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報上看到這樣一個報道：有人大代表提出，廣東財政是“土地財政”，依靠賣地賺錢。但立即受到省財政廳廳長的反對。他的證據是，2010年廣東省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金收入1780.63億元，從全國情況看，2010年全國國有土地出讓金共2.7萬億元，約占一般預算收入的32.53%，同期廣東這一比重為18.35%，遠低于全國水平。
賣地已經占到大約五分之一的財政收入，仍然不算土地財政，那多少才叫土地財政？而且我們不要忘記了，廣東可是改革開放的先鋒，在改革開放的先鋒城市中，當政府財政有相當大一部分利益來自賣地的時候，政府行為會發生什么變化？
我們稍回顧一下改革開放史就知道，中國改革的動力其實很大一部分源于財政收入。農村改革讓很多貧困縣脫貧致富，其實最大的受益者是地方政府，政府不再為補貼農民發補貼的時候，官員們就有極大的動力去推動農村承包責任制的變革。
城市經濟改革基本上是圍繞企業進行的。從企業承包，到企業改制，政府不再負擔虧損企業的補貼，反過來，政府還能夠從贏利企業中獲得稅收，而且企業的發展促進了個人所得稅的增加，這是多好的事，有數據為證，2003年中國個人所得稅收入總額為1418億元，占國家稅收總收入的6.5%，成為政府稅收增長最快的稅源之一。
在這種情況下，我看到了中國各級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企業改革，以及改善投資環境。因為政府知道，要想有錢花，就得把企業做好，而要想把企業做好，就要幫助企業改革，而企業改革的重要內容，就是打造一批企業家。像上世紀80年代創業，到90年代成名的企業家張瑞敏、柳傳志、王石等等，都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產物，他們身上的企業家精神，代表著這一時期中國改革開放的主流價值觀，那就是進取、創新、求變、突破。
2004年是一個轉折點，從這一年開始，賣地收入在政府財政收入的比例猛升，到了2006年、2007年“地王頻出”，政府發現有一條比企業改革來得更快的生錢之道，那就是賣地。而相當多的企業主在這種情況下，也發現了另外一條比經營企業來錢更容易的賺錢之道，那就是“炒房”。政府賣地，企業家炒房(當然還有N多的炒房者)，兩者絕妙的配合推高了房價。
從2005年到現在，這五年當中優秀的企業家都在干什么？雅戈爾的房地產收入超過襯衫的主營業務收入已經不是什么秘密，而海爾房地產、聯想房地產都成為兩個頂級企業的“盈利支柱產業”，今年我過年回家，在貴陽這樣偏僻的內地城市的高速公路，看到高高的廣告牌“美的地產”，我與美的總裁還算熟悉，真想打個電話問問他，買美的房子是不是還可以送美的電飯鍋呀？
當中國最優秀的企業，都熱衷于加入房地產大軍的時候，背后必然是“企業家精神”的退化。我覺得，這五年企業家精神的退化，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中是絕無僅有的，更可怕的是，這種趨勢還在繼續。有數據為證，北京與上海市政府在2010年賣地的收入都超過了千億元。在剛剛結束的海南省人大會議上發布的數據，三亞房地產業上繳的稅收占財政收入的58%，而整個海南省基本上也是這一水平。
我是相信“屁股決定腦袋”這句話的。當地方財政收入有近60%都源自于房地產的時候，政府有多大的動力去做企業的改革？我們深表懷疑。因為企業改革的核心，表面上是一些制度與組織的變革，背后其實是企業家精神的形成、鞏固與提升。而一代人的企業家精神，正是一個國家經濟實力的真正動力所在。
按美國經濟學家熊彼特的分析，每一個國家的經濟，都會在繁榮、衰退、蕭條和復蘇四個階段構成的周期性運動過程中前進。前進的動力就是創新，創新就是企業家精神。企業家精神所引起的創新會導致其他企業的模仿，模仿打破壟斷，從而刺激大規模的投資，引起經濟繁榮，當創新擴展到相當多的企業之后，盈利機會趨于消失，經濟開始衰退，期待新的創新行為——企業家精神的出現。
舉個例子，蘋果公司的領導人喬布斯的企業家精神，創新出蘋果手機，一舉打破諾基亞、三星等公司對手機的壟斷。這個創新自然會引起模仿，模仿又會刺激大規模的投資，從而帶動了手機業的新繁榮，從而一定程度上繁榮了美國經濟。每一個偉大的企業家，他的創新精神，都會極大地給這個國家經濟帶來巨大的經濟增長與產業升級，而問題的關鍵是，我們中國企業什么時候有喬布斯這樣的企業家？
記得有一句話說過，雄鷹只屬于天空，猛虎只屬于森林。我想這句話的意思表明了一種非常自然的生態邏輯，那就是企業家精神只能生長在崇尚競爭、崇尚創造的環境中，一個太倚重賣地來增加財政收入的地方政府不太可能崇尚競爭，一個靠炒房賺錢的企業主也不太可能崇尚創造。“土地財政”最大的危害并不完全是高房價，比高房價更可怕的是一代企業家精神的喪失。
作者為錫恩管理顧問公司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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