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年會《深化金融改革與金融業挑戰》論壇實錄(2)

2012年11月29日 16:31
來源：鳳凰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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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舉措就是我們應對的主要措施，就是推動事業部改革，建立以客戶為中心的體系，我們搞了四年多時間，到今年年底就已經五年了，在國內股份制銀行嘗試事業部改革問題，所以我們在貿易金融、金融市場，包括地產能源、冶金、交通推行公司化、專業化運作。這種制度是按照(準法人)、專業化、金融整合和管理團隊，四大核心要素優化我們的事業部體制。目前來看我們的各事業部在國內的商業銀行來講在專業化這個程度方面是比較高的，客戶滿意度也大大的提升，經營效果也比較好，風險可控。

第三項舉措就是應對金融脫媒的挑戰，我們積極的參與直接融資市場，為客戶提供直接融資服務。銀行發行規模從1400多億迅速增加到一萬八千四百億，四年時間增加了百分之1253，發展的速度遠遠超過了其他的金融市場，所以銀行間債券市場這個產品，我們認為是我們下一步商業銀行主推的一項融資工具。民生銀行是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的常務理事單位，我們有上百人的成熟團隊，債務融資工具超過了兩千億，今年達到一千億，到年底會達到1100億，明年計劃是1600億到1800億。

講電子商務銀行與銀行業務對接，這是我們在十二五要重點實施的，強占最高位。謝謝大家。

汪濤：謝謝梁董事長給我們做的分享，介紹了民生銀行在五大挑戰面前做的四項重大的戰略調整，下面有請港交所的行政總裁李小加。李先生給我們介紹一下資本市場如何繼續推進金融市場的國際化，大家知道李所長在加入港交所之前，在美林也從事很多年。

李小加：謝謝大家港交所的所長是什么級，是科級還是處級。我今天就想談一個簡單的觀點，因為在最近大家談到李克強總理也專門談到，就是下一步的整體改革已經進入到了深水區或者是攻堅期，那么在我們行業里面就進入了鐵三角，匯率改革、利率改革、這個鐵三角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挑戰。盡管大家對于解決這個問題，匯率改革、利率改革資本項下的開放，盡管是大家要往前走的共識，但是這個到底往哪里走，也是一個問題，就是在這一次當中能不能用好香港，在熟悉的石頭里面摸著這個熟悉的石頭再一次過這個深水區，過這個河。

過去二三十年的改革開放里面，三件大事，三個大的浪潮，第一個就是轉口貿易，從八十年代開始到九十年代初，基本上造就了中國第一桶金，而轉口貿易是在香港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直接投資，直接投資把中國變成了世界的工廠。第三個浪潮就是資本市場的形成，香港成為一個中國最初、最首要的境外集資市場中心，中國在香港資本市場的上市，使得中國企業變成了世界上最大市值的銀行在香港上市，最大的保險公司在香港上市，最大的電力公司在香港上市，幾乎最大的石油公司也在香港上市，所以第三次浪潮把中國的企業推向了世界的五百強、二百強、一百強。這個里面回顧來看最大的特點就是在困難的時候，在國家計劃經濟開始轉型的時候，在這個時候我們還沒有公司法、證券法，我們連姓社和姓資完全不清楚的時候，連怎么股份制改革，國企怎么改革都不清楚的情況下，就做試點，用H股，這不是完全香港的規則，也不是西方市場的規則，就是為了完完全全過這趟河定下了H股的特殊規定。回過頭來今天來看我們又碰到了一次深水區，回顧上個世紀改革開放三個浪潮的特點就是一個資本積累的過程，就是往里走，中國人在存錢、在攢錢、在把所有的錢進行財富積累，把所有的錢拿進來了，我們要么賣的是產品，要么是賣的勞動力，要么是賣的勞動的要素，最終拿的是錢，所以過去的二十年可以說是中國資本進口的二十年。今天的中國到了完完全全不同的時代，今天的中國到了重要的轉型期，我們已經是第二大世界經濟體，而且這個經濟體貨幣基本完全是封閉的，自己的貨幣政策、利率匯率和資本項下基本上是封閉和可控制的，這么大的一個世界經濟體在方方面面都已經和世界完全相連的情況底下，我們自己在重大的政策貨幣上面，匯率、利率這些重大的政策上面我們仍然是受制于人。今天美元在他未來如此不明朗的情況底下，仍然讓全世界買他的單，他把他的子孫后代都已經按揭出去了，他知道他所按揭的每一筆錢都是世界人民，特別是亞洲的人民和中國的人民要為他買單的，為什么？就是他的控制力之影響力和統治力不可動搖，而且今天歐元本身也要搖搖欲墜。

所以我們中國下一步的改革我們面臨一個重大的機遇和挑戰，我們要從出口要轉移了，不僅僅是中國要去外交投資，要把我們的凈資產或者是貨幣資產釋放成與我們影響力相符合，也就是我們談的人民幣國際化，就又回到我們那個鐵三角問題了，先有雞先有蛋的問題。國際化有很多爭論，我認為一沒有必要，二說不清，中國的改革開放永遠都是說不清，我們的改革開放永遠都是在一個混亂的邏輯里面逐步找出它自有的邏輯，然后從自有的邏輯發展成為和世界相符的邏輯。在資本項下的過程中間，利率改革的過程中間，表現的形式就是資本的釋放。

未來還有三個浪潮，第一個浪潮就是貿易，這個貿易是出去買東西了，不再說是把這個原材料買進來了，不光是說把這個東西買進來，要出去，現在是大量的人民幣要出去，通過人民幣貿易的結算要實現人民幣貿易的出境。

第二個就是海外兼并，就是錢花出去購買世界上的影響力。

第三個更重要的浪潮就是能不能把我們的資本向外面輸出，輸出目的不是在跑，不是簡單的尋求新的增長，更重要的就是靠我們的資本、貨幣真正形成影響力。在這里面又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人民幣開始了第一潮，六千多億人民幣已經出去了，但是仍然沒有投資消費的需求，這一部分人民幣出去是境外的人兌換的動力，如果這個動力不足那么就走不到底了，人民幣放出去很重要，但是人們得愿意要。因為外面沒有機會，所以又以存款的形式回到了體內，回到體內這些人民幣已經變成香港和境外戶口了，可以多次往返了，但是在外面沒有事兒干只好回來了。

我們今天講第三次浪潮我們能不能開始又一次用香港，能夠用我們已經熟悉的石頭再一次摸著石頭過河。香港交易所我們剛剛買了倫敦交易所，我們希望在基礎金屬上我們已經是世界上第一了，在這種情況下能不能設計出一種新的清算平臺，在風險可以管控、可以來回調節的過程中間，能夠實現一定程度的試點，試點可以把這一兩個產品放進去，國內放、香港放，國內放可以到香港的產品做，外面人可以到中國上海的產品做，這區域里面能不能實現一個資本項下的完全開放，通過這個試點慢慢的把它擴容，就像當年的H股從9個到22個最后發展到所有的公司都可以上。我覺得香港的功能要從過去二十年的入水口，變成主要出水口的控制，這個出水口控制能夠幫助中國的政策出去，因為大家都是誰有風險誰也不能動，我們這樣的風險機制，在這樣的情況底下我們摸著香港已經熟悉的石頭作為試點，我特別是以金屬作為突破，我覺得是大有文章可做。

汪濤：謝謝李總給我們帶來的他結合香港的三次大浪潮，香港可以作為中國市場第三次開放的平臺，繼續推進我們開放的深度和質量，非常感謝。下面我想請中金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先生給大家來講過去利率市場化的進程以及將來我們要做的關鍵的步驟，謝謝。

彭文生：剛才都是非常資深的金融部門的監管者和高層管理人員，講了他們對未來改革和金融業發展的看法，我想從宏觀的角度談談利率市場化匯率靈活性的一些看法。我們過去這十幾年在利率市場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體現在兩方面，一個是貸款方面明顯的放松，另外就是更重要的就是所謂直接融資的發展，不是通過銀行信貸的融資，通過資本市場發展很快的影子銀行包括理財產品的發展，現在這個問題就是現在這個階段建這個發展模式，靠這個發展的直接融資，同時維持對銀行存款利率控制這樣一個模式能不能持續，我的觀點是不能夠持續，為什么這樣講？現在維持銀行存款利率的管制帶來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中小企業融資困難實際上和我們整個銀行體系的利率控制是有關系的，為什么這樣講？因為利率受到控制，那些中小金融機構相對來講他們要和大銀行和大的金融機構競爭的話處于劣勢，因為你不能靠其他的來競爭，只能靠提供服務等等，所以中小企業是處于劣勢，加劇了我們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從投資者和存戶的角度來講，這幾年我們看影子銀行發展很快、理財產品發展很快，大家都在討論它帶來的風險問題，其實我認為還有一個另外的問題，就是對收入分配差距的影響問題。早前在年會上，我聽到了郭主席改革未來的重要方向，一個重要的就是消除城鄉二元結構，我們要想一想最近的理財產品快速發展，是什么人最得益于或者是最受益這樣一個影子銀行的發展，應該說平均來講是受教育水平比較高的，對金融市場比較了解的，農村的低收入群體的錢還是存在銀行，還是只能享受政府利率管制那些低利率。這本身其實不應該是問題，投資者投資一個產品，他的利率可能比較高，相應的他承擔的風險更大一點，利率上來講應該不是問題，問題是我們這些影子銀行，這些參與者和購買者他們是不是真正在違約的情況下遭受損失。現在市場上也有擔心，明年一些信托產品、理財產品還款的壓力比較大，會不會出現一些違約的問題？如果我們的監管機構我們的當局能夠真正的讓違約事情發生的話，我剛才講的這個情況可能就不會有大的問題，在那樣的情況下，市場有一個自我約束的機制。這樣影子銀行市場的融資成本，或者是它的風險就會受到一個市場的制約，但是我不敢肯定會有這樣真正的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情況。如果不能做到讓真正的違約的事件或者是讓投資者承受損失的事件發生的話，最終的損失誰來承擔呢？還是銀行體系。還是把錢存在銀行，拿了低利率，受政府管制利率的這些人來承擔。這是從收入分配來講。

第三個從銀行體系和實體經濟角度來講，我們看最近大家討論得比較多的就是銀行賺的錢太多，今年上半年上市公司的總體利潤50%多是銀行體系。這里面有爭議，銀行為什么拿這么多的錢，這么大的利潤，是壟斷造成的嗎，還是政府的利率管制？我認為可能兩個因素都有，但是起碼不能把它歸結為主要是壟斷因素。我們看成是里面銀行業務的競爭其實還是很激烈的，我覺得主要的因素還是反映了對利率管制所帶來的利差相對比較高的一個影響。是不是我們放開利率管制之后銀行的利差就一定下降呢？其實也不一定。我在幾個星期前在美國做路演，見我們的投資者，討論一個問題就是西方銀行和中國銀行利差的問題，他說美國的銀行利差比我們中國要高，而且高不少，美國銀行的平均利差在三個百分點，這就奇怪了，為什么在美國那樣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銀行的利差還比較高呢？其實它反映了銀行真正的為中小企業服務的，和中小企業相匹配的這樣一個利差，在美國的市場大企業可能更主要的靠資本市場來融資，銀行主要為中小企業融資，中小企業相應的風險比較高，所以銀行所需要利差也是比較高，來彌補它所承受的這樣一個風險的損失。所以我們講關鍵的問題可能不是說放開利率管制之后銀行的利差會減少，而是怎么樣讓一個市場的機制，風險管理的機制和銀行的利差來一個配套，這就牽扯到剛才蔡主席講的，我非常認同這樣的觀點，就是金融改革是一個系統性的改革，它不單單是利率發生管制的問題，你需要配套。比如說你需要存款保險機制的建立，你需要市場準入放寬，你需要市場的退出機制等等這樣。這是我想講的，我對這個利率市場化的一點看法。

匯率市場化或者是匯率靈活性，最近我們看人民幣升值的速度明顯的加快，是什么原因呢，是資金大量流入造成的嗎？其實我們看央行在市場的購匯量和過去比較是非常小的，說明什么問題，說明匯率升值主要還是反映央行的匯率政策有了一個比較大的變化，對于市場的干預或者是對匯率交易的控制明顯的降低，問題是這樣一個政策靈活性的增加，是不是真正的代表匯率市場化的增加，我覺得不一定。這不是說匯率靈活性本身不對，而是說一個市場化的匯率，真正取決的因素還是市場的參與者有多廣，這個市場有多深，如果市場的參與者不夠廣，市場不夠深，一些小量的資產就會凈流出或者是凈流入，對市場影響就比較大，那么市場在某一個方向在某一段時間影響就比較大。我想講的就是匯率靈活性最近的增加，第一它不一定代表匯率市場化的進步，匯率市場化進步根本來源還是放寬資本賬戶的管制，讓更多的市場參與者進來，這才是真正的增加匯率的市場化，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有很多客戶問我們，明年銀行的匯率怎么走？我覺得不會有太大的變化，我們在現在市場參與者不夠多的情況下，匯率的靈活性能夠走多遠我覺得都是有限制的。

汪濤：剛才我們幾位嘉賓都講到了，不管是創新回歸保守主義還是講到了面對目前經濟和金融監管環境下，我也接到了觀眾的一些問題，第一個討論的就是關于影子銀行的發展，第一個就是人民幣貸款以外的，或者說傳統這些貸款以外的現在FIB統稱把它叫做影子銀行，一方面它是對信貸的支持，對很多中小銀行來說是開創了很多新的賺錢的機會，但是整個政策金融杠桿率肯定是上升了，朱行長也提到，各位怎么看這個問題，我想請每位嘉賓都發表一下自己的看法，首先蔡主席從監管者的角度怎么看？

蔡鄂生：要是按照定義來說我在銀監會監管的全部都是影子銀行，什么信托、金融等等，簡單的說我也不清楚怎么來評論這個問題，作為我來講，對于這個問題的認識，根據我們的情況，我們國家的情況，我所分管的大家說的理財也好、信托也好在現階段我怎么管理，其實影子銀行你講了半天，銀行出來了一個影子，它本來在這兒呢，如果說沒有它也沒有影子。但是這個關系到底怎么看，大家來認識，但是我覺得在我們國家，就是怎么看待外頭提來的問題，就是美國國際金融危機，美債危機造成現在歐債危機出來的這些問題，和我們現在現階段這些機構，包括這些市場行為出現的問題，是在一個什么不同層面上發生的，其實這是很關鍵的，不是在那兒讓你說影子銀行的風險大，實際上我們好多私營機構在我們現在的狀態下，說得不好聽按照老百姓或者是市場上的話叫做拼份兒的。因為你的服務、你的覆蓋到不了，另外你的實體經濟在某一個情況下政策下來了，銀行不能再去做了，你讓它死還是讓它怎么樣，在我們目前的階段下誰能承受到在你資金基本上還是正常供應的情況下，突然給你斷掉了、不給了，可能能支撐下來的企業不多。而這些人在這種情況下，通過這種機構做了一些服務拿了一些高需求，那是另外一種關系了，我覺得我們要關心這些問題，要注意別人在這方面的經驗和教訓，但是更主要的就是說怎么樣把我們現在所出現的這些問題能夠把它規范好，然后是監管好。不是說把現在出現的問題，一上來就是說我要把它管好，倒個個兒誰上來把這一攤管理，很難說管得很好，而且現在風險是客觀存在的，你不管也是存在的，銀行也是風險。不要一說風險現在就全跑到影子銀行上面了，銀行就沒有風險了，不是這個問題，所以我說我們要比較全面的看待我們現階段風險體現的不同方面所造成的影響，而且實際上更關鍵的還是看這些風險能不能連起來，有一個系統性。我有一個認識有時候恰恰這種系統性的風險，在我們這種體量和我們這種經濟結構情況下，如果鋼鐵企業不是一串的話，銀行業不會一串來。現在我們真正要想玩成有美國那個金融像十月風險那么傳導，到目前為止我覺得可能還沒有這個水平，咱們可能還是1929年那個概念，或者是上世紀那個時候的概念，我覺得現在一定要從根上看這些問題，所以我不去跟別人爭論影子銀行的風險，我干這個事兒一開始領導就說了，包括學者和雜志都說，今年金融風險仍然是信托為導火索而且發生這個，我一念舊干這個事兒從開始就跑、調研看，現在看來看去沒有風險是不可能的，當地風險存在沒有問題也是不現實的，問題一大堆，但是這個問題是反映在什么層面上，我們抱著什么態度去解決它，這個很重要。

而且最關鍵的就是通過這些問題我能不能改正，就是我對這個問題糾正的傳導力，現在我們老說貨幣政策的影響，那我監管的傳導影響是不是給你撤了一個人，撤了兩個人，這個事兒就完了，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兒，你撤人只是對這個人本身他責任的追究或者是干嘛，而對這個事的影響撤人是解決不到的，那是要通過加強管理來改善這個制度，完善你的風險控制，提高隊伍的素質一套，每一件事兒一出來最后你一看，一細分的話，它絕對是面上，而且是根上或者講是基礎。所以說我們現在很多事一定要從基礎做起，把基礎打牢，一定會走得穩固一點。謝謝。

朱小黃：關于影子銀行創新的問題，我很贊成蔡主席的一些監管理念，切中中國一些現實的問題，我覺得中間有幾個問題是需要澄清的，更需要理清的有一些問題，第一個我覺得影子銀行的產生有它客觀的合理性。就是過去以間接為主的社會融資體系有很大的合理性，實體融資的渠道不是很暢通，都是通過銀行這樣那樣，這些年通過資本市場和債券市場都做了一些推動，但是事實證明這些市場的融資功能不能滿足快速社會發展的需要，所以造成了一定時期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但是貨幣總量并不缺乏。我們在去年、前年觀察這些問題的時候，就產生了這些問題，我認為就是渠道的創新就是影子銀行的問題，包括信托，理財這些問題，包括民間融資也有很多，長期存在，這是市場發育過程當中的很自然一個現象，也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剛才蔡主席也講到這些問題，根本問題就是你對它的認識對風險的判斷是什么，其實我就說一個銀行你任何領域都可以做，核心的是你的風險識別、判斷和反試的能力具不具備，如果你具備駕馭風險的能力你可以去做。剛才蔡主席說的一句話就是風險是客觀存在的，不能消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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