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綱：下一繁榮期宏觀政策要關注通脹和資產泡沫風險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樊綱（圖片來源：鳳凰網財經）

鳳凰網財經訊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經濟學家樊綱今日在首屆中國經濟年會上表示，在下一繁榮期，中國宏觀政策要關注通脹風險，更要關注資產泡沫風險。

以下為樊綱演講實錄：

金融危機還沒有完全塵埃落定，但我們應該思考這次危機給我們的教訓，我們下一個主題是關于中國經驗，而這次全世界矚目的是中國快速的復蘇，我們首先應該探討一下中國為什么能夠這么快速的復蘇。

危機爆發以后，金融海嘯波及到中國以后，中國政府采取了及時和有力的宏觀調控政策，這當然功不可沒，但在我看來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在世界簫條中保持8%以上的增長，而且在4月份開始復蘇，一個重要的原因或者重要的前提，是我們在危機之前那幾年里，在我們經濟繁榮那幾年里，在我們經濟高增長的那幾年里，還是實施了一些宏觀調控政策，防止了大泡沫的產生，沒有大泡沫的產生，后面也就沒有大的危機需要對經濟進行調整。而且世界所有的歷史都證明，經濟學也能證明，大泡沫產生大危機，如果前面過熱太嚴重了后面的生產能力太嚴重了，后面清理起來就需要更大的力氣。而如果前面正確的進行了宏觀調控政策，使波動小一點，前面過熱的成份小一點，后面需要解決的問題小一點，如果出現下跌，復蘇也會更快一點。

回顧過去這幾年，04、05年以后當中國經濟進入高速增長、進入繁榮期的時候，中國政府還是采取了一些宏觀調控政策，這些政策的作用可能沒有充分表現出來，因為當時經濟還在一個勁兒的往上走，但現在回想，這些宏觀調控的政策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因為我們在07年9月份主動采取了一些措施，我們調整起來相對就容易一點，而且在危機爆發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使房地產市場恢復性的增長，為穩定經濟進一步穩步增長作出了一定貢獻。

什么結論呢？要回顧宏觀調控的基本原理，要在高峰期、低谷期，繁榮期和調控期都要有作為，政府要提供的公共服務就是穩定，這個穩定靠的是在繁榮期和衰退期都采取逆風調整的政策，而這次危機之所以發生，在美國發達國家的市場上之所以出現了這么大的危機，原因是在繁榮期把這些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放小了，在繁榮期的時候說只要市場決定的政府就不能管，放棄了政府執行宏觀經濟政策的職能，從而釀成了大的泡沫引發了大的危機，總的來講是因為放棄了監管、調控所以產生的問題。所以，大家回過頭來思考這個問題，一方面要想危機來的時候我們應該做什么，更應該想在繁榮期我們應該做什么。

第二點，中國作為在早期就已經發展的國家，繁榮期的問題更值得重視，因為我們相應的增長率比較高一點，因為我們的增長空間大一點，因為事實上我們的需求，包括城市化和大家所講的這些，需求可能比其他國家更大一點，而且今后世界需求的增長點主要在我們這些發展中國家，我們的企業作為初期發展階段的企業是第一代的企業家，又沒有經歷過西方國家企業過去的波動，因此在初期發展階段我們特別容易進入繁榮期，特別容易產生過熱的風險，這點是需要我們有所認識的，而且歷史上所有的發展中國家之所以出現高額通貨膨脹、金融危機，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在繁榮期忽視了監管，在政府的角度早期也應該做宏觀調控。

我想講這么一點，在歷史上，針對經濟市場波動這件事情人類所想起來的第一個方案不是宏觀調控，而是計劃經濟，后來我們發現計劃經濟有計劃經濟的問題，所以我們走向了市場化改革的道路，但也是不放棄市場經濟，是要以市場配置資源為基本的經濟機制，而把這個體制上現代化，就是加上一個政府宏觀調控。我們不走西方國家走過的老路，再回到200年前一次次金融危機、經濟波動，我們可以直接借鑒這些經驗教訓，吸取有利的東西，使我們早期的發展更加順暢。

第三點，盡管現在危機還沒有過去，但在我們看來應該思考，特別是中國人應該思考下一個繁榮期的問題。中國進入2010年穩定的增長，2011年從內容上就會更加充實，很可能進入一個新的繁榮期，我們的城市化建設，這時我們又面臨著新一輪繁榮期的風險，也是我們的挑戰。接下來要討論的就是新繁榮期的特點和應對新繁榮期宏觀經濟所要采取的措施。

第一，以消費品價格指數衡量的通貨膨脹風險當然存在，但下一步可能更要衡量的是資產或者財產泡沫。這么多貨幣，不光中國發的這么多貨幣還有這么多國家發的這么多貨幣，都到哪去了？在中國糧食價格這么低的情況下，消費品價格上漲應該說還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資源價格上漲要經過一個長的產業鏈各個環節最終才能使消費品價格上漲，而在這個過程中企業都會在各個環節上做一些事情消化掉這些成本上漲的因素，過去十幾年中原材料上漲都是由于消費品價格上漲導致的。因此不是說沒有通貨膨脹的風險，但縱觀過去30年的歷史通貨膨脹引發的問題較少、產生的問題比較小，各國都有一些措施應對通貨膨脹，相反日本過去30年引起的泡沫經濟主要是金融資產、房地產資產，我們怎么衡量廣義的通貨膨脹，包括以貨幣衡量的資本價格的上漲，特別是國際游資充斥，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不是說脫鉤，而是長期發展的前景風化的前提下，如何防范這些問題是我們下一個繁榮期所要面臨的問題。

第二，在我們的體制中很多機制還不健全，很多市場的穩定性還不存在，所以不僅要采取一些宏觀調控政策，在現階段更需要的努力是完善體制，進一步推進市場化的改革，進一步在需求方和供給方同時進行一些體制的改革，以市場更加穩定，因此在新一輪繁榮期到來時，我們要更多的思考如何從制度上保證、從政策上調節，使我們中國經濟能夠再有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增長，解決我們現有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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