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問責有利于改善經濟決策
中國的經濟改革與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經濟轉型難以避免利益再分配，社會需求也變得越來越多樣化。過去30年經濟高速增長得益于改革、開放，是一個帕累托改進的過程，即經濟發展能夠讓絕大部分人獲益。但是，未來繼續這樣做的難度越來越大，比如“十二五”規劃提出來要改變經濟發展方式，其核心就是要改變經濟結構、改變收入分配、改變地區經濟格局。這個轉變對于中國經濟保持可持續增長、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至關重要。因此，科學決策與實施是經濟平穩轉型的重要條件。
其實，在政府內部已經存在一些問責機制，比如，山西潰壩事故令省長引咎辭職，河南登封煤礦事故后市長被免職，國家質檢總局局長因三鹿奶粉事件而引咎辭職，等等。但是，迄今為止，問責的權限基本上還局限在上級部門手中。這難免讓不明內情的老百姓產生各種猜想，甚至形成怨氣。特別是現在的很多經濟問題越來越多地牽涉到社會各個方面的利益，如果經濟決策保持黑箱作業，非常容易使得矛盾尖銳化。更多地將問責的權力交給人大代表，使得問責過程規則化、透明化，反而有利于化解矛盾，保障社會長期穩定。
比如，“十一五”規劃明確地提出了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的任務，根據我個人的理解，經濟轉型的核心是要實現經濟結構的再平衡和提高經濟效率，特別是改變過去過度依賴投資、出口市場和資源消費的增長方式，促進消費增長，改善收入分配，實現國際收支的平衡，同時弱化GDP增長的重要性，將經濟增長的重點從數量指標轉向質量指標。
從2006年到2010年，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包括保持宏觀經濟穩定，降低能耗水平，總體平穩地度過了全球金融危機。但不可否認的是，在經濟結構轉型方面，進展不大。過度投資、消費不足和國際收支失衡方面的問題沒有得到明顯的改善。為什么會造成這樣的結果，顯然有客觀的因素，也有主觀的因素。但是，我們不清楚，既沒有政府官員對這些問題做出清晰的解釋，當然也沒有人為此承擔責任。如果人大有問責制度，起碼可以讓公眾了解其中的原因，這有利于我們判斷“十二五”規劃的可行性。
再比如，最近，通貨膨脹已經演變成一個嚴重的經濟風險。通脹可能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但是，政府是否及時地采取了措施來降低通脹風險呢？如果沒有，又是什么因素制約了這些措施的執行？2009年年底CPI從負增長轉向正增長，2010年初，GDP高速增長，到第一季度末CPI同比增長已經接近3%。那個時候，經濟顯然已經出現了過熱的風險，央行也似乎表示要開始收緊貨幣政策。但第二季度歐洲債務危機爆發，宏觀政策更多地轉向支持經濟增長。2010年下半年，CPI增速直線上升，到年底同比超過5%，環比超過1%，也即年率超過了12%。
政府從第四季度開始采取了一些措施控制通貨膨脹。不過，大部分的政策都是試圖消除個別產品市場的供求缺口，基本沒有涉及貨幣政策。2010年11月，國務院發布的控制通脹的“國十六條”，主要措施包括改善冬季糧油田間管理、加強新疆棉花調運和不許對化肥企業拉閘限電，等等。可惜的是，短期內通脹壓力沒有明顯下降。這樣看來，最近反通脹的一些措施就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央行去年下半年一直不太愿意使用貨幣政策手段，今年一開年卻接二連三地出拳。這樣的政策走向對中國的通脹形勢帶來了什么樣的影響？
這樣的例子很多，包括人民幣升值和房地產限購，基本就是政府一家獨自決定，缺乏透明度。政府非常擔心人民幣升值，是因為個別部門游說能力很強，但大多數老百姓到底是支持還是反對升值？同樣，現在社會上一片反對房地產限購，政府起碼可以充分地說明出臺這一政策的考慮。人大問責不一定是要改變所有的政策，但起碼可以讓決策過程更加透明、更加民主、同時也更加科學。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財新傳媒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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