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聿文：收入分配改革應有打持久戰的心理準備

2012年10月19日 23:38
來源：中國經營報 作者：鄧聿文

字號:T|T

0人參與0條評論打印轉發

十八大即將召開，人們對十八大有各種期盼，從民生的角度看，一個帶有共識的問題是希望盡快推出收入分配體制的改革，改善分配關系。

對社會來說，收入分配的紊亂確是一個非常糾結的問題，其糾結之處在于，一方面，收入差距隨著經濟的發展日益拉大，即使最保守的估計，以基尼系數表示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已觸及0.45的警戒紅線；另一方面，醞釀8年之久的收入分配改革因為受制于既得利益者群體等各種因素而遲遲未能出臺。

收入公平分配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前提和手段。而共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內容和目標，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鄧小平當年對改革的設想，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通過先富帶后富，最后實現共同富裕，并把這看做是改革的“兩個大局”。現在，第一個大局即一部分人“先富”實現了，但第二個大局即“共富”還顯得遙遙無期。所以，及早出臺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不僅意義重大，而且非常迫切。

今日之中國的收入差距，幾乎表現在各個方面，如城鄉收入差距、地區收入差距、行業收入差距、體制內外收入差距等。從而說明，我們在推進改革和經濟發展中，至少在社會財富的分配方面，出現了很大的制度失誤。

我們大致可把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原因分為三個方面：其一，與經濟發展模式有關，長期重投資輕消費，社會財富增加的大部分被政府拿去搞建設，致使民眾得到的比較少。其二，與收入分配體系本身的不健全有關，如在一次分配中，沒有明確合理的國家、企業、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關系，沒有建立勞動報酬的正常增長機制，致使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長期偏低；在二次分配中，沒有以制度形式明確各級財政用于社會保障以及轉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難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三次分配則規模小，慈善捐贈有待健全機制，調節功能有限。其三，與行業壟斷和行政壟斷有關，諸如電力、電信、金融、煙草等壟斷行業和部門，憑借對資源產品的占有和定價權，其全行業的平均收入要比競爭行業高出許多，導致差距拉大。

因此，改革收入分配體制，需要在上述方面推進，在完善制度上下工夫。據悉，由國家發改委牽頭、多部門參與制定的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列出了收入分配改革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也明確了改革的短期和中長期目標。其中備受矚目的改革步驟是通過政府減稅，企業讓利，提高勞動者所得，以實現三方之間利益分配結構趨向合理。具體的思路則為“提低、擴中、調高”。如果這個方案得以實施，對不斷擴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會有一個好的調節效果。

就當前而言，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讓收入分配差距的趨勢不能繼續發展。這就需要在“提低、擴中、調高”三個方面，首先做好“提低”和“調高”的工作。這兩個方面也是政府可以發揮作用的領域。通過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最低生活標準，完善社保體系，甚至直接補貼低收入群體的辦法，來加大對低收入者的生活保障；通過強化個稅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調節作用，以及其他的政策規范等方式，來加大對高收入者的調節力度，例如必要時，可出臺遺產稅、物業稅、贈與稅等來“調高”，完善慈善稅收優惠政策，鼓勵富人從事慈善事業。

但長遠來看，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最好辦法，是擴大中產階層規模，即加強“擴中”。因為“提低”、“調高”只涉及少數人，“擴中”則涉及絕大多數勞動者。不過，在“擴中”上，政府可作為的空間有限，主要還是靠市場機制自主調節。因此，要發揮市場機制自主調節作用，前提必須是完善市場基本制度，解除政府對市場主體各種不必要的管制，使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得以充分發揮。

另外，收入分配改革也涉及對收入分配三個層面的關系處理。在收入分配的三個層面上，初次分配始終處于基礎性、關鍵性的位置，也是收入分配問題最多、解決起來難度最大的一個環節。例如，要素價格扭曲和市場主體扭曲，是導致初次分配領域資源錯配，勞動者地位相對惡化的主因；而國有經濟占用大量社會剩余(儲蓄)，但產生的收益卻沒有形成有效的全民分享機制，也主要發生在初次分配領域。所以，解決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問題，是推進收入分配改革的重中之重，這也就意味著，推進收入分配改革，雖然總體上必須多管齊下，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協調推進，但在整體推進過程中又必須突出初次分配這個重點、敢于碰“硬”。

最后，需要強調的是，收入分配改革雖是一項得民心的改革，但鑒于此乃長期積累的問題，公眾應有打持久戰的心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