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鰲電視辯論會:亞洲經濟展望論壇實錄(4)
宋馬丁:非常感謝大家來到博鰲亞洲論壇,談一談2010年亞洲未來經濟的展望,未來的增長推動力。接著剛才的話題,剛才陳教授介紹了中國的觀點,現在請戈帕拉克里什南介紹一下印度對這個問題的觀點。
戈帕拉克里什南:剛才講得非常有意思,陳教授說信息民主有沒有幫助,還有文化、創業精神非常重要。在印度我們缺乏基礎設施,我們基于各種各樣的原因,希望政府補上這個欠缺,但現在還是不夠。而私營企業家的創業精神,也就是說在金字塔底部有大量創業的活動,我想舉三個例子。
我們把塑料當做廢物來處理,但在班加洛爾有兄弟倆,他們發現如果把塑料用在道路當中,比如說像水泥一樣用到道路當中,道路的質量就更好。而且他們在一千兩百公里的路當中都用上了塑料,在他們的發明當中,這樣既節約了水泥也重復使用了塑料。另外,在印度靠近阿拉伯海的一邊有很多山區需要架橋才讓那里的人方便地出來,原來等著政府建橋,但里面有一個人說再不能等政府建了,他找到了一個方法,在班加洛爾建了40座橋,大大改善了人們的出行環境。第三點,在印度很多人患有白內障,過去需要到醫院治療,后來醫院有一個發明,建立了移動白內障手術站,可以做手術,而且患者花5美元就可以摘除白內障。
宋馬丁:5美元摘除白內障,社會受益匪淺,誰來補貼呢?
戈帕拉克里什南:他有一個基金會,很多人向基金會做出貢獻,這個人就像羅賓漢一樣,很有俠義精神。而且做白內障手術的時候,有錢人給兩百美元、三百美元,沒錢的給三百元也可以,甚至不給錢也可以,這進工作過去15年一直在做。
宋馬丁:您剛才說造橋的人,用塑料修路的人都創辦了自己的公司?
戈帕拉克里什南:在印度有兩件事是做不到的,第一是阻止人家開口說話,第二是阻止人家思考,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而且可以讓人家少少賺錢,為什么不這樣做呢?
宋馬丁:您剛才說私營企業要行動起來,不要等政府,否則要等待很長時間,我們知道印度有財政赤字,為什么現在才有公私合營呢?
戈帕拉克里什南:孟買機場都是公私合營的結晶。
陳志武:比方說他們三個季度用政府的資金,一季度是使用其他來源的資金。中國基礎建設的速度非常快,而且是全面的大規模建設,既有中央政府的錢,還有地方政府的錢,硬件建設中國是高效的,但我們看軟性環境,比方說教育以及醫療方面,同樣的做法就不會那么有效。對于中國來說,一方面人口也在走向老齡化,城市化是很大的推動,城市化接下來還有二十年的經歷,這二十年的時間窗口要充分用好,要實現發展,保護環境,實現福利,而且能夠真正打造出一種事實經濟,這樣就能夠成功從工業社會走入后工業社會,這是中國所面臨著的三大挑戰。這些挑戰要應對是非常有難度的,酒店的例子就非常好,為什么中國在硬件方面做得這么好,而在軟件方面不那么好呢?這是和整個體系、制度有關的,特別是政府控制了國家大部分的資源,以及國有企業制度有關,這意味著有一些本質性的東西,對于硬環境來說,由于制度和系統的設置,使得我們的硬環境在硬性方面做得非常好,另一方面是我們改變發展模式,改變增長模式,從硬方面轉向軟方面的過度更困難,除非進行基本面的改革,來實現偏向經濟硬環境朝向軟環境的轉變。
而且中國的私營企業家已經有了融資的渠道,只有整個系統得到進一步的改革,包括商業銀行系統,中國的商業銀行系統如果不能夠做改革的話,中國的商業銀行不可能像真正的企業那樣發揮作用,不可能對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一視同仁,因為中國有大量的中小型企業都是私營企業,他們獲得融資,他們借貸,特別從國有商業銀行借貸碰到很多的困難,所以我們要制定基本面意義的改革,否則實現這樣的改變很難。
宋馬丁:對于私營企業而言,不僅是融資難,人力資源難,也就是說最優秀的人才被政府國營企業吸引走了,這就像一個選擇的過程一樣。
陳志武:我同意。昨天的會議一直開到10:30,我沒有參加這樣的安排,晚上開會到10:30,還有一個招待會,要半夜才結束了,我覺得這樣的會議安排也說明,在中國要想成功必須要工作得多么辛苦,不光是商界人士,政界人士也如此。
我們為什么不讓整個制度對于私營企業家更友好,不讓他們更加辛苦。
宋馬丁:講得非常有意思,戈帕拉克里什南剛才說到私營企業對亞洲的發展起到什么作用,請您談一談。
戈帕拉克里什南:從這個角度來說,印度和中國不一樣,從DNA來說,我們有創業的傳統,當然并不是每個人都要成為創業企業家。另外,印度政府曾經想控制教育,但是沒有成功。我們只有不到30%的教育是國有的公立教育而70%的教育是私立教育機構,就高等教育來說,最優秀的畢業生不會當公務員,而到了私營企業。
我們允許他們發揮自己的創造力,我覺得印度人很有創造力,關鍵是要培養起這些人才,讓他們在印度工作,但這些人才都會流失,在過去25年是印度2500年發展歷史上最好的時間段。
宋馬丁:您認為是什么原因導致印度如此之成功?
戈帕拉克里什南:現在政府采取了干預措施,過去20年環境不斷改善,很多人走出國門做很多事情,很多人回來做很多事情,政府不再是船長,更多像教練一樣,不是指手劃腳,而是提供支持。我覺得印度是唯一一個發展中國家,70%的GDP來自于消費都達到了發達國家的水平。我希望未來有很多外來投資者到印度投資。
宋馬丁:陳教授您對未來中國發展的挑戰更加冷靜一些,日本是什么情況呢?
山崎養世:日本人很有創造力,日本有非常優秀的工程師、科學家、技師等等,問題是管理層還有金融體系的監管,現在許多體系都是相互關聯、相互依賴的,而且出現很多體制性的問題。我覺得在看來,我發現印度是一個多元化的國家,我覺得我在看到印度每個洲都像自己的小政府、小國家一樣,有兩百多個不同的政黨,有多種不同的語言,您有如此豐富多元化,如何利用多元化實現發展?
我們來看一下印度,我覺得和日本相比,印度文化還是比較統一的,跟中國、日本相比,日本好像不愿意開放國門,不愿意吸納移民潮,日本的企業更多地采用二十世紀的業務模式,他們非常重視美國市場,拓展美國業務,現在美國也不行了,很多日本主流企業家,他們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到美國做,美國做好了才擴大、應用到中國和印度,其實中國和印度才是推動經濟增長的引擎,如果日本能夠建立起和中國、日本的戰略性伙伴關系就非常好,能夠找到社會問題的解決辦法,推動技術的發展。
戈帕拉克里什南:這讓我想到了同質化的問題,我想中國人90%以上都是漢族人,我想講一點,由于歷史的原因治理印度的管理者、統治者都是說英語的人,他們接受英語的教育,但印度民族傳統還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在我們的思維方式當中,我們有非常嚴重的英美思維方式,但我們真正做事的時候,又是有印度傳統的。所以,很多英美人、歐美人跟我們打交道的時候,覺得我們做分析做得非常好,做得非常認真、透徹,有時候你要搞清楚文化傳統的淵源,印度的管理者可能是世界上非常獨特的一群人,他們采用了歐美的思維方式,但行事的方式又非常印度。
陳志武:我覺得日本、中國、印度這三個國家當中,到目前為止中國可能是開放程度最高的社會,印度還是比較封閉的,如果印度能夠引入更多的外國競爭,我覺得印度的勞動生產力、創造能力就能夠進一步地挖掘,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日本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比較封閉的,比中國封閉,比如說11月份的時候我去了一趟印度新德里,我當時想買一點止痛藥,我去了一個藥店,他們跟我說,我沒有西方制造廠生產的原創藥,只有仿制藥。我問他們有沒有外國的藥品,他們都說沒有,我當時感覺特別、特別驚訝,因為我去過很多國家,我看到印度有許多外國產品、外國品牌都是不允許進入印度市場,而中國有很多品牌。自從1995年的時候,我的老家是在湖南農村,當時我喜歡驚訝地看到,在我老家的商店里面居然有強生的嬰兒霜,居然有國際品牌打入湖南老家,但在印度找不到西方生產的原創藥,而在我老家農村都可以看到。所以要提高開放程度,吸引外國投資者。
宋馬丁:中國企業家這方面做得比較好,充分創新,參與競爭,您覺得日本要不要進一步開放?印度中國有龐大的市場,而中國沒有。
陳志武:我舉一個例子,我有一次去日本的經歷,美國ATM到哪里都可以取錢,我沒有帶很多現金,帶了信用卡和銀行卡,我在東京到處走,但沒有一臺ATM機可以取錢,日本的金融體系如此之封閉,居然外國的儲蓄卡都取不出錢來。
山崎養世:每個國家都有一定程度的開放,也有一定程度的封閉,不能直接做對比,說到金融行業、服務行業,日本吸引了大量的外部投資,我們希望自己生產這些產品,所以你說得也不對。我們要搞清楚,世界上經濟增長的引擎,不光是中國、印度還有日本,印度的多元化程度非常高,所以我們必須要找到一個合適的機制,既能滿足印度多元化的特色,中國是集中化、集權化的中央政府體制,集中化體制是中國的特色。
宋馬丁:那日本是什么情況?
山崎養世:日本的政治體制比較民主,是二戰以后學習了美國的體制,日本可以實施醫療保障體制等等,發展得非常不錯。但現在大家有一個共同之處,我們不管怎么樣都知道,日本、中國、印度整個世界都會增長,其實現在的障礙不是政治體制,而是能源、資源的限制,糧食供應、水資源都是人類生存的基本品的供應。如果我們不能解決這些根本的問題就不行了。
即便在雷曼兄弟倒閉之后,石油價格跌到了50美元/桶,現在又漲到90美元/桶,所以資源上的限制是很大的挑戰。我們看到海平面也在不斷上漲,我們要解決所有這些問題,這些都是很根本的問題,要加大投資。包括在新能源問題,而且社會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還有您剛才講的,印度這邊也要加大投資,我們是國家層面要加強合作,我覺得每年要拿出GDP3%-5%的資金投入這些新領域,主要大國之間應該建立起合作的機制,我們要實現可持續發展,我希望到2050年沒準中國和印度的GDP能夠占到全球的一半了,到那個時候全球GDP都能夠大幅度上升,到那個時候我們可以實現世界和平,大家都有非常美好的生活。
宋馬丁:我們先把糧食、水放在一邊,我們看一下私營部門、企業家發揮什么樣的作用。
陳志武:我們做資本密集型企業的時候,有時候資本門檻太高了,只有國有企業才能做。中國太陽能、風能的企業,在過去8年、10年發展得相當不錯。如果你看主要的太陽能電池生產企業,現在在中國有很多這樣的生產企業。
宋馬丁:這些都是私營企業嗎?
陳志武:大部分是私營企業,有一部分原因,因為他們能夠在納斯達克上市,現在香港港交所上市了很多太陽能生產企業,像在江蘇省的企業,他們很容易接觸到資本市場進行融資,能夠像變魔術一樣發展起全新的產業。
戈帕拉克里什南:新興能源有多個方面,首先需要研發,需要巨額的投資,剛才他們講了需要投資,而且他也建議了有一個都是的比例,就是GDP的3%-5%,還有宣傳和實施,這部分要創新,長期進行創新,探索新的做法、新的實踐。政府的作用就是要開展研發,為這些新能源的技術開發提供補貼等等。
為什么研發是政府的工作呢?我覺得政府應該投入資金來做研發,他們可以撥款給大學或者私營部門,即便是GDP的3%-5%都是很多錢。
宋馬丁:非常有趣,我非常喜歡和你們聊天,我們這里要總結一下,非常感謝在座各位嘉賓,坐在我最左邊的是來自于塔塔集團的,下一位是耶魯大學金融學家陳志武,還有日本經濟評論家山崎養世,這里有學者、企業家,剛才我們討論了亞洲各國的發展模式,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精彩的觀點,期待著在未來跟大家繼續討論,非常感謝大家觀看我們的節目,我們剛才給大家呈現的是博鰲亞洲辯論會,我們明年再見,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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