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中國要崛起中國模式不應崛起(2)

2010年11月17日 17:24山西出版傳媒網【大中小】【打印】共有評論0條

“共識”的背后：“左”“右”派經濟學家為什么都夸獎中國？

現在國際上社會學界、政治學界對中國批評還是有的，但是在經濟學界我所看到是一片贊揚聲，一開始是“左派”、凱恩斯主義者贊揚，說中國不搞自由放任，真好！后來“右派”也跟上來，說中國不搞福利國家，真行！奈斯比特(J.H.Naisbitt)1997年在中國出了一本書叫《亞洲大趨勢》，后來有人寫了書評題曰：《亞洲是自由主義的典范嗎？》。這本書說全世界現在都給福利國家搞壞了，只有中國政府完全不管福利，百姓只能靠自己和家庭的奮斗，因此特別吃苦耐勞，創造了經濟奇跡。其實他當年寫這本書是專門跑到中國即時讓人給他翻譯成中文本出版，在中國炒成暢銷書大賺一筆，卻沒有先出英文本。那時他發表這些言論還不太有底氣。但是最近他又寫了本《中國大趨勢》以英文在法蘭克福書展上高調推出，又把這觀點進一步膨脹，這時是信心滿滿了。中國的確行，在世界上開創了一條沖破福利國家的道路。張五常先生最近也一再講中國創造了人類最好的體制，就是既不搞福利也沒有工會，還說世界的趨勢是歐洲學美國，美國學中國--高福利國家要學低福利國家，低福利國家要學負福利國家?？偠灾F在西方經濟學的左右派都覺得中國模式的確有吸引力，左派表揚中國低自由，右派表揚中國低福利，出現了一場大合唱。

可是老實說，他們表揚歸表揚，要學中國都學不了，除非他們廢了民主制度。道理很簡單，在他們那個平臺上要既降福利又降自由，幾乎根本做不到。而且他們就真想這樣？其實他們左右兩邊不過是拿“中國奇跡”當自己的論據來敲打對方：左派夸獎中國低自由是要證明福利國家有理，右派夸獎中國低福利是要證明自由放任有理?？墒羌鹊妥杂捎值透＠目赡苄?，他們是不去想的。

當然既低自由又低福利而體現出“競爭優勢”，這是在加入了全球化以后才出現的。如果兩個模式關起門來競爭，我不認為這種模式有什么優越。北朝鮮就是一個例子，中國改革前也是一個例子。但是如果打開國門，在一個市場、投資行為都高度全球化，金融也高度全球化、但是人權標準沒有全球化的背景下進行競爭，那這種模式的“優越性”就體現出來了。因為自由經濟真正的優勢是它的創新激勵，要講讓人玩命地干活它就未必敵得過鐵腕體制。福格爾(R.W.Fogel)曾經論證過內戰前美國南方奴隸制比北方有“效率”，多馬(E.D.Domar)也曾論證過17世紀以來東歐“二度農奴化”經濟比自由農民經濟有效率。當然那都是在大市場背景下(福格爾講的是在全美經濟一體化情況下，多馬講的是向西歐市場出口的東歐商業化農奴制莊園)。其實奴隸制下也可以有“物質刺激”，并非“干多干少一個樣”，主人完全可以重獎奴隸中的“勞動模范”。人們經常談論的監督成本問題，如果說在福格爾與多馬探討的農業中都可以解決，制造業應當更有可能。自由經濟不是憑人們拼命干活、而是憑它活躍的不斷創新去勝過鐵腕體制的。而在融入全球化的條件下，前者創新出來的東西后者可以學，后者的鐵腕卻是前者沒法學的。于是后者不僅在一定意義上有“優勢”，而且我認為的確有一種可能，即在目前全球化的運作中會形成一種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這里我只講可能，我從來不認為歷史有什么“必然性”，我甚至也不認為這種可能有多大的實現概率，因為畢竟這種做法的積弊明顯可見，其可持續性很成問題--但是西方的民主模式也的確面臨困境，很難說哪一邊的問題先爆發，所以這種可能是不能排除的。

“縱向有進步，橫向有落差”與“低人權優勢”

當然相反的趨勢也存在。中國如今這種“模式”的積弊，識者也已講的夠多了。尤其這一波危機發生后，外需萎縮了。轉而靠投資拉動，投資形成產能后又會造成更嚴重的產能過剩。去年提升內需據說是頗有進展，但是很多人都指出這主要是政府消費而非居民消費、是“官內需”而非“民內需”的提升占了很大比重，也潛藏著隱憂?？傊缃瘛稗D變增長方式”(其實就是轉變體制的委婉說法)已經勢在必行。

同時這種轉變也不是沒有條件。華生先生說他不同意我剛才的分析，他認為改革以來自由與福利都是進步的。當然，我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指出中國的人權是“縱向有進步，橫向有落差”。“低人權優勢”主要是橫向比較而言，這種“優勢”與縱向比較人權仍有進步并不矛盾。中國改革30年來無論自由還是福利兩個方面，人權無疑都是有進步的。改革前中國的人權狀況肯定比現在差，因此我對改革的進步性是肯定的，而對于那種認為改革后不如改革前的“左派”理論是不贊成的。但這并不排斥對如今我們的人權水平持批判態度。

其實就是我最近提到的南非也何嘗不是如此？種族隔離時代比更早的黑奴制時代，乃至種族隔離時代的晚期比之前期，人權狀況都是有改進的。尤其是1978后的幾年間，這種改進還很大。再往前追溯也是如此：人們批判“流動工人”制度，但也知道此前的征發勞工制更糟糕。人們批判“宿舍勞工”制度，但也知道到種族隔離晚期黑人勞工家居化程度已經很高，至少比今天的中國高。就經濟高增長而言，在指出黑白懸殊的嚴重不平等的同時，也不能說黑人從增長中絲毫沒有受益。南非黑人的收入縱向比以前增加、橫向比南部非洲周邊各國黑人更高，甚至與白人的差距也在縮小。其實南非1994年民主化，也不是一個早上的突如其來，它也是個積“量變”為“質變”的過程。而且這也是此前黑人民權運動漸進推動的結果。但是所有這一切，并不排斥人們對整個這一時期的南非人權狀況持批判態度。

而所謂橫向比較意義上的“低人權優勢”，也并不是要否認縱向人權進步對經濟增長率的正面作用(對經濟增長質量或增長分享性的正面作用幾乎無爭議，這里就不談了。)中國改革時代相對于改革前的人權進步對經濟增長當然有正面作用，正如我們說“流動工人”這種低人權勞動方式對南非經濟增長有作用，但從“流動工人”比起黑奴制和征發勞工制而言仍算進步這個角度講，也可以說是人權進步對經濟增長起了作用。

問題在于：僅僅這樣說就不能解釋，為什么在橫向比較中人權進步明顯更大的那些國家，增長率反而(至少在相當一個時期)相對較低？例如，為什么民主化了的中東歐國家經濟增長率沒有中國高(盡管其老百姓的生活未必沒有中國好)？為什么非洲一些民主國家經濟增長率也沒有種族隔離下的南非高?為什么國際資本不是爭相投入中東歐，而是爭相投入中國？為什么巨量廉價商品不是從中東歐、而是從中國涌向世界？所以，只有把縱向比較的人權進步和橫向比較的“低人權優勢”都考慮到，才能對“奇跡”有可信的解釋。

中國并非“專制國家實行自由經濟”的典型

有些“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篤信經濟越自由越能帶來高增長，他們說中國盡管不那么民主，但由于地方政府進行GDP競爭，因此往往會實行比西方更徹底的經濟自由政策。的確，一些民主國家由于更偏好社會平等和公共福利而不那么“自由放任”、一些政治上的專制國家倒可以在經濟上更加自由，這種現象無疑存在。因此世界上一些不喜歡“新自由主義”的“左派”看到一些專制國家比民主國家經濟增長快就大喜，委實有點莫名其妙。

但是中國有所不同。中國固然不像這些“左派”想象的那樣偏好福利與平等，但并不屬于“專制國家實行自由經濟政策”的典型。這并不是否認中國經濟比改革前更自由化并因此推動了經濟發展，而是說，那種所謂中國經濟比西方更自由因此增長更快的說法違背了起碼的事實。盡管中國在為公共福利和弱勢者保障而限制經濟自由的方面的確遠不及瑞典--甚至在很多方面不及“低福利”的美國，但是在為權貴、壟斷寡頭和特權利益集團而限制經濟自由的方面不僅超越了美國，甚至也遠遠超越了在“右派”看來經濟很不自由的瑞典！

舉例而言：瑞典所謂不自由主要是指高稅收高福利政策限制了財產積累，但稅后的財產還是有充分保障的，不可能發生像中國司空見慣的強行“征地拆遷”那樣赤裸裸的產權侵犯。瑞典的工會可能限制了雇主任意解雇員工的自由，但中國禁止自治工會和取締罷工權利不是從另一方面限制了勞資之間的自由博弈、甚至在一些地方造成“奴工”制嗎？更不要說戶口管制、否定遷徙自由、對進城農民搞野蠻“城管”這類南非式的“流動勞工”制度對正常勞務市場的干擾與沖擊了，從這個角度講，這樣的勞務市場難道比瑞典更自由？瑞典的福利性住房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壓縮了商品房自由交易的空間，但中國的“負福利”住房、土地壟斷和對低水平住宅的任意“清理”、即“既不給福利、也不給自由”的驅趕窮人政策，難道不是更加扭曲了住房市場？

上面所說的自由主要是對窮人而言，我認為這非常重要--因為現在認為支持自由(指經濟自由)就只能“為富人說話”、和認為自由只對富人有利因此必須反對，這一右一左的兩種誤解都很盛行。而我卻認為至少在中國這樣的國家，窮人受不自由(包括經濟不自由)之苦不亞于富人，窮人需要自由也不亞于需要福利。而且至少在中國這樣的“負福利”國家，窮人的自由與富人(指平民富人，而非權貴)的自由并不是對立的。有些人認為的中國“比西方更自由”主要是就富人的自由而言。但即便在這個意義上這個說法也仍非事實。即便就是像瑞典這種通常認為經濟自由較少、尤其是富人的自由更少的國家，他們的自由積累受到“高稅收高福利”的限制，但我們的窮人雖然沒有高福利，我們的廣義高稅收難道比瑞典少？我們的平民富人受國家聚斂、官僚勒索之苦比瑞典輕嗎？瑞典富人的經濟行為受法律的約束，而我們的富人也許更有本事鉆法律的空子，但他們受種種官場陋規與“潛規則”的限制難道少嗎？瑞典的資本家也許惹不起工會，但他們不會在官員面前低三下四。瑞典的老板固然不能隨便解雇工人，但瑞典的官府更不能隨便對老板搞抄家沒產、“國進民退”！當然這種現象一方面導致中國的“資本外逃”、“投資移民”現象比所謂富人不自由的瑞典嚴重得多，另一方面卻完全不影響中國“招商引資”，因為只要搞定了政府，權貴富人或“紅頂商人”不要說比在瑞典、甚至比在美國都更“自由”也是完全可能的。然而如果說“窮人的自由”和“富人的自由”未必沖突，“官自由”與“民自由”卻一定是沖突的。官府不受制約，民眾(無論貧富)必無自由！這也是無論“福利國家”還是“自由放任”的主張者都承認的吧！

“中性政府”和“政府公司主義”

這就涉及到所謂“中性政府”問題。姚洋先生最近一再把“中性政府”作為“中國模式”的主要特征。他認為別國的代議制政府不是代表富人實行“右派”政策，就是代表窮人搞“民粹主義”，只有中國政府既不是窮人、也不是富人的附庸，所以既不怕得罪窮人(他舉的例子是國企改革一下子讓4000多萬工人下崗，別的政府都不敢)，也不怕得罪富人。這個說法倒是描述了許多事實。但他說這種“中性政府”只是中國才有，就未免少見多怪了。

其實皇上“對所有人都一樣”，不像代議制政府總是要顧及他們的選民(左派的窮人選民或右派的富人選民)--這種“中性政府”理論早在100多年前就被人用來描繪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沙俄模式”特征。俄國的極右翼思想家薩宗諾夫(Г·Π·Сазонов)當時說：西方的“統治機關是選舉的，選出來的都是富人，富人管事情很不公道，他們欺壓窮人。俄國的統治機關不是選舉的，一切都由專制沙皇來管，沙皇高于一切人，既高于窮人也高于富人，……沙皇對一切人都是公道的，不論對窮人和富人都一樣”。

然而，問題在于這個窮人與富人都無法制約的“中性沙皇”自己就是個強勢利益主體，他玩起自我謀利的“政府公司主義”來蠻不講理也是“不論對窮人和富人都一樣”。無怪乎據說是代表富人的俄國自由派固然向往西方的代議制，自認為代表窮人的列寧當時也羨慕代議制的西方，并大罵“中性沙皇”：“這種話完全是撒謊。哪一個俄國人都知道，俄國統治的公道是怎么回事?！墒窃跉W洲其他一切國家里，工廠的工人和種田的雇農也都能參加國會：他們在全體人民面前自由地講工人的貧苦生活，號召工人團結起來，爭取比較好的生活。誰也不敢禁止人民代表講這種話，沒有一個警察敢動他們一根毫毛”。

所以，中國不是福利國家并不能證明中國就比西方更“自由放任”，正如中國壟斷、管制與特權的發達也不能證明中國是個福利國家一樣。事實上，陳志武、李維森等先生近來一再指出的中國政府聚斂財富占到國民財富如此高的比率，就與所謂“比西方更自由”的經濟完全是相反的圖景。

的確，中國地方政府競相入市牟利的所謂“政府公司主義”現象打破了改革前中央統制下的死氣沉沉，確實是中國經濟“充滿活力”的原因之一，但政府利用權力“自由牟利”與民間的經濟自由完全是相反的東西，這應該是任何經濟學尤其是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常識。中國的“資本主義”當然不是20世紀的福利資本主義或“人民資本主義”，但也不是19世紀的“自由資本主義”，如果一定要在歷史上尋找相似性的話，它倒更類似于17世紀原始積累時代、“重商主義”時代或“舊濟貧法”時代的“資本主義”。眾所周知，那個時代的“重商主義”不是民間工商業受到尊重，而是政府“重”視對工“商”活動的管制與壟斷，甚至重視自己入市牟利！那個時代的“舊濟貧法”不是窮人有權利要求政府救濟(如同民主時代的“新濟貧法”那樣)，而是政府有權強行收容、圈禁、管教、懲罰窮人(因此當時又被稱為“血腥立法”)。而那個時代的官辦經濟，無論是國家(皇家)企業還是國家(皇家)特許壟斷公司(如東印度公司)，都既不是自由經濟中與民企具有平等民法地位和交易權利的市場法人，也不是福利制度下公共服務的財政承擔者，而就是“公權私用”的聚斂機器。無怪乎不僅今天自由經濟學的鼻祖重農主義者和亞當斯密等古典學派對此反感，社會主義的祖宗馬克思也認為這樣的“國家干預”與“國有經濟”比自由放任更反動！

但是如今的全球化中的確出現了一種現象，那就是似乎“20世紀的資本主義”競爭不過“19世紀的資本主義”，“19世紀的資本主義”又競爭不過“17世紀的資本主義”。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現象未必可持續，但是它應當引起關注。那種以“地方政府競爭”來解釋“中國奇跡”的說法倒是指出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好多地方不擇手段地競相“招商引資”，其提供的條件的確具有任何民主國家(無論是福利國家還是偏重自由競爭的國家)無可比擬的吸引力，這條件當然包括低工資低福利，但也同樣包括低自由--比如任意圈地拆遷帶來的用地便利、野蠻城管驅逐窮人創造的“高貴城市”、禁止工潮降低了所謂“交易成本”等等。我想沒有哪個經濟學家，無論“新自由主義”者還是凱恩斯主義者，能夠把這些謂之“自由”，甚至是“比西方更自由”！

“福格爾影響”與“蘇利文影響”：“20世紀、19世紀與17世紀資本主義”的競爭？

但就是這些條件促進了“中國奇跡”。其實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這并不是個太深奧的問題：如果說“招商引資”方面的“競爭力”在全球化市場經濟背景下對增長率至關重要的話，那么一個沒有工會、可以任意圈地的國家比工會發達、圈地困難的國家(如中東歐國家)哪個更能“招商引資”，這不是明擺著的嗎？

至于血汗工廠比福利國家有“優勢”，就更不用說了。不要說國際競爭，國內競爭就明擺著：美國的汽車業，工會強大、福利最好的底特律三大“社會主義汽車廠”現在都陷入谷底，而美國南方那些工會弱、福利少的日韓資“資本主義汽車廠”日子都還可以，要是他們再像我們那樣用“農民工”搞“原始積累時代的汽車廠”呢？那還不興旺死了，能有我們中國汽車業的戲？最近沃爾沃的故事更能說明問題：高福利國家瑞典的沃爾沃幾年前就不行了，賣給了低福利國家美國的公司，現在美國又不行了，再賣給負福利國家中國的公司，整一個故事剛好坐實了張五常的那句話：天下大勢是歐洲學美國，美國學中國！

過去他們為什么行？不是因為他們的工人比我們的賣命，而是因為今天好汽車所仰賴的一切，從原理、技術、材料到款式都是他們的發明創造(這就是他們“模式”的優勢)！我們如果不加入全球化，工人再賣命也只能造些沒人要買的“老牛車”。但是現在全球化使我們能夠把他們創新的那一切都學得來，而我們能使工人如此賣命，他們卻學不來。于是我們就顯得比他們行了。道理不就那么簡單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