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同三：改革收入分配 解決投資消費失調

汪同三

投資與消費比例失調是我國長期存在的一個主要的深層次矛盾，如果不能及時有效地解決的話，將影響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更不利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

為解決這一問題，十七大報告從理論高度指出了方向，這就是，“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同時，胡總書記在報告中進一步闡述了通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居民收入的兩個重要方面：第一，“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第二，“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

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第八部分“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中提出了六項重要工作，其中第三項工作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鄉居民收入”。做好這項工作，是解決好我國長期以來存在的經濟結構方面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的重要措施。

我國宏觀經濟運行長期存在的一個結構問題，是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失調。這個問題在計劃經濟時期就已經存在，曾經造成經濟的大起大落。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體制由原來的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投資與消費結構比例不合理的問題在改革開放初期有所改善，但是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后期，為了抵御亞洲金融危機對國內經濟的影響，我們采取了投資導向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通過擴大投資保持宏觀經濟適度快速增長。這種投資導向的政策，一方面取得了積極的保持國民經濟持續較快增長的勢頭，另一方面也帶來了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明顯上升的問題。

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失調是我國長期存在的一個主要的深層次矛盾，如果不能及時有效解決的話，將影響我國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更不利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調整投資與消費的結構關系，不能簡單地壓投資，因為投資一直是我國經濟增長的最主要的驅動力。而是要從積極擴大國內消費需求入手，通過消費的較快增長積極地調整投資與消費的結構關系。而要擴大國內消費需求，除了必要的消費政策調整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努力增加居民收入。通過居民收入的不斷較快增加，實現消費需求的持續增長，進而取得使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逐步趨于合理的效果。

居民收入增加是提高消費需求的根本措施，這是一條眾所周知的經濟學基本原理。但是在實際社會生活中，特別是在中國這樣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的復雜環境中，如何切實有效地增加居民收入一直是一個沒有得到很好解決的問題。正是胡錦濤總書記的報告從理論高度指出了方向，這就是，“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從國民收入分配的理論高度來認識這一問題，從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政策的高度來著手解決這一問題。

胡錦濤總書記在報告中，進一步闡述了通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收入分配政策，來增加居民收入的兩個重要方面：

第一，“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市場經濟中絕大多數商品的價格是由供求關系決定的，但是勞動在初次分配中取得報酬的份額的多少，不是簡單地由社會中勞動力的供求關系決定的。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即勞動力的價格更主要的是由勞方與資方的力量對比決定的。而在勞方與資方的力量對比中，勞方往往是弱勢的一方，資方有較多的手段盡可能地壓低勞動報酬。為了保證勞動者必要的報酬水平，進而提高勞動者的報酬水平，就需要政府從制度上保護勞動者作為弱勢一方的基本利益，在勞方與資方決定報酬水平的博弈中更多地支持勞動者這一弱勢方。以前有一種觀點認為，初次分配應該側重效率，再分配再側重公平。在改革開放之初，在我們急需盡快提高國力水平時是有一定道理的。隨著國力水平的提高，這種認識的片面性日益暴露。胡錦濤總書記在報告中提出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從根本上講清楚了如何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

第二，“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這是增加居民收入的一個主要方面，是廣大人民群眾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重要標志，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具體體現。要實現更多的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首先必須使居民日常收入水平能夠超出滿足日常生活需要的水平，包括物質生活、精神文化生活以及自身發展方面的需要，這樣才能逐步積累財產，進而具備擁有財產性收入的可能。其次，要在全面提高所有居民收入水平的基礎上，積極縮小居民收入差距，更加注重公平，才能使更多的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最后，政府要保證有一個健康的規范的市場環境，才能使廣大群眾由合法手段和渠道取得合法的財產，取得合法的財產性收入。

我們要認真落實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提出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鄉居民收入”的精神，通過積極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從根本上努力解決投資與消費比例失調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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