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與全球經濟管理主題論壇全部實錄(2)
主持人:Martin Senn,對于您來說呢?剛才朱民行長說我們要總結一下金融危機,自從2008年9月以來,你覺得呢?政治領袖、國際層面政府高官的討論,是不是減少了全球經濟所面臨的風險呢?
Martin Senn:這是很大的問題。如何減少風險,風險是不是更少了?不是,我們如何來管理風險。現在有的情況,我們看到在G20框架下發達國家、新興國家走在一起,形成一個平衡的觀點,評估一下當前局勢,推出一些很好的措施,這是一個很好的進展方式,但是我們還是要現實一些,要接受風險主要是在微觀的層面來做的,就是在各個國家之內來做的。G20框架可以制定一些標準,確定一些定義,昨天我看到有一個第三個版本的巴塞爾資本協議,有一個公告,具體實施、風險的管理我覺得還是必須由各個不同的國家各個不同的區域來做的,而不是在全球范圍來實施的,因為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主持人:兩年前有一些人大膽的說金融危機就會形成一種全球經濟治理結構,他們是過度評估了、過度樂觀了,反倒是讓大家沒有關注國家層面應該做的一些事情,過度強調國際層面了。
Martin Senn:你說的很對,很顯然,我們看到這些人對全球金融危機作出的反應是比較自然的,因為有的時候可能反應過激,所以時間慢慢過去,我們可以更好的了解風險有多大的程度、有哪些問題,大家就變得更加理性、更加均衡,現在就是這樣的情況,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一個過程。
G20可以來幫助應對風險,就像我們所看的,但是我們也要記住,任何監管上面變化,總是要去應對我們已經看到的一些風險,任何新的監管,監管過去的危機,而不是預防未來怎么樣,這是審慎的問題。世界在未來會沒有風險嗎?我相信實際上在未來我們要面臨的問題和現在來說還是會有很多的問題。
朱民:我可能和Martin Senn觀點不完全一致,首先是風險,Martin Senn的意思是說,兩年之后風險并沒有減少,我不同意這一點,我要說風險從全球來說已經減少了很多。因為那會兒我們金融體系整個要崩潰了,這種系統性風險已經極大的減少,如果我們看一下現在的資本狀況好了很多,再看一下資本的結構、資金的結構,比以前好了很多,而且流動性也回到了正常的狀況。即便有歐洲危機,我們看一些主權債務問題的存在,但是總的來說還是不錯,但是總體風險還是下降了,當然會有很多新的問題出來,比如主權債務問題,還有一些不確定性的,總是有新的問題出現,但是我們覺得應該還應該讓G20獲得應該有的榮譽,就是對于危機的應對,我們也應該感謝所有這些國家,包括整個金融界所作出的努力。
第二個問題我要強調的是,在國家層面的監管框架以及治理問題,以及在全球的治理框架問題,我們現在所處于的世界非常有意思。我們現在這個世界是以國家為邊界,各個國家相互聯系在一起,我們沒有辦法去忽略任何一邊,所以全球治理我相信是非常重要的,比以往更為重要。G20有很多壓力、有很多期望,希望G20 這樣的機制可以發揮作用。
主持人:我想問一下崔部長,如果有一點大家都可以同意,回望過去幾年當中的話,這就是說現在全球的經濟力量重心已經轉到了亞洲,這個是所有人都理解的,或者正在轉向亞洲,這樣更準確,我們看G20這樣的過程,還有全球治理的問題,你認為這些辯論、這些討論、提出的意見是不是充分的,到目前為止反映了這樣的趨勢,就是全球經濟重心正在轉移?
崔天凱:這種轉移還在發生,它是一個過程,正在進行中。有一個非常清晰的趨勢我們可以看到,對于G20來說,如果我們看一下G20的組成,這是一個非常新的,也是非常獨特的機構組織形態,以前實際上并沒有這樣的組織形態存在,里面有新興市場國家、發展中國家占到了成員的50%,一半,所以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朝著正確方向的一步,就是說更加均衡的、更加平衡的、更加平等的有代表性的一個全球治理的機構,有六個亞洲國家在G20里面。他們在積極的發揮作用,在G20的過程當中。
如果看一下這些國家的經濟表現,總的來說亞洲國家相比其他的G20國家好一些,同時他們也在作出越來越多的貢獻,給全球經濟的恢復和增長。所以對于G20 來說,必須要去利用這些亞洲國家的經驗,特別關注正在變化的這些環境,還有世界的一種新的現實,而不是說用過去的一些道路或者模式,我相信這是亞洲可以為 G20所作出的成就的貢獻。
而在這個方面我還想響應剛才前面這位發言人所講到的IMF配額的改革。我非常尊重IMF,我相信這個改革的完成將會極大的改善IMF的有效性和可信度。
主持人:在多倫多有一種承諾,我不想在這個方面講十分鐘,因為我相信如果講太久可能很多人就走了,但是我相信多倫多有這樣一種承諾說要有5%的變化在這個配額當中,是這樣嗎?這個能確實的來實施嗎?在首爾能夠鎖定這一點嗎?
瑪麗·艾爾卡·龐格斯圖:我不是回答這個問題,我只是再問一個問題,在10月份有一個IMF的會議,就在那個之前,這就是為什么有11月份的最后期間吧。
朱民:我覺得我們講全球治理的時候在講國際金融機構的改革,包括銀行、IMF還有其他機構改革的時候,在這些改革當中這個配額毫無疑問是里面最為關注的一個問題,G20是要求有5%的配額從原來代表過多的這些國家轉向那些代表不足的一些國家,我們現在也在對此開展工作,應該說是非常努力的在開展工作。但這里的難度在于5%不夠,增加份額容易,但是要減少別人得救不太那么容易了,這是關鍵所在。我們希望我們能夠在韓國會議的時候達成目標,原來是要在明年年初完成,但是后來又說要提前,希望可以在韓國的G20會議上完成這個目標,我們正在開展工作,我們也需要外界很多的支持。
在此之前我還想再講一些其他問題,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更為重要。在我們講IMF改革的時候,實際上這里面的配額改革非常重要,還有話語權的改革,就是代表權的問題,我們如何來平衡工作人員的多元化,就是來自于不同地區的,他們能夠在IMF里面有適當的代表性,這也非常重要。我們如何能夠有一個更加有效的話語權的機制,就好象崔部長所講到的,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而且新興市場的聲音在那里也可以有反映,這個非常重要。
IMF我們是非常關注的,我們任務的一些改革,比如說我們進行很多的監測,我們如何能夠把雙邊的變成多邊的,這樣一種監測監管如何能力提高它的質量,讓成員國可以更好,這也非常重要,我們如何能夠確保我們的借款機制從危機后的、事后的變成一種預防型的,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我們講到要有一個金融安全網的機制建立,現在董事會剛剛通過了一個決議,允許我們建一個防止性的、流動性機制,我相信這個相比較事后會更加重要,所以在IMF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正在發生變化,我們需要G20知道,我們也需要所有G20成員國的支持。
托尼·克萊門特:還有另外一點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正處在轉型期,世界金融機構也在發生改革和變化,其中有一點非常意思,這里有一種隱含,或者更為明顯的推動。確實我們看到這些機構變得越來越有包容性,也是一些改變的要求,無論IMF還是G20要讓新的人進來,與此同時對于一些新進來的國家,他們愿意付錢獲得話語權的,他們也是有責任的,這些新進入者他們也是有責任的,不僅僅是幫助來塑造新的秩序,而且要遵守這些秩序。我這個只是一些個人的看法,這個實際上是,這里面有很大的動態變化性的復雜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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