100倍，所以放大效應是非常厲害的。所以我們必須要把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保持在一個合理的規模之內，不能夠脫離實體經濟去單純地發展虛擬經濟。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是非常危險的。

當然從中國來看，大家可以看到我們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比例，基本是1：1，最多的時候也就是1.5：1左右。從中國來說，我們還需要穩步的去發展虛擬經濟，而且我們強調虛擬經濟是要為實體經濟服務的，要注意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之間的互動關系。

第五個平衡，經濟增長和可持續發展的平衡。大家知道快速的經濟增長導致了一些官員的GDP崇拜。同時，把投資變成了一種主要的推動力了。我們這樣下來，則是不可持續的。大家可以看到，08年啟動了4萬億投資，09年我們9.2%的增長里，投資占了8.7%，09年投資增長了30.5%，總量占到22.5萬億，這樣大量的的投資，必然導致的結果就是在10年看到的產能過剩、庫存積壓、投資效益降低、環境問題的增多，同時大量的資金投放9.6萬億的銀行貸款額增加，造成了通貨膨脹的危險，還有地方政府債務的增加，還有房地產的資產泡沫等等。這兩年在處理09年經濟刺激計劃的負面的作用。當然那時候是需要經濟刺激計劃的，因為根本我們的研究，沒有這個計劃，可能當年經濟增長只有2.4%，但是另外方面，大量投資的結果會帶來一系列的問題。所以我們應該更多注意一些非市場的經濟活動，比如說研究開發教育和慈善事業等等。

我曾經講過，經濟只能管我們的今天，科技管我們的明天，但是只有教育才能管我們的后天。所以投資交易就是投資我們的未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該下更多的力量。還有慈善事業，屬于三次分配，也有助于實現社會的公平。同時要注意環境成本。我們做過一個研究，05年我們國家環境成本，包括能源效率低、環境污染和生態的破壞，是我們GDP13.5%，當年GDP增長只有10.4%，這說明我們要把環境債務留給子孫后代，這是不可持續的。所以我們必須注意我們的環境成本。

現在中國是在積極地發展綠色經濟，包括低碳經濟、循環經濟和生態經濟等等。

最后，我們可以看到，投資占GDP比例到了74.1%了，這個實在太高了。而我們的能源消耗也是在不斷地增長。

最后一個平衡，地區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的平衡。我05年在韓國首爾講過，地區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是平行不悖，又相互補充的。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出現了北美自由貿易區，出現了貿易。10加1，中國加東盟10國，在2010年1月1號啟動了，去年雙邊貿易量達到了2927.8億美元，中國和東盟的貿易，從總體來看，已經超過中國和日本的貿易了。總的投資到了800億美元。

10加3，中國加日本、韓國，也在進展之中，最近有兩個進展，一個是成立了1200億美元的儲備庫。其中中國和日本各占32%，韓國占18%，東盟各國占20%。另外成立了亞洲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在新加坡。第一任主任是中國人，下一屆是日本人。當然，10加3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說互信不夠，我們和日本之間，和越南、菲律賓之間的互信還存在問題。另外，整個10加3的發展，發達程度相差太多。但是知道實行地區一體化，發達程度最低的國家最受益，但是如果相差太多，有的發達國家就不愿意了。

再一個，我們和北美自由貿易，和歐盟不同，區內的貿易比重很低，不像歐盟，這種貿易區還是比較松散的，允許各個成員單獨和區外國家簽訂自由區協議，中國和智利、秘魯等等簽訂了協議。但是不管怎么說，如果10加3能夠出現，世界上將是三個大的經濟版塊，一個是北美自由貿易區，一個是歐盟，一個是東亞自由貿易區。北美占27%，歐盟25%，東亞將占到23%。從發展趨勢來看，東亞的發展速度肯定比每歐要快。所以世界將形成一個多極的世界，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發展。

中國古代和諧的核心就是中庸之道，我們說平衡就是在不斷動態在之中來把握好度。中國應該掌握這六個平衡。我們要通過掌握六個平衡，來重新平衡中國的經濟。謝謝大家。

戴相龍：感謝成思危主席的精彩演講，下面有請韓升洙先生發表主旨演講。他的演講題目是“可持續發展的21世紀和世界的未來”。

韓升洙：尊敬的成思危主席，尊敬的各位發言人，女士們，先生們，大家下午好。明年將成為一個人類歷史上的可持續發展當中最為重要的一年。我此次發言主題是在21世紀的可持續發展，以及世界的未來。

對于在座的各位來說，我堅信雖然金融危機它是我們大家現在所關心的，而且需要我們采取馬上的解決方案，但是我們不應該忽視，我們長久需要保持可持續發展，而且要確保我們未來的子孫后代他們能夠有供給，能夠來應對各種外界造成的沖擊。

女士們，先生們，世界的未來依賴于我們是否有能力來回答可持續發展方面所提出的挑戰。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的，我們希望采取全球和迅速的舉措，這也是因為我們現在所應對的挑戰，它本質是非常復雜的，是全球性的，而且造成了社會經濟和環境方面的影響。遺憾的是，它就要求我們來抓緊時間，因為我們現在已經不能夠浪費時間了。對于長期的挑戰來說，現在我們所面臨的最為令人震驚的挑戰來自于氣候變化。

氣候變化的現象已經在國際社區進行了很多道路，而且已經延續了一段時間。美國在去年一年當中，像風暴颶風、洪水、干旱、森林大火這樣的自然災害，都造成了很多影響，而且發生的頻率和程度是非常高的。

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當中的增長模型，它能夠導致現在的這種不能夠持續發展的發展道路。因此，我們主要強調經濟擴張，但是并不考慮所造成的生態方面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這里所針對數量增長的方式，還有在工業革命本身，他們其實需要我們現在來回答一個非常緊迫的問題，我們要進行扶貧，要來人們的福祉，而且要不斷擴大經濟的發展。

從一個純粹的經濟視角，我并不相信，如果我們現在做的不太好，其實并不是夸張的。女士們，先生們，我們已經采取了重要的舉措，我也已經朝著應對氣候變化挑戰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工作。我們就可能持續發展方面也找到了一些答案。通過我之前擔任的職務，比如說在聯合國大會第56屆當中擔任主席，也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方面秘書長的特使，我也親自參與了很多的活動，我看到了全球做出的努力，應對氣球變化正在使全球朝著可持續發展方面。全世界的各位領導人都清楚，我們要求進行團結的努力，以便能夠有效的來應對氣候的變化。除此之外，我們更多的強調，我們有必要使用新的技術，并且分享技能技巧，以便更好的應對氣候變化，同時確保這樣的功績能夠傳播給發展中國家，因為他們通常在氣候變化方面最為脆弱。

除此之外，我們也清楚的認識到一個事實，大量的投資有必要，以便使得各個國家非常有效應對氣候變化，并且減少排放。因為我們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第15次會議當中，我們通過了綠色氣候基金。這是在09年哥本哈根所召開的會議。我們建立這個基金，以便能夠籌集到300億美元，以便能夠從10年到12年作為啟動資金。另外到2020年之前，每年要拿出1000億美元，以便能夠幫助發展中國家來進行氣候應對。

在不久之后，我們即將進入2012年，它對于我們全球可持續發展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標志著從我們聯合國環境發展大會這個里程碑以來，已經經歷了20年。我們把這次大會叫做地球峰會。當時是在里約召開的。所以2012年是至關重要的一年。到時候，它標志著我們第一個承諾到期。在附錄1當中的國家，到時候已經完成了溫室氣體減排的目標。因此，我們現在看到這樣的目標，不僅沒有完成，而且我們之后要繼續一個國際性的氣候機制，前景看起來也是非常暗淡。

我們看到全球的溫室氣體排放濃度，還是在增加。同時，人們不斷來尋求非常有限的資源，希望能夠分享到有限的能源和水資源。我們已經做好準備來舉行可持續發展的聯合國大會，來紀念這一標志性的年度。而且，我們可以看到，其實之后前景并不是太好。我們大家也不斷地來進行爭論，來解釋我們為什么不能夠應對挑戰的原因是什么，其中包括我們缺乏強有力的領導力，而且我們在一些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框架之內來進行決策程序方面沒有達成一致意見。另外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他們的利益背離了，而且還互相指責。但是我們認為在國際政策制定方面應該進行更多談話和對話，以便能夠來了解在這個問題方面所出現的經濟意義是什么。

在最近幾次當中，決策者他們逐漸地意識到一個事實，這就是氣候變化和環境的惡化，它們不僅是環境的問題，它的核心問題其實也是經濟的問題。所以，解決方案還是在經濟方面。

綠色氣候基金，正是因為這個意識產生的。我們越來越多的認識到金融所起的重要角色，它在給我們提供氣候和環境解決方案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個全新的政策框架，它能夠建立在廣泛的合作關系之上。這樣的一個框架能夠幫助我們驅動經濟的增長，能夠阻止環境惡化，能夠來幫助我們得到環境的可持續。

理念的轉化要求我們意識到經濟的增長和環保能夠同時獲得。這是最基本的前提。在這樣一個假設上，我們所進行的綠色發展的新的發展模式正在進行。在綠色發展的新的范式下，以及能源危機這樣的挑戰，它不再單純的問題，我們可以進行新的增長和增加新的工作機會。過去所采取的密集型勞動和資本密集型方法不一樣，對于綠色增長驅動的因素，包括新的理念、變革性的創新，還有領先的技術，尤其是在信息和通信領域。各個國家在全球都不斷努力來實施綠色增長的政策，包括韓國，它已經推出了低碳綠色增長是國家新的一個發展愿景。

因此，我們要把綠色增長轉換為政策，對韓國政府來說，他們已經宣布了一個藍圖，能夠找出17個增長引擎。其中包括綠色經濟的一些技術，而且也包括了可再生能源、有關節能技術、先進水資源管理、LED的應用、綠色的交通系統以及綠色城市的打造。通過這樣做，比如說促進像劇變這樣的技術，其中包括IT和制造技術相融合，比如說機器人的應用，一些新的材料以及納米技術的應用等等。為了系統化的實施這些倡議，我們韓國政府在09年2月份的時候，成立了綠色增長總統委員會，我們在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之間進行了充分的咨詢之后，我們國家大會通過了有關的低碳綠色增長的框架協議，這是世界上第一種公約。那么它其中也規定了我們要到2020年要減排30%，而且根據我們第一個五年綠色增長計劃，這是09年到2013年，同時就綠色增長方面，也看到了中國采取了一系列的雄心勃勃創意。在應對08年危機當中，中國政府推出4萬億美元的刺激計劃，其中38%分配到了清潔技術，尤其包括污水處理方面的，中國旨在到2020年來減排45%，這是在05年的基礎上。

中國所實施的“十二五”規劃中，也把目前整個章節來用于綠色開發的規劃，希望每年的GDP保持在7%，同時希望把非化石燃料的比例占一次能源的11.4%，同時希望減少資源和能量方面的消耗，以便能夠減排。

毫無疑問，對于韓國，對于中國來說，還有其他的國家，我們認為金融所扮演的角色都是至關重要的。尤其是在對新的歷史技術和漸進性的能源和環境政策方面非常重要。我們已經推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倡議，以便能夠對于潛在的融資渠道進行分析，以便能夠促進低碳綠色發展。其中包括聯合國秘書長有關氣候變化融資的高級咨詢團隊，他們在去年11月份的時候發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且最近在世行、IMF、OECD地區之間進行的聯合報告也出臺了，主要希望整合氣候方面的資金。但是投資的規模要求我們最好能夠來創建出一個有著協作的效應，我指的是在公司各個部門之間都能夠來促進資金的流動，而且能夠充分地使用各個工具，能夠把效率提到最高。尤其是在現在，隨著各個政府，尤其是發達國家的政府，它們正在面臨著非常嚴重的財政和預算方面的緊縮。非常有限的公共的資金，應該是被杠桿化，以便能夠來引入更多私營部門資金的注入。

為此，政府的領導力是一個關鍵因素，對于公共政策來說，他們應該要來幫助促進私營部門的資本的流入，來確定一個合適的能源的價格。從政策層面上確定一些二氧化碳的減排的一些機制。這樣的話，能夠建立低碳社會。在目前為止，市場價格在20到25美金左右，我們在這個方面通過價格杠桿能夠在資本市場促進碳市場資本的巨大流動。在這個方面，融資對綠色技術、環保技術的發展至關重要。另外一方面，它在整個技術發展的階段來講也是非常之必須的。尤其是在早期發展階段更是如此，在創新早期階段，公共融資對于研發，以及促進整個創業資本轉向綠色環保技術的鼓勵作用是非常之重要的。因此，我們必須要保證那些私人行業建立相應的信心，然后從事一些綠色技術的開發，并且將其產業化，進一步加速創業企業，采用本地適用的技術，而所有的技術在技術部署和發展階段，公私合營的方式會使得公共基金能夠幫助一些項目獲取更大的第二階段發展的資金。

除此之外，政府應該制定相應的政策來支持氣候相關的一些研究和創新。而這一點，也對于金融市場以及行業的綠色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一切包括碳市場和碳匯基金、碳帳戶的建立以及碳減排和中間機構的建立，碳市場毋庸置疑，對于支持中國發展新技術和利用現有的私人投資來講，非常之重要。尤其對發展中國家更是如此。在此發展過程中，金融行業尤其是私人投資行業會扮演極其重要的作用，他們會在提供綠色產品和服務方面起到一個多元化的市場和資金的供應方的角色。這些包括行為層面的變革，將會使得全社會轉向低碳社會的建立。

受到這個消息的鼓勵，我們在全世界范圍內觀察到了一些進步，比如說在韓國和中國，兩個市場積極對政府綠色發展戰略做了響應，所有大的一些業務，特別是在韓國，他們已經將綠色能源和綠色項目給予了優先考慮，這一些將會極大的擴大他們在這些可再生能源和綠色電動車、汽車開發過程之中的投資組合，也包括一些混合動力汽車和電動汽車，還有LED光源和智能電網技術的開發。在新的能源相關的一些就業市場方面將會給我們帶來新的就業機會。而新的一些中小型企業也會采取一些創新性的方法，能夠抓住這個領域的投資機會，并且從新的環保市場和綠色市場中獲取更大的收益。在中國可再生能源市場和行業，已經取得了快速的發展。它占到國內一次能源消費的8.8%左右，這是現在可再生能源占中國一次性能源結構的占比，中國的企業，像東方，還有尚德這樣一些公司，已經成為全球范圍內世界領先的可再生能源公司。

除此之外，中國已經開始超越其他的一些發達國家，比如說像丹麥、德國、西班牙以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風能發電機生產商和太陽能板的生產制造商，在可再生能源技術方面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包括生物沼氣方面更是如此。

另外一方面，綠色發展戰略也給亞洲國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通道，通過這個通道，我們不光能夠縮短與一些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方面的差距，更主要在很多層面上，甚至可以超出傳統的那種發展道路，從事一個更加可持續，走上一個更加可持續發展的道路，而這種道路完全可以保證經濟和社會、環境的三重目標的實現。換言之，綠色發展能夠提供一個綜合性解決方案，來應對全球能源方面的挑戰。而這個挑戰是我們全球目前所共同面臨的。

只有認識到了綠色發展的重大潛力，中國和韓國之外許多國家才能夠有這樣的動機將綠色發展納入到國民經濟發展的日程中去。丹麥在這個方面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丹麥不斷采取一些非常先進能源政策，旨在加強能源安全和能源獨立，保證經濟發展，同時也可以解決氣候變化和環境的惡化問題。在這種核心政策支持下，丹麥不斷地開發自己國內的一些綠色技術，尤其是風能技術，這一切將會導致全球公司，尤其像維斯塔(音)和東方能源公司的崛起，在2009年可再生能源占到丹麥所有能源電力消耗的27%左右。就像剛才所提到的一點，全球挑戰帶來的后果，我們必須將我們的視角從自己國內的層面上放眼望去，采取國際性的視角，尤其是氣候變化，它已然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問題。而且不可能再通過一個國家單槍匹馬戰斗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因此，綠色發展需要成為一個全球范圍內普遍的共識，一個政策協調。另外一方面，通過國與國之間的政策協調，可以幫助我們減少成本，控制相應的風險。而且將這個方面蘊含的機會進一步完全潛力。

可以簡單地說綠色發展需要全球化，而且也需要在全球范圍內，將這種趨勢傳遞開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取得非常重大的突破。就像2009年經合發組織部長會議上說的話，我希望能夠獲得參與此次會議部長級的一個一致支持，將OECD的一些宣言進行采納，并將納入本國綠色發展決策中去。這一切已經在旅社發展戰略里面體現出了，這個在OECD50周年慶典儀式上向大家提交了。除此之外，我們在傳播綠色發展理念方面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聯合國秘書長在這個方面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為他最近成立聯合國秘書長高級別全球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目的是希望能夠建立協調方面的一些機構。

為了確保綠色發展能夠成為全球范圍內的共同資產，全球的綠色發展機構，就是GGI，我現在就擔任GGI的董事局主席，在2010年成立了，我們希望能夠成為全球智囊團，促進綠色發展模式在全球范圍內推廣。我們也希望能夠基于我們以前在埃塞俄比亞、印度尼西亞、巴西做的工作進一步與其他國家的接觸，包括柬埔寨、哈薩克斯坦、阿聯酋等等其他國家來使得我們的共識進一步鞏固下來。謝謝。

戴相龍：謝謝。下面請吳敬璉教授演講，題目是“中國如何為全球經濟穩定增長做貢獻”。

吳敬璉：謝謝戴相龍理事長。我想中國對于全球金融危機應該盡到自己的責任，因為全球金融危機不是哪一個國家或者是哪幾個國家的事情，而是一個影響到全世界所有國家的一個非常嚴重的挑戰。我們應該共同應對這個挑戰。

中國要為全球經濟穩定發展做出貢獻，我想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辦好自己的事情。我們要來對應全球金融危機采取的措施，首先我們要對全球金融危機做出診斷，特別是要知道這種金融危機的根源是什么，它是由什么原因產生的。

在中國，大致上在2006年、2007年，在金融危機還沒有爆發以前一兩年內時間內，中國的經濟學界就多次討論過全世界經濟結構出現了什么問題。當時主要討論的主要是中國的問題，同時也涉及了全球的問題。現在看來，當時我們這種討論對于理解后來在08年前面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是有意義的。

當時我們相當一部分中國經濟學家認為存在著一種情況，就是在世界上存在著兩類的經濟結構失衡。在中國的經濟出現了失衡，它主要的表現就是過高的儲蓄率，過低的消費率。這里所說的儲蓄率，剛才成思危先生已經做了比較詳細的說明，在中國的情況之下，特別對于中國媒體來說，常常把儲蓄率看成是儲蓄存款。其實我們這里講的儲蓄率是說的可支配收入中沒有消費的部分。

中國的儲蓄率一直處在一個很高的位置上，而且21世紀以來越來越高。西方國家、發達國家，它的經濟也是失衡的，這種失衡的主要表現正好是跟中國的情況相反的，就是過高的消費率和過低的儲蓄率。美國居民儲蓄率在危機爆發前，我們在06、07年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降到了負數。這兩種結構失衡都有失衡，但是正好相反，于是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逐漸就形成一個世界這樣的經濟格局，就是兩種失衡正好是相反的失衡，形成了一種互補的關系。

這兩類經濟之間，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通過國家貿易形成了一種互補的關系。我把它叫做鏡像互補，就好象照鏡子一樣，一個人照鏡子，他的影子和他之間，正好什么事情都是相反的。這種鏡像互補下的世界經濟運行，它的特征就是通過國際貿易，使得發展中國家過高的儲蓄率的一部分借給了發達國家去用。這樣一種鏡像互補的經濟結構，在某些時間段，它對于發展中國家還是有利的，比如說東亞國家，日本、韓國、臺灣以及后來的中國，東亞經濟都采取了出口導向政策，利用西方國家的結構失衡，在一段時間里面實現了高速度的增長。西方國家利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特別是美國利用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國際貿易貨幣這樣一個地位，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松馳金融監管，西歐國家因為它沒有這樣一個貨幣的條件，所以就用大量的借債的辦法來支持經濟的繁榮。

在一段時間里面，這兩類國家都維持了比較高的經濟增長，維持了高的消費和高的福利。但是這種均衡是不能持續的。特別是到了21世紀以來，這種經濟結構，它產生的問題已經造成了爆發經濟危機的基礎。不管是哪類國家，在這個運轉中間，都出現了一些相同的經濟現象，這就是貨幣超發、流動性泛濫、虛擬資產的大量積累和資產負債表的高杠桿化。

上個世紀末期，1997年爆發的亞洲地區的經濟危機和這次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在我看來都是由此產生的。所以，要應對現在的仍然沒有脫離全球金融危機隱隱的重大的災變，我們要針對這樣一些問題來采取措施。從短期應對來說，現在各國政府都正在采取措施，比如說數量寬松的貨幣政策，對于一些大而不能倒的會引發系統性危機的金融企業進行救助，對于某一些發生了還貸困難的國家進行救助等等這樣一些短期措施。中國在用短期措施應對金融危機，它所采取的態度已經在最近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20國集團峰會上清楚的表明了中國的態度。中國的態度是堅持“同舟共濟，合作共贏”這么一個方針。胡錦濤主席也提出了一些中國的具體做法，最重要的就是三條：一條是積極穩妥的推進國家貨幣體系改革，致力于建立公平合理、非歧視的國際貿易體系。第二，挖掘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潛力，帶動全球總需求的擴大，當然中國屬于這樣的國家。第三，推動建立更加平等、更加均衡的新型的全球發展伙伴關系。

這是講中國對于短期應對的態度。我覺得更加重要的還是解決長期問題所應該采取的措施。為了從根本上擺脫危機，世界上每個國家必須首先辦好自己的事情，鏟除危機的根源，最重要的要消除泡沫、去杠桿化和實現再平衡。剛才成思危先生已經對于實現再平衡做了全面的論述。我認為對于發達國家來說，需要克服由于消費主義和高福利政策所導致的高赤字、高負債、高貨幣發行和高信用膨脹的問題。這樣才能解決發達國家的失衡問題。對于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增加人力資本投資，提高效率，要改進增長的質量。

下面講一下中國應該著重做什么？中國經濟再平衡的癥結，是要轉變經濟增長模式。中國大致從50年代中期以來，就采取了一種依靠投資驅動的高增長的經濟增長模式。這種增長模式在50年代、60年代很快就造成了經濟上的災難。在改革開放以后，我們用了一個出口導向政策來克服由于投資驅動的這種高增長所造成的一個嚴重問題，因為靠投資驅動，因為投資回報遞減，所以投資率不斷提高，投資率不斷地提高，它就引起了消費率的相對的降低，造成了最終需求不足和勞動者的收入水平、消費水平不能得到提高。

用了出口導向政策，增加了進出口，就使得我們可以用進出口的需求來彌補我們內需的不足。進出口還使得我們大量需要就業的勞動力可以得到就業的機會，能夠使得他們從事城市的非農產業得到的收入水平比過去從事農業勞動，處于一種低就業狀態下的農業勞動的收入水平能夠得到提高。所以出口導向政策，緩解了某些矛盾。而且在相當一段時間里面支持了中國經濟高速的增長。但是這個也不是一個可以長期持續的一種增長的模式。特別到21世紀以來，首先出現的就是我們的資源發生了短缺和環境遭到了破壞。這種低附加值，以加工出口為主的這么一種出口經濟活動受到了資源和環境的限制。

接著來的問題其實由于成功的實行了這樣的出口導向政策，它造成了像東亞許多國家都碰到過的問題，就是因為外匯節余的增加，外匯占款造成的貨幣超發以及它引起的資產泡沫、股市泡沫、房地產泡沫和流動性泛濫，造成了整個金融體系的脆弱。

我們現在的狀態，我們貨幣對GDP的比率是世界第一，超過了180%，流動性大量泛濫。造成的金融體系受不了外部或者是內部的沖擊。這樣一種經濟增長的模式，它就是儲蓄消費結構失衡最深刻的根源。因為投資率不斷提高，當然消費率就會不斷地下降。而且對于分配發生了一種消極的影響。因為我們知道分配是由生產的結構決定的，由于在生產中，資本要素的作用越來越大，所以作分配中，資本所有者的收入就越來越高，而勞動者的收入越來越低。而勞動者是社會主要的消費力量。這樣一來，它就造成一種惡性的循環。

所以要解決儲蓄消費結構失衡的問題，就需要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如果不轉變這種靠投資和進出口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就無法解決我們的經濟失衡問題，實現經濟的再平衡。

中國正式提出要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已經很長時間了，在第九個五年計劃中，1995年到2000年這個五年計劃就規定了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但是直到現在，這個轉變進行的不是很順利，沒有達到原來預定的要求。那么是什么原因呢？從1995年、1996年以來，曾經有過反復的研究，最后得出一個結論，我想這個結論是準確的，原因是因為體制上的障礙。

怎么才能消除這種體制障礙呢？那么就是靠改革，只要堅持改革，才能消除經濟發展模式的體制性障礙，建立有利于創業的經濟體制。“十二五”規劃指出改革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必須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的改革，使上層建筑更加適應經濟基礎的發展變化為科學發展提供有力的保證。我們改革已經有30多年了，這個中間最關鍵的問題，在我看來就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我們現在的經濟體制，經過30年改革，有了很大的進步，也就是說市場經濟的基礎框架已經建立起來了。但是在很多領域，舊的體制，政府的行政命令來配置資源，來干預微觀經濟生活這樣一些舊體制的遺留，依然頑強的存在，而且在某些時候還有回潮，還有增強，這樣一來就不能夠完成中國政府在80年代已經決定的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或者是后來說的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這樣就不能實現了。

一定要弄清楚政府在市場經濟中應該起什么樣的作用。政府和企業是什么關系？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在哪里？我們中國政府的領導人在過去幾年，每年向人民代表大會的政府工作報告里面都提出來，說現在政府做了許多不應該做或者自己做不好的事情，而有一些政府應該做的事情又沒有做好。那么政府需要在今后改革中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不應該由政府做的事情，讓市場去做，要有所不為。另外一方面，政府需要進行監管，在提供公共產品，提供基礎的社會保障，提供一個良好的教育體系等等方面，應該盡自己的責任，應該加強自己的工作。如果我們改革工作做好了，我們的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就能夠進行的更快、更好一些，那么我們解決這個失衡問題就能夠做的更好了。這樣不管是直接的或者是間接的，都會對世界經濟的穩定發展做出我們的貢獻。謝謝。

戴相龍：感謝吳敬璉教授的精彩演講。下面我們有請郭樹清先生發表主旨演講。郭樹清當過貴州省的副省長，當過國家人民銀行副行長，當過中國建設銀行董事長，剛剛任中國證監會主席。

郭樹清：女士們，先生們，大家下午好。非常抱歉，因為我工作安排的原因，原來的題目我做了調整，本來是要談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改革的，今天我們這個題目是關于世界經濟再平衡。我想我也比較適合談這個題目，為什么？看到我的老首長很高興，戴相龍行長在人民銀行做行長的時候，我有幸給他做過兩年的助手，我們一起工作非常愉快。由于工作的緣故，雖然都在北京，但是見面的機會并不多，所以我看到他非常高興。

今天講到的不平衡，我想世界很多場合，在過去10年中，經常會討論這個問題。在國際場合大家談到不平衡的問題，實際上我感覺多數外國朋友暗指中國是一個重要的不平衡的根源。表面上看好象還是很有道理的，因為過去這些年，中國的貿易順差比較大，特別是外匯儲備在過去五年的時間里，平均每年增長20%、30%，絕對額4000億美元，數量相當大。但是我們覺得這個理解可能還不是太一樣，就是對世界經濟不平衡的理解。

中國人說中國經濟的不平衡，和外國人說中國經濟不平衡不一樣，中國人自己講可能也有差別。我個人理解，我們經濟的不平衡，可能并不表現為消費的不充分，特別是物質上消費的充分。首先吃的東西，中國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國，有可能也是最大的浪費國，這方面和美國不相上下。地溝油不能說再生資源，它再回到餐桌上是不對的。

在衣著方面的消費，中國紡織品以前是不到70%，但是現在80%以上是中國自己消費。交通方面，中國鐵路、公路發展最快，現在高速公路已經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了。汽車，我們前年剛剛超過美國，成為第一大汽車市場，去年已經1800萬輛了，今年增長速度，前面很高，后面很低。即使這樣，新銷售的汽車也有2000萬輛。什么概念呢？肯定是全世界第一了。新增加的汽油消費，可能是全世界的1%，這個速度是不得了。住房，今年我們住房消費，投資新建住房弄不好，世界上每新建成兩個單元的話，中國占一套。相應的就是中國的鋼鐵、水泥、玻璃消費都占了世界一半左右。我們還要提高到什么程度？有色金屬情況不一樣，但是平均也在30%到40%，銅現在消費40%在中國。

中國經濟不平衡確實是存在的，中國的領導人，各個政府部門的官員，經濟學家也反反復復論證，我覺得這個不平衡，首先表現為城鄉差別，城鄉居民收入差別很大。城鄉居民收入差別大，消費的差別也大，不光是地域。從農村地區來的人，消費水平也非常低。大家知道很多農民工，在一個城市工作10年以上，夫妻倆就去過一次公園。我認識一個農民工，他夫妻倆在北京八年了，只去過一次天安門廣場，沒有其他消費。城鄉居民的差別是非常大的。

第二，地區之間差別非常大。

第三，商品和服務之間差距很大。如果我們消費不足成立的話，首先是服務的消費，相對于商品嚴重不足。世界銀行的行長佐立克先生問給我，他說中國有什么產業你認為是很有前景的新興產業？我當時沒有聽懂他這個問題，在中國幾乎所有產業都很有前景。包括我們說的農業和食品，說到服務業，所有的服務業差不多都是短缺的，從醫療、教育、衛生、旅游這些方面。所以中國的產業都是非常有前途的。但是比較起來，服務業的差距更大。

第四，公共服務欠缺就更多了，地區之間差別也很大，均等化水平非常低。盡管這些年有改善。

第五，大家都看到中國的物質財富、金融財富都帶增長。但是我們的知識財富增長是很緩慢的。人力資本增長是很緩慢的，生態財富是負增長的，非常嚴重。我曾經說過一個判斷，如果說外匯儲備有3.2萬億美元的話，那么我們的環境自然生態要修復到歐洲和美國的水平，可能需要10倍的投入才能解決問題。這是我說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經濟不平衡的情況。

中國經濟對外的不平衡的表現，主要表現在什么方面？前面幾位嘉賓都做了精彩的演講。我想核心的問題是產業結構的程度比較落后。制造業很發達，占比也很高，占到現在GDP的48%。但是高度集中于低附加價值，集中在低端產業。我們是靠低端的產品和其他國家交換，來獲得貿易順差的。這個順差，剛才成思危委員長的PPT上顯示的很清楚了，08年最高峰，然后逐年縮小。貿易順差今年也有1000多億美元，占GDP比重2%左右。全部經常項目的順差加在一起，可能是3%左右，和前些年的水平不可同日而語，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了。

當然我們估計順差，無論是貿易還是經常項目還會持續一段時間，但是沒有那么大的差距。這是一個什么原因呢？這些年差別一直調整，最主要的調整有數量的，出口相對增長慢一點，進口增長快一點，更重要的是價格在調整。出口產品的價格上漲幅度非常小，而進口產品價格上漲非常快，在過去20年里，只有個別一兩個年份有改變，絕大多數貿易條件都是惡化的。中國賣什么產品什么產品就便宜，買什么東西什么東西貴，這是一個總體的趨勢。

給世界做出的貢獻，利用這種不平衡，應該說給所有的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表現在什么方面？所有的工業資產比，價格都逐漸下降。所有的原材料、能源產品價格都上升。最典型的就是鐵礦石，漲了五六倍。出現這樣的變化也是必然的。今年上半年以來，我們進口能源和大宗商品價格也是很高的，最近幾天在不斷，但是總體水平還是很高的。

另外我們看到人民幣的匯率出面了雙向的調整，特別是離岸市場在香港就已經實行人民幣貶值，美元升值，幅度比較大。開始有一個雙向的調整，我覺得這是一個市場化重要的一個標志，也是我們對外經濟平衡關系開始好轉的一個重要標志。

但是這也帶來一些問題，帶來什么問題呢？第一，中國如果繼續保持這樣的進口速度，特別是能源原材料，會對世界造成很大的壓力。現在大家老覺得中國進口還是少，中國能進口更多更好，可能用不了多久大家就該批評中國了。因為中國石油和鐵礦石現在的對外依存度都超過50%了，接近60%了。據專家預測，石油的消費和生產，到2020年，增長4%。現在是40億噸的產出，增加4%，也就是1.6億噸，一年4000萬噸，如果增長1%，就是4000萬噸。前面說到中國光新增加的汽車就會消耗這么多，加上其他使用的原油，大概一年現在增長速度是5000萬噸。

未來10年中國至少要增加10%，相當于世界產量的10%。現在是10%，再加一個10%，可能20%還不夠。那意味著世界其他國家要把6%減下來，美國和歐洲少消費，但是人均我們還是低的很。所以這是很大的壓力。

另外，環境的問題、排放的問題，這個不用說了。還有一個是產成品價格上漲，全球的通貨膨脹可能會重新上揚。二戰時期是通貨膨脹壓力最低的時候。

第三，廉價儲蓄和資本會減少供應。前五年，中國每年提供世界凈儲蓄是4000億美元。

最后一個問題，世界經濟的再平衡的穩定增長。世界經濟的再平衡問題，其實說不平衡，實際上是發達國家轉向更高水平的經濟形態，就是發達國家向后工業化、非物質生產主導，這個過程當然對美國和歐洲都是痛苦的，但是這種不平衡很難改變，可能也不需要改變。最要緊的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的，像亞非國家如何能夠得到更多的經濟資源，在未來發展中不至于被甩的更遠。現在發達國家資源是極度過剩，而發展中國家嚴重不足。

中國應該做一些什么事情？有能力做什么事情呢？確實中國可以做很多事情，我們國家領導人，胡錦濤主席在G20會議上都做出了明確的表示，溫家寶在其他場合也做出表示，中國愿意和世界上其他國家同舟共濟，在既有的體系里進行改革，積極參與，為世界的經濟繁榮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

現在中國有大概4萬億美元的海外資產，70%都是外匯儲備，都是證券類投資和組合投資，直接投資比重非常低。最近一些年，在國內一些機構，包括開發銀行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到去年中國是全世界第五位投資大國，但是絕對額很小。如果把每年外匯儲備的四分之一拿來做直接投資，或者是二分之一拿來做直接投資，那就不得了了，這對所有國家都有好處，對中國也有好處。

中國有一個學習積累經驗的過程，了解各種風險和學習經驗的過程，外國也有開放市場，共同合作配合的過程。很遺憾，我們在這些方面，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方面，做的比在發達國家還多，還好。當然發展中國家還有很大的潛力，發達國家在提倡投資和貿易自由化方面的聲調很高，但是落實起來很難。比如說有的國家，給我們商業銀行、大的企業，包括我們貿促會的會長，發放簽證都要很嚴格的條件，要等待六七個小時才能拿到一個簽證。這樣的話，對于促進投資是很不利的。類似的這些問題，落實到具體的時候，有很多的批評、很多指責、很多苛刻的要求，我覺得不利于世界經濟發展，不利于所謂的恢復平衡、穩定增長的。

最后一點，國際社會對中國提出了很多要求，讓中國承擔更多的責任和權利。我覺得是有道理的，但是責任和權利必須對等，現在要求我們承擔的義務太多了，一說到權利，很難了。中國是禮儀之邦，比較講禮貌，讓我們承擔義務，我們也積極地參與，不讓我們承擔，也沒有提過多的要求。但是如果大家能夠更好的一起來應對經濟發展的挑戰，在可持續發展方面，特別是綠色發展方面，能夠一起來應對的話，希望中國能夠發揮應有的積極作用，我想中國應該有更多相應的權利，在國際機構中。謝謝大家。

戴相龍：感謝郭樹清主席的演講。可能有人想聽他講股市的問題，他沒有講，大家可以理解，全世界的證監會的領導人好象都有一個風格，寧靜致遠，敏于行，而難于言。但是我相信他該做還會做，該講還會講。下面請中國國家開發銀行董事長陳元先生演講，他當過北京市的領導，也當過中央銀行常務副行長，長期當中國國家開發銀行的董事長，我認為特別在開發金融理論和實踐，支持中國企業走出去還是有貢獻的。有請陳元同志演講。

陳元：尊敬成思危主席，尊敬的戴相龍理事長，各位嘉賓好，很高興參加國際金融論壇2011年全球年會，與各位就全球金融新框架問題進行交流和探討，我代表國家開發銀行對本屆年會表示祝賀。下面就加快推進改革進程，構筑國際經濟新秩序談幾點看法。

世界經濟格局深刻調整，國際金融體系的內在缺陷逐步顯現。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國際金融體系弊端暴露無遺，主要表現在國際主要儲備貨幣供需不平衡，缺乏系統性調整，跨境資本流動監管存在缺失，缺乏功能完善的一體化監管體系，缺乏最后貸款人等于。這些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全球經濟失衡，放大了金融動蕩的系統性風險。近期，歐洲債務危機持續升級，一些國家在應對危機過程中協調乏力，行動遲緩，導致危機不斷蔓延，再次暴露出現行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矛盾和問題。

加快推進改革進程，構筑更為穩固強健的國際金融體系，已經成為促進全球經濟復蘇，維護金融穩定的迫切需要。與此同時，國際金融體系中南北不平衡的問題日益突出，進入新世紀以來，新興經濟體整體實力步入上升期，在世界經濟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新興經濟體和廣大發展中國家代表性不足，缺乏話語權，改革金融體系繼續增加，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發言權，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

從去年開始，世界銀行、IMF先后提升新興體和發展中國家的投票權，份額達成一致。剛剛閉幕的戛納峰會，決定推動建立更具代表性和穩定性、彈性的國際貨幣體系。但是也要看到，各方在很多具體問題上還存在分歧，比如說在擴大國家貨幣基金SDR的使用，以及增強IMF的救助能力問題上，部分國家仍很難達成一致。這說明目前的改革只是一個起點，構筑國際金融新秩序還有長的路要走。構筑國際金融新秩序，要著重把握以下幾個原則：

首先為促進世界經濟金融繁榮服務。所有的改革措施和體系設計，都有利于全球經濟平衡和穩定發展，有利于擴大國家和地區間的經貿交流合作，促進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合作和優勢互補。其次，要為維護國際經濟金融穩定和提升危機應對能力服務。要不斷提升國際監管能力，構筑穩定的國際匯率體系，抑制投機，防范國際資本無序流動引發系統風險，保障國際金融發展的穩定性。第三，堅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訴求，既然要求有包容性，又要有約束力。

當前改革重點統籌兼顧，形成各方廣泛接受、有效參與的決策管理機制，在國際金融監管上，要針對發展中國家金融發展深度和階段性特征，采取更有針對性的措施，避免簡單復制針對發達國家的監管模式，而對于發達國家則應承受相應的責任和義務。

第四，放在國際經濟格局調整的變化中來考慮。金融是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要與當前全球經濟多極化發展、南北發展差距逐步縮小總體趨勢相一致，與經濟結構深入調整相適應，與世界產業、貿易、投資等各領域的發展相協調。在推動形成全面有效，分工合理的全球經濟新秩序上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具體來看，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推進。一是進一步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堅持國際儲備貨幣的多元化，健全儲備貨幣調控發行機制，保持主要儲備貨幣匯率相對穩定，改造提升SDR的地位和影響力，擴大SDR的規模使用范圍，積極研究把新興經濟體的貨幣納入SDR的一攬子貨幣。第二，完善多邊為基礎的全球治理體系，既推進IMF、世行、金融穩定理事會等國際金融組織的相關改革，重點優化國際金融組織決策層的產生機制，促進內部決策科學化，切實提高發展中國家在這些組織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三是健全改善國際金融監管體系，富有金融監管職責的國際組織，要尊重各國意愿，制定普遍接受的標準和規范，各國加強合作，利用搭建跨國金融監管平臺，加大對國際資本流動和金融風險的監管預計，提升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信用評級機構、影子銀行體系的監管能力。增強金融市場及其工具產品的透明度。四是加強各國，特別是具有系統重要性大國之間的政府協調。一國的宏觀經濟政策不僅影響本國，而且會通過外溢性影響到其他國家。每歐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造成新興經濟體通貨膨脹，這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發達經濟體，系統性重要大國，其實就相關問題進行全球范圍內廣泛平等的磋商，確保各國在重大利益關系問題上，最大限度求同存異，增加共識。五是鼓勵區域合作，擴大貨幣互換，減少對少數國際儲備貨幣的依賴，加強金融市場多邊金融組織建設等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區域內金融體系深化和融合，增強發展的內生活力和動力。

中國金融不斷加快改革和對外開放的步伐，金融機構和產品從單一走向多元，綜合競爭力大幅提高。金融市場不斷發展壯大，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不斷完善，金融監管能力不斷增強。在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中，中國金融保持良好的發展勢頭，積極參與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為穩定國際金融形勢做出貢獻。與此同時，人民幣走出去取得積極進展，越來越多的貿易投資伙伴國愿意接受人民幣計價的結算方式。中國和韓國等10多個國家、地區簽署了總額近萬億的本幣雙邊貨幣互換協議，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額超過2萬億元，雙向結算額超過850億元。馬來西亞等發展中國家已經將人民幣作為外匯儲備貨幣，人民幣穩妥有序，向能結算、可兌換、能投資、可保值的國際貨幣邁進。將為推動構建科學合理、穩定有序的國際貨幣體系發揮應有的作用。

中國國家開發銀行作為中國中長期投融資銀行最大的對外投融資合作銀行，在促進國際金融合作方面做一些有益的探索，努力實現合作共贏。積極推動建立上合組織、多邊合作機制，以金融合作支持中國和合作國經濟社會共同發展，不斷為國際金融體系建設增強區域活力，促進整體發展。特別是在人民幣跨境使用方面，我們通過大額合作，向境外銀行授信、出口信貸，向亞太、拉美、非洲等地區發放跨境人民幣貸款。余額超過600億元，居中國金融機構首位。率先發行人民幣債券，累計發行130億元。同時，配合有關部門研究推進跨境人民幣結算體系，促進企業走出去貿易和投資便利化，這些都為推動人民幣走出去積累了經驗。

各位嘉賓，構筑國際金融新秩序，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的必然要求，國家開發銀行愿和各界一道，共同探索，為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金融秩序，促進全球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做出積極的貢獻。謝謝大家。

戴相龍：感謝陳董事長的精彩演講。到現在為止，國際金融論壇第七次大會會五位嘉賓的演講到此結束了，我們對五位演講領導人和嘉賓再次表示感謝。下面我們進入閉幕式，請成思危主席做閉幕致辭。大家歡迎。

成思危：各位嘉賓，各位朋友，我們這次論壇兩天，進行了緊張的工作，一共是七次大會，參加的人，開幕式最多的時候有560人，有20多位嘉賓做了主旨演講，有將近100位嘉賓參與了對話討論，我們這個論壇希望打造成為一個高層次的非官方的、學術性的、國際化的交流平臺，能讓大家暢所欲言，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次會上大家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發言的人有的慷慨激昂，有的直言不諱，有的言猶未盡，有的還可能有所保留。我們就是這樣一個平臺，就是希望聽到大家的真知灼見，希望聽到大家的真話，所以我想我們確實是達到了這個目標。

這個論壇八年了，八年前我和蒙代爾創建這個論壇的時候，沒有想到今天能夠發展到這樣的規模。我想也是要感謝這次參加會議的各位嘉賓、各位朋友，還有新聞媒體的朋友們，還有各方面支持論壇的同志們。我想我們一定要努力把這個論壇越辦越好，達到我們所設想的那樣一個目標。

這次論壇總的話題很多，歸納一下就是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世界性的話題，一個方面是中國的話題。中國和世界又是相互聯系的，當然大家最關心的就是歐債。對歐債，我聽下來，大概樂觀情緒和悲觀情緒可能差不太多，但是我想樂觀稍多一點，可能60：40。對于中國在這個方面能夠起的作用，大家也看到了，胡錦濤主席在戛納會議上的講話和一些嘉賓的發言，我就不多重復了。

總體來說，還是要靠歐洲自己來解決自己的問題，不能指望中國救世主。我們既沒有能力，我們GDP是的8%，我們人均GDP只有4400美元，歐洲是幾萬美元。希臘失業的人一年收入還1萬多歐元，相當于10萬人民幣。所以我們不可能去英雄救歐，英雄救美，我們不可能救，但是會適當參與各種機制做一些幫助，但是一定會量力而行。然后首先建立在歐洲自救的基礎。我們真的要幫的話，錢要用在刀刃上，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把中國自己的事情辦好。中國經濟增長9個百分點，對世界經濟也是一個很大的貢獻。如果中國經濟搞好了，中國是世界上貿易最大的國家，應該說也是對世界經濟的貢獻。

另外就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和加強金融監管的問題，這個問題，包括劉明康主席等等幾位嘉賓都談的比較透了。我想說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勢在必行，但是改革的過程是漫長的，也是艱巨的。以美元為主體的國際貨幣儲備體系，短期內不可能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只能是一種整體的漸進，我引用郭樹清先生的一本書的題目，只能是整體的漸進，慢慢地演化，可能還需要相當的時間。但是方向是明確的，因為世界格局在變化，新興國家的力量越來越興起，他們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位置，相應的發言權應該增加，但是這個過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關于中國的話題，大家比較關心兩個，一個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問題。隨著中國進一步參與世界經濟的事務，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人民幣的國際化勢在必行，從嘉賓的討論里面也可以看到。但是，怎么樣實現國際化？什么時候實現國際化？這個還需要我們深入探討。中國經常帳戶，在96年就已經放開了，資本帳戶，按照IMF的規定是七大類43個分帳戶，我們大概有20個左右放開了。大概還要繼續走下去。像我們宣布的要在股市允許外國公司到中國A股上市，就是所謂國際板的問題，還有在香港實行離岸人民幣的業務試點等等，都是在朝這個方面進行。但是我個人看要穩步地推進，而且不能宣布時間表。為什么？第一，要選擇合適的時機，在國際金融形勢下選擇合適的時機。第二，監管部門、銀行、企業要做好準備。沒有做好準備就驟然放開一些帳戶，那是很危險的。我們看一些東歐國家就知道了。我們只有管得住，才能放得開。所以要做好準備。但是我想我們應該積極地做好這個準備。第三點，如果我們宣布了時間表，等于鼓勵一些投機者進行投機。所以我想不能宣布時間表。但是正如我們一些專家所估計的，人民幣成為國際貿易的結算貨幣，很可能在五年之內可以實現，人民幣基本的國際化，當然不是資本帳戶全部放開，基本放開也可能是五年到十年。我們在會上進行了一次表決，4：1，有4票認為10年內可以實現國際化，一票認為實現不了。這也反映了大家的一個估計。

第二個問題，關于中小企業貸款難的問題。今天聽了這一場，大家還是直言不諱。我們講的民營中小企業或者小微企業，貸款遇到很大的問題，因為他們的抗風險能力弱，它的資金鏈很容易斷裂，因為一方面要產品賣出去，錢收不回來，另外一方面要付原材料，開工資等等，所以確實很難。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從商業銀行角度來看，它不愿意貸給中小企業，一個是中小企業抗風險能力弱，就是風險大、交易成本高，另外信用度也可能比較低。大企業是骨架，中小企業是血肉，所以必須要下大力量扶持中小企業。而在金融上要解決這個問題，其實我在03年就提出來要搞社區銀行，就是要通過社區把民間的資金吸收進來，引導進入金融體系。社區銀行它沒有歷史包袱，它的存款人、貸款人都同一個地方，大家比較了解，借款人失信成本很高。第三，如果我們實行存款保險的話，那么存款人的顧慮也能夠消除。我們當時出過書，提過建議，并且具體提出來在天津和溫州試點，但是后來沒有實現，對于草根解決這個問題，是不是可以把這個話題再次提出來。民間大量的資金，不要讓他放高利貸，而是讓它以適當的形式，以民間資本參股的辦法參與到中小企業中，從中小企業來解決中小企業的貸款問題。

最后一句話，中國要想對世界做更大的貢獻，正如吳敬璉指出的，我們就是要繼續堅持改革，擴大開放，除此沒有別的道路。我曾經講過改革到的關鍵時刻，進一步深化改革，我們必須處理好四個關系或者是四個平衡、四個矛盾：法治和人治的關系、公平和效率的關系、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集權和分權的關系。一切問題仔細看一看，表面的現象，最后都可以歸結到這四個關系上。然后不斷擴大開放，進一步融入國際經濟、國際社會，在國內我們建設和諧社會，在國際上我們努力建設一個和諧的世界。這是中央提出的目標，我們這個論壇一定要為深化改革、擴大開放進一步做出貢獻。

這次論壇有一些外賓提出意見，我們通知的太晚，時間太短，包括國內同志也希望能夠早把時間定下來，當然我個人的想法，明年是不是在11月上旬召開，希望大家把時間留下來。會后再跟秘書處商量，最后定下時間來，盡早通知大家。非常感謝大家的參與。謝謝。

戴相龍：感謝成思危主席對會議的總結。這次圓滿成功。我們再次感謝來自國內外的嘉賓，特別是遠道而來的國外嘉賓，感謝所有的參會者，特別感謝北京市政府對我們這個會議的支持，感謝新聞工作者的支持，特別是對我們會務組全體同志的感謝。現在我宣布“國際金融論壇2011年全球年會”閉幕。

[責任編輯：zhangyw] 標簽：中國 經濟 金融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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