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國經濟年會第三分論壇第一時段實錄(4)
鄭浩: 非常感謝黃海先生精彩的點評。他也提到了在“十一五”期間,我們看到了跨國公司到中國來投資的熱情,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在“十一五”期間,有不少中國企業,從央企到民企有不少“走出去”,走向國際,到其他國家進行投資收購。在“十一五”期間,大家都已經注意到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就是因為外部市場的危機或者因為2008年金融危機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使得中國在過去一向倡導的三個最主要的“三架馬車”來拉動中國GDP的增長,投資、外貿和消費,其中外貿這塊,包括投資這塊能夠受到一定的影響,外貿從2008年以來受到一些影響,當然現在已經恢復了增長。由于首先客觀因素,在“十一五”期間,國家加大了擴大內需的政策調整,在加強國內消費方面,請黃海先生為我們做一個點,在“十一五”期間,消費這一塊我們做了哪些工作?
黃海: 關于“十一五”期間,我想講兩個主題,一是在“十二五”期間,平均每年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率超過了18%,這個增長率比“十五”期間、比“九五”期間都是高的。二是在2005年,在“十五”末的時候,中國國內市場零售總額,按當時匯率可能是0.8萬億美元,相當于在世界上排第三位。但是經過這五年,中國市場的發展,我們超過了日本消費品的零售總額,現在我們居世界第二位。這兩個數據說明“十一五”期間中國國內市場消費的快速增長。
黃海: 這五年的成績很多,我印象比較深的,而且我認為“十二五”期間需要積極借鑒的有幾條:
一是政府有必要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來直接刺激消費。大家知道,為了刺激消費,從2008年之后,中國政府開始采取了“家電下鄉”、“汽車下鄉”、“摩托車下鄉”,家電、汽車以舊換新,都是通過財政的補貼政策,政策發揮了非常大的效果。幾年累計,大概財政補貼了700多億,但是帶動銷售6700多億。
二是這幾年各級政府加強了對農村和農產品流通體系的投入和建設。到現在為止,現在還沒有人講農村問題,這是“十一五”期間最大的兩點,這幾年通過中央財政的補貼和貼息,我們在農村連鎖店已經建立了52萬家,覆蓋了全國80%左右的鄉鎮和50%的新農村,政府投資改造升級了740多個農產品的批發市場,覆蓋了56%的地級市以上,這對于農產品流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三是因為這幾年自然災害的頻發,汶川地震、玉樹地震、舟曲的泥石流,再加上2008年的冰雪災害,我國市場供應波動很大。政府建立了一套以監測預警、余缺調劑、投放儲備和進出口調節相結合的調控體系,應當說,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當然,我想如果沒有這套體系,像我們這幾年的市場肉的波動、菜的波動可能還會更大一些。正是由于堅持了這幾個方面的建設,這五年當中對經濟的拉動,對經濟的增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肆虐,全球的零售業大幅度下滑,在這樣的情況下,2009年中國國內市場零售總額扣除物價因素,同比增長了16.9%,創造了1986年以來最高的增長速度,同時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第二高的增長速度,全球都在下滑,但中國的市場一直提升。去年我們按季度來計算,GDP、進出口總額、固定資產、工業增加值都是高開低走,但是唯有消費品零售額是逆向而行,一、二、三季度是上升的,這些都為促進消費,為保持我們國家平穩較快增長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謝謝。
鄭浩: 謝謝黃海先生的評論。我剛才提到,在“十一五”期間,我們在宏觀政策上作了一些調整,把擴大內需作為鼓勵和發展中的重要方向。同時,在金融海嘯發生之后,匯率財政政策也發生了一系列的協調,主要是應對金融海嘯對中國金融市場帶來的一些負面的影響。在“十一五”期間,特別是在去年“十一五”最后一年,2010年貨幣政策發生了調整,從原來適度寬松開始實施穩健的政策,這和CPI和PPI的指數上漲有很大的關系。同時,我個人認為在貨幣財政政策、稅收政策重大調整方面,其實最主要的還是要抵御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貨幣市場的影響。在這方面,我想請梁云鳳女士給我們談一談,在“十一五”期間,中國在宏觀的貨幣、稅收政策方面做了哪些調整,這些政策的調整對“十一五”的圓滿完成起到了哪些作用?
梁云鳳: “十一五”時期,我國的財政收入保持了一個良好的增長勢頭,年均增長率在20%以上,財政收入的絕對額在世界的排位也有所提升。但是,財政收入的相對額,我國還是一直處于比較低的水平,從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看,世界平均水平是25%左右,我們國家是20%左右。從人均財政收入的角度來看,我們國家只高于非洲國家,像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的人均財政收入都在1萬美元以上,我們國家只有800多美元,相差還是比較懸殊的,這是“十一五”時期財政收入的簡單的狀況。
梁云鳳: 財稅政策作為重要的宏觀調控工具,在“十一五”時期,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充分體現了財稅政策的針對性、靈活性和有效性的特點。在“十一五”時期,全球發生的最具震撼力的事件莫過于國際金融危機,這次危機對我國經濟造成了極大的沖擊,為了應對危機,我國政府果斷決策,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擴大政府的公共投資、結構性減稅等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使我國經濟企穩回升,走向復蘇之路。在經濟復蘇進程當中,政策的負面效應有所顯現,結構性的問題也日漸突出,這給宏觀調控增加了難度,任務也更加的艱巨。為了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調整經濟結構和管理好通脹預期三者之間的關系。從2009年第三季度開始,在保持積極財政政策不變的前提下,我國政府對財稅政策的著力點進行了調整,財政投資更加傾向于向經濟社會的薄弱環節傾斜,包括民生領域、環保領域、農業領域和自主創新領域等等,有效地發揮了調控作用。我想,在“十一五”時期,我國的財稅政策在應對金融危機和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梁云鳳: “十一五”時期確實是宏觀經濟變化非常劇烈,也非常復雜,財稅政策發揮得作用也是可圈可點,我想在“十一五”和“十二五”交接的關鍵時點上,非常有必要對財稅政策在應對金融危機過程當中所取得的一些好的經驗進行一下總結,這樣一方面有利于進一步提高我國財稅政策的調控水平,也為下一步未來財稅改革有一些啟示作用。
經過初步梳理,我想用十二個字可以簡單的概括成主要的經驗,就是“相繼抉擇、長短結合、協調配合”。具體來講,首先財稅政策應該根據宏觀形勢的變化而及時地做出調整,這樣才能更好的發揮調控作用,這一點也是在我國應對金融危機過程當中財稅政策所取得的非常重要的一個寶貴經驗之一。
梁云鳳: 第二,財稅政策應該是短期的調控與長期的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很好的結合起來。這樣一方面有利于解決刺激經濟增長的一時之需,也有利于解決經濟社會的深層次的問題。
第三,財稅政策應該很好的與貨幣政策、產業政策、土地政策等等相關的政策協調配合起來,形成政策合力。這樣才能更好的發揮政策的有效性。
以上的三點,應該可以概括出“十一五”時期財稅政策應對金融危機和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這方面所取得的主要的經驗。謝謝。
鄭浩: 謝謝梁博士。因為時間關系,我們就不再請五位嘉賓做最后的總結。但是我想在結束之前還要引述一下,在去年12月10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對“十一五”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定位,當時會上指出,“十一五”使我國經濟建設度過了極不平凡的時期,對中國經濟發展建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如果大家看新聞稿件的話,有這樣的描述是“極不平凡、作出了重大貢獻”,之所以極不平凡,是因為在“十一五”期間遇到了許許多多有我們自己發展過程當中出現的問題,同時也有國際上出現的問題。現在新年伊始,也就標志著“十二五”發展規劃已經正式開始啟動,我們現在正在處在承前啟后、承上啟下的時期。所以我們在前面總結“十一五”發展經驗和存在的問題,接下來“十二五”我們將會如何的發展,有哪些的機遇和挑戰,我現在把主持工作交給陳文玲女士,由她來主持下一階段有關的研討。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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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sh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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