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體供不起樓的“社會問題”是誰造成的

就在舉國歡慶北京成功完成奧運開幕式盛典時，始于南方名城深圳的一股"斷供"潮，也正在向我們一步步逼來。不過好在上個月初，國務院派往深圳調查斷供的專家組出色地完成了總理交給他們的工作，并得出了"深圳斷供并無大規模出現"的結論。與此同時，深圳各大銀行也紛紛表示，現在房貸依然是他們最優質的資產。

專家組的結論似乎無懈可擊亦有案可查，銀行也可以驕傲地宣稱"房貸依然是他們最優質的資產"，但這一切都是在目前國內房價并沒有真正降價的情況下產生的。而一位親身經歷過香港上世紀90年代負資產風波的李大衛先生告訴記者："其實風險還是非常大的。"作為香港亞銀投資顧問有限公司的首席研究員，他深諳由于國內斷供的成本很高，主動斷供基本不可能發生，"但被動斷供的人士也許會慢慢增多"。如香港1998年樓市的價格，與最高峰時房價相比被腰斬掉一半。雖然沒有立馬出現大規模的"負資產"人士，即"斷供"潮的源頭。然而隨著香港經濟跌入低谷，行業蕭條，減薪驟見，迎來了被動斷供的大批后續部隊。到了2003年，"負資產人士"的人數達到最高峰。就此導致了360億港元的壞賬，要由香港銀行按揭市場來買單。結果呢？自然中國政府不可能容忍事情朝著最壞的境地發展，在國家大力支持的政策下，才使得香港經濟重新起步，負資產情況才逐步得到改善。如果說香港的資本主義社會出了問題，都要由社會主義來救，那咱社會主義的銀行出了問題，又要誰來救呢？于是乎有人提出：個體供不起樓，是經濟問題；群體供不起樓，那就是社會問題。但我想知道的是，這個"社會問題"到底是誰造成的？

日前深圳的樓市上冒出了一個"萬人住房團"，團長是三年前曾在網上發起"萬人不買房行動"的倡導者鄒濤鄒先生。據說參加的團員甚為踴躍，如今已有2萬多人報名加入浩浩蕩蕩的團購大軍。按鄒先生的說法，從號召萬人不買房到發起組織萬人團購住房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實現購房價格的基本目標：深圳關內的房子8000元/平方米，關外的6000元/平方米。而這個價格，鄒濤稱是通過對3萬多名深圳市民的走訪調查而得出的可承受的房價標準。不如此，不足以讓更多的老百姓在深圳這塊土地上安居樂業。

發展中國家的領頭羊是中國，中國經濟最先得到發展的是深圳。深圳人的工資收入曾經在全國排在第一位，這兩年或許有些落后。但從一份來自美世咨詢的《中國內地城市生活成本調研》報告中我們可以得知，近年來在中國生活成本最高的前10位城市里，珠三角地區占了3位，分別為深圳、廣州和佛山。生活成本高，收入自然也應水漲船高才行。如果說，深圳的合理房價定在6000元～8000元/平方米的話，那上海、北京、天津以及其它的城市呢？根據這些城市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合理的房價應該高于深圳？還是應該低于深圳呢？我想這個答案是不言自明了。

本月初，深圳銀監局局長劉元表示：目前"……深圳中資商業銀行個人住房不良貸款余額為17.35億元。雖出現個別斷供現象，但不至于出現系統性風險，不過違約率呈上升態勢給銀行貸款質量帶來壓力"。又據記者調查，由于房價縮水而成為負資產，且租不抵供時，會有個別房產投資者被迫放棄增值條件欠佳的房產。但并非所有負資產客戶都選擇斷供。對于自住性購房者來說，即便房產成為了負資產，鑒于自住房產屬生活必需品以及對個人信用記錄影響等諸多因素，一般都不會輕易斷供。關鍵要看當今購房者中有多少人屬于自住性購房者。一位業內人士表示："既然個人選擇斷供的概率相當小，那么將斷供潮理解為炒房者要挾政府救市的理由，這更合乎邏輯。"。

據廣東的新聞媒體透露，關于深圳房貸"斷供"的雷聲雖大，但明確的斷供案例實際上卻僅有"陳先生"、"李小姐"兩例。其中的陳先生陳立名片上的頭銜甚響，號稱"深圳著名的房地產投資客"。此人于去年深圳房價接近最高峰時，以單價2.8萬元/平方米買進一套總價在280萬元的房子，當時也曾一度自詡"賺"了。可現在他所在小區的二手樓價，已經跌到了每平方米1.3萬~1.4萬元。但令他略感欣慰的是首付只拿了50萬元，掏的錢還不到總價的20%。所以面對記者的鏡頭，他理直氣壯地反問記者："我現在欠銀行220萬元，而樓價只值140萬元。供下去還有什么意思？"

自從中國的房地產開發商們在有關政府政策的配合指導下，吸上了"暴利"這付興奮劑后，為了消除購房者對房子總價的"恐高癥"，不少開發商都拼命把購房者的首付降到最低。恨不得只要你說聲"買"，錢多錢少沒關系，你就看著給吧！直當是晚市的青菜賤賣了。不過話說回來，銀行在這上面就一點兒責任沒有嗎？這就是你們所謂的"優質房貸"？聽說這個月初，深圳首位斷供的炒房者終于被銀行告上了法庭。此君情況與陳立極為相似，總價240萬元的房子，首期只付了40萬元。在樓價跌破銀行貸款后，這位炒房者連續4個月無法供款，即使今年5月時再度供款，銀行依然把他告上了法庭。現在銀行已申請凍結該人士名下擁有的4套房產。據說為籌錢還款，該業主涉案房屋近半個月前已掛牌出售，標價230萬元，但仍與市場價有近30萬元的距離。

對于上述以投資性自豪的炒房客們，即使他們排著隊從深圳、上海或北京的高樓上往下跳，恐怕也不會博得那些連自住房都買不起的老百姓們同情的眼淚。誰讓他們積極主動地上了開發商的賊船呢？誰讓他們把自己所謂的幸福成果建立在別人不幸的遭遇上呢？我去年曾經問過一位前兩年買了新房子（專門賣給拆遷戶的房子，相當于經適房）的朋友，北京現在的房價漲得這么高了，你還不趕緊把房子賣了賺他一大筆。他回答說，當初這房子總共27萬，拆遷補償款才給了19萬。我還是管親戚借了8萬塊錢才買下來的，到現在還沒還清呢。我也知道房價漲了不少，可就是漲了一千倍、一萬倍對我來說也毫無意義。賣了它我們全家住哪兒去啊？聽，這就是生活在黨中央身邊一個普通市民的肺腑之言。它沒有什么大道理，更沒有什么高深的理論，它只是說明了一個樸素、真實的想法，一個微小但足道的愿望：不管你標榜的是什么樣的政府，只要你能滿足大多數人在住房上的"自住性需求"，就是一個好政府，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一個"關注民生、重視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人民政府。

現在許多房地產大腕動不動就拿中國樓市所謂"剛性需求"來忽悠老百姓，忽悠政府，而我們的政府主管部門前些年還真就讓這些奸商們給整蒙了。就跟被下了迷藥似的，不知道中國的房子應該先給誰蓋了，也不清楚中國城鎮居民的兜里究竟還有多少銀子可供那些奸商們榨取。但開發商們顯然很明白，如果不能把政府相關部門忽悠暈了，或者用"特殊利益"把自己跟那些政府部門緊緊地捆綁在一起結成一個"特殊利益集團"，那"暴利"從何而來？又如何能向世人證明，中國的房地產開發商是世界上最能賺錢的商人。在這一點上，大概連世界首富比爾o蓋茨都自嘆弗如！

關注民生的學者告訴我們，那些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房地產的利潤，一般都在3～5%左右，相當于咱們社會主義中國的十分之一。

有識之士早已向人們指出，眼下一個最明顯的事實是：房價漲幅雖然在下降，但下降的僅僅是"漲幅"，還不是普遍高啟的房價本身。而由此產生的"房價過高"、"遠遠超出國民消費能力"的基本房地產市場態勢其實并無根本改變。眾所周知，我國樓市的"暴利"是以不合理高價為基礎的，既然高價如故、"依舊在高位堅挺"，附著其上的暴利，顯然不會輕易消失。所以斷言"房地產的暴利時代已經終結"尚為時過早，地產界的奸商們決不會輕易地退出歷史的舞臺。準備"改邪歸正"的建設部老爺們聽清楚了，老百姓要你們"追究"的是"房價"失控而非"房價漲幅"失控，莫非你們還想讓房價在"調控"過后繼續上漲？

借用沈曉杰先生的話說：社會主義決不是一鍋口惠而實不至的"空心湯團"，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優越性應該、也必須在公民的住房問題上得到應有的體現。否則，就別跟老百姓白話什么"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執政新理念，更談不上貫徹、落實"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民本新思路了。

唯三

2008年8月9日于北京

[網友近期來信]

孟曉蘇憑什么說：什么價格都能降 只有房價降不得

對《新華社：基本面找不出房價暴跌理由》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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