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2日以泰國匯率機制轉變為導火索而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至今已經10周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也基本得到共識，即亞洲金融危機涉及的主要國家金融開放過度、過急，超越國情發展階段，較盲從地借鑒發達國家模式改革開放，給予投機帶來機會與條件，最終造成國家經濟問題和金融安全的失控，導致經濟金融災難性的打擊。而今我們在談論這一話題則需要著眼于聯系實際和未來判斷，對于金融危機本身不必再繼續探討，而危機之后10年的相對穩定則需要關注與研究，進而為未來提供預期參考和警示，以促成金融危機防范與規避。

未來10年亞洲風險大于機遇

目前亞洲國家金融市場投資熱情高漲，貨幣升值和股市上漲凸顯，但這種趨勢與西方主要國家基本態勢有所不同，特別是亞洲貨幣利率水平和節奏周期不同于發達國家，利率差異明顯存在。而主要發達國家金融發展處于積累創新的高級階段，目前他們已經達到此輪調整后的起飛階段，未來的國際競爭勢必將不利于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需求必將制造和“籌劃”于發展中國家的壓力與風險。因此，亞洲未來10年將面臨新的金融危機風險，焦點依然在于貨幣價值與匯率機制風險，甚至包括銀行在內的金融系統風險。

從未來10年亞洲前景看，由于美國等主要國家金融競爭性擴大，而這些國家之間的不均衡或矛盾在逐漸擴大，但他們的整體經濟金融實力是不可抗拒的，他們的經濟結構性調整已經步入新的發展周期。因此，美國等主要國家的調整或競爭趨勢將會直接轉嫁或“設計”到亞洲發展的未來風險，因為亞洲是一個新興市場代表地區，投資吸引力和基礎實力具有競爭性，對發達國家而言是一個既合作、更挑戰的經濟區域。如2006年5月的全球股市下跌風潮，針對亞洲主要國家態勢是十分清楚的，而亞洲國家股市下跌態勢也十分突出，包括2006年底泰國所作出的應對國際金融風險的舉措，不僅沒有得到發達國家的認可，反之卻遭到國際輿論的指責，因為這些措施傷害了他們在當地的投資投機利益。因此，我們不僅看到亞洲國家風險應對意識的提高，更看到亞洲國家風險壓力的擴大，即全球資本流動的數量、規模或速度已經遠遠超出當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狀況。雖然亞洲國家與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期比較，相對于充分的外匯儲備給予信心、心理乃至實際基礎的支持是擴大了，但是從金融資產規模、機構效率、產品數量以及金融市場影響力看，亞洲國家將依然難以與發達國家較量，難以擺脫大國色彩的控制，受控于大國壓力，甚至扭曲自身態勢的發展依然存在，而未來將會不利于自身均衡發展。在全球失衡中，亞洲依然是對沖基金或大國戰略籌劃的重要關注點，未來投機或衍生產品形成的金融危機將是亞洲面臨的新問題和新挑戰，其中包括價格周期因素、價格連接因素以及價格擠壓因素，即貨幣價格、石油價格以及股市價格都可能成為引爆新危機的突破點或危機點。

亞洲國家需要居安思危，理智、冷靜面對國際環境。對于當前亞洲相對穩定和高增長的經濟趨勢以及金融市場高漲、旺盛的投資熱情，各國應該看到不是亞洲自身實力已經達到如此強大的地位，而是外部環境相對復雜，且在調整之中，比較因素的差別性給予利好預期，主要是發達國家經濟周期造成的亞洲環境調整和發展的有利，并非亞洲已經具備與發達國家并行的作用。事實是主要發達國家如美國、歐洲、日本就占到世界經濟與國際金融規模的近2/3，發展中國家依然是微不足道的順從與依從關系，包括亞洲也難以脫離當前對美歐日的傾斜與依存態勢，因此亞洲國家依然需要繼續加強實力，增強競爭力，為金融危機的防范與規避儲備充足的基礎和實力。

貼近現實我國金融未來不可掉以輕心

我國與亞洲主要國家有許多相似之處，也與這些國家具有密切關聯。更為重要的是從外部看，我國金融信譽和信用促成我國在亞洲的影響力和責任，未來面臨外部“刻意”炒作的投機風險將不可避免地發生，未來有可能加劇我國金融結構性扭曲性，金融調節難度將不利于我國經濟穩健和金融安全；從內部自身看，我們有時表現的過于“自信”和“自滿”將會不利于我國金融改革的實效與收益，并將形成外部沖擊的“突破”，我們面臨的金融風險或危機將有可能在2008年之后產生或爆發。

當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引爆點是貨幣升值到貶值，而今我國表象的貨幣升值雖然低于當年亞洲一些國家，并在我國政策控制范圍之中，但是我國的金融市場規模或效率卻遠低于當時的亞洲一些國家。雖然我國的金融開放速度接受了當時亞洲金融危機時一些國家的教訓，堅持穩健開放、逐步開放的原則，但是我們的金融效率低下、金融規范欠缺、金融制度不足、金融戰略匱乏、金融改革表象等等卻非常值得憂慮與加快改善的，否則我們的金融風險將不亞于當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并有可能比當年面臨更大風險甚至經濟動蕩或金融危機。我國當前經濟和金融的一些表象以及基本狀況在一定程度上有點類似當年的泰國，其中包括貨幣升值現象，股市上漲趨勢以及房地產繁榮景象，因此理性和冷靜對我國應對改革開放、穩步扎實有效改革顯得十分必要與重要。

從金融角度看，我國銀行系統的效率與風險顯得更為重要。全球銀行業發展戰略與我國也有明顯的階段性差別，特別是與美國等發達國家銀行相比，他們銀行業發展階段從分業到混業過程轉入專業化趨勢，專業化是分業、混業的一個高級創新階段；而目前我國銀行業則醞釀從分業到混業，銀行多元化趨勢在擴張之中。這種階段的不一樣必將使我們的金融改革、經濟發展面臨機遇與挑戰，而挑戰或風險將明顯大于機遇。尤其是目前我國銀行的業務結構相當于美國商業銀行1980年左右的水平，一方面是當前我國經濟金融制度背景，以及我國銀行實力與當年美國銀行業環境和實力有相似點，尤其是在制度安排上，目前我國金融業處于一種分業經營趨向混業格局，在銀行、保險和證券行業之間既設立了嚴格管制界限，限制經營跨行業業務和產品，但也有交叉性業務存在，并愈加“急切”地期望混業經營。另一方面我們更應該看到的是我國銀行實力與效率還存在較大差距，創新能力不足是經濟基礎、財富基礎、投資基礎薄弱的所在，無論在服務品質和產品開發能力等方面，我國與國際一流銀行的差距甚遠，因為金融產品和服務不同于一般商品，知識含量很高，經驗積累很必要，行業積累是基礎。總之，在當前全面金融開放的趨勢與壓力下，我們似乎更關注金融改革進展，而忽略金融改革扎實性，注重了金融改革的框架，忽略了金融改革的成本(收益)。在產品設計上，過多照抄照搬模式，忽略風險和收益綜合效應；在產品操作上，注重書本理論知識，忽略行業經驗和市場經歷，而行業經驗與經歷培育的是行業責任意識、道德觀念、客戶信用與盈利技能，而這些都是銀行金融產品創新、推行以及銷售的必要內容，而非簡單設計或操作問題，更有行業道德與技能的基本素質問題。因為銀行業是一個服務業的信譽、信用行業，而非簡單的熟練工種。

近期我們應該特別關注我國的金融安全與風險，焦點需要連接到中美戰略對話的結果，中美兩國在新的原則共識下，雖然中美戰略對話的結果是我們主觀的承諾和意向，但從外部壓力看，這一結果似乎有所超出我們的國情現實，中美之間的問題并非是匯率主導的矛盾，而是市場經濟階段、背景的差別所致。中美之間供給經濟與需求經濟、數量經濟與質量經濟、消費經濟與投資經濟、模仿經濟與主導經濟的本質區別是兩國當前問題難以解決和協調問題的根本所在。回想2005年以來金融市場對美國經濟的憂慮，對貨幣政策的爭論的反復性調整至今，美國經濟依然保持相對穩定，并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未來短期也不可能有實質性的變化，理由和支撐就在于美國經濟的韌性與活力，這是別國包括我國經濟不可承受和做到的。而當前我國經濟處于關鍵與敏感階段，經濟結構的問題和金融矛盾的壓力，并沒有隨人民幣升值速度與幅度的加快而有改觀，反之一些層面的問題與壓力進一步上升和擴大，我國經濟慣性上漲有所脫離國情實際和條件，一方面是自身經濟結構調整不足，另一方面是外國投資、貿易或生產行業的“滲入”拉動或自身需求而為。因此，雖然美國存有越來越大的貿易逆差，但美國經濟主導或影響卻在進一步擴大，美元貶值策略形成的內部穩定和外部緊張就說明美國競爭力與利益需求的實質涵義。而我國存在日益增加的貿易順差，但我國內部貿易結構矛盾和外部貿易爭端在擴大，人民幣升值不僅沒有解決貿易結構長期以來的匯率問題和實際的效率收益，反之有所阻礙貿易深層的改革，量大質低依然是我國與外部的差異焦點。

因此，我國人民幣升值超出泰國金融危機貨幣升值與日本當年日元升值的惡果，雖然經濟衰退沒有出現，但未來將會不利于經濟信心的穩定。由此看，人民幣升值不僅沒有產生經濟理論指導通常通貨緊縮局面的出現，反之擴大了通貨膨脹上漲壓力，經濟與社會問題將超出經濟理論慣性表現，未來制造的或許是一種新的經濟問題和狀況。而美國卻超出自身經濟實力現實，將問題轉移至一個發展中國家，甚至是一個市場經濟不足的國家，因為至今美國依然沒有承認我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但卻要求我國貨幣加快市場化，過多強調我國的作用對美國的影響，強化以人民幣作為重要攻擊目標的戰略與策略，其主旨在于最終傷害人民幣信譽。因為無論從美國自身市場模式、市場規模、市場效率、市場產品、市場機制、市場主導等許多層面，美國政府、美國金融機構以及美國政策的影響力都十分突出，美國需求經濟、投資金融、質量經濟、規模金融已經形成經濟全球化和金融一體化的世界主宰，但從信心、信譽上卻難以強于我國人民幣，全球對人民幣的信賴程度超出對美元的信任，美元信譽、信用地位在下降，美元貶值的市場慣性在美國經濟問題與壓力下充斥市場，全球儲備格局扭轉單一、重點依存美元成為一種傾向，矚目人民幣與脫離美元的潛在調整跡象，以及美元與人民幣信用的反比是促成美國強制人民幣升值和加快金融開放的根本原因。而人民幣升值與金融開放結果在市場趨勢引導中成為一種美好的愿望預期，卻存有更大的風險，最終導致人民幣失信的危機可能是一種戰略或競爭焦點的“籌劃”。美國金融戰略籌劃或許在后一種，我們需要認真防范。

從我國金融改革的節奏與效率看，我國的金融基礎并不支持美國所給予我們的金融開放壓力，主要體現在金融領域理念、產品、機制、利潤、效率、財富六個層面的不協調和不諧和，我們金融開放的節奏有所超出現實的效率。而美國已經看到我們的金融效率不足，其在談到人民幣升值時，有時表示理解我們的金融效率不支持人民幣升值趨勢。而從我國自身實際效率看，我國金融改革開放包括與國際金融接軌，有時我們局限于簡單國際金融模式、形式或過程的借鑒和模仿，而缺少實際內容、有效結果和利潤收益的全面借鑒和模仿，雖然這不是我們接軌的本意，但由于我國市場經濟起步模式、時間背景以及歷史階段必然的差別，使得我國金融難以擺脫原有模式或自身實質性制度約束的進展與愿望。而此時美國一再擴大對我國進一步金融開放的要求，這對當前我國經濟金融復雜和關鍵時期的調整與調節而言，其利弊似乎很清楚，一定程度上并非利于我國金融改革開放的結果與目標的實現，或許有悖于未來我們的發展目標與期望，同時也并不利于美國經濟金融問題的解決，甚至或形成對國際金融穩定的不利影響。

雖然我國的金融實力并不至于對國際金融產生重大的影響，但在經濟全球化與新經濟信息時代，我國貨幣政策的信譽和信用卻成為國際金融調整的敏感焦點，因此，金融改革開放的度與量則涉及到我國內部的安全與外部的穩定。為此，反思我國金融改革的基本態勢。從整體國際金融市場角度看，美國力圖與自身的優勢和實力占據主導和影響，肆意擺布別國和強制別國已經屢見不鮮。

在當前金融全面開放的趨勢與壓力下，我們似乎更關注金融改革進展，而忽略金融改革扎實性，注重了金融改革的框架，忽略了金融改革的成本。在產品設計上，過多照抄照搬模式，忽略風險和收益綜合效應；在產品操作上，注重書本理論知識，忽略行業經驗和市場經歷，而行業經驗與經歷培育的是行業責任意識、道德觀念、客戶信用與盈利技能，而這些都是銀行金融產品創新、推行以及銷售的必要內容，而非簡單設計或操作問題，更有行業道德與技能的基本素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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