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中國要崛起中國模式不應崛起(4)

2010年11月17日 17:24山西出版傳媒網【大中小】【打印】共有評論0條

既學他們的自由主義，也學他們的“社會主義”

自從美國實行反危機的國家干預政策以來，我們一些人突然感到很牛氣：“現在美國也搞社會主義”了！但是我前面就講過，要講照顧窮人，要講“他們工人有力量”，要講福利國家和分配正義，甚至要講對于“公有”財富(例如公共預算)公共性的保護，他們哪點不如我們？在左派看來美國也許不如歐洲(尤其是北歐)，但是比起我們，何止“現在”？過去他們就一直比“負福利”的我國更“社會主義”！

就以住房、醫療而論，改革前中國與美國這兩個領域的“福利”覆蓋率差不多，但是，覆蓋的方向卻相反：他們從最弱勢者覆蓋起，而我們從最強勢者覆蓋起，這兩種“社會主義”能一樣嗎？

因此在學習自由主義的同時，我們就不能學學他們的“社會主義”？

最近建設部領導提出要推進廉租房建設，這就是向他們學習“社會主義”嘛。要知道過去我們從來沒有這種制度。美國的住房福利與歐洲相比覆蓋率是低的，只有10%。而我們過去哪有這種制度？改革前的“福利房”由“單位”按特權等級配給，農民沒有份(但他們的“宅基地”卻莫名其妙地被沒收充了“公”)，城市的“二輕企業”沒有份，大中型國企工人名義上有份但也常常不落實，只有黨政文教機關尤其頭頭是有保證的。這覆蓋率也就是10%左右吧。但那些沒有“單位”、因而也往往沒有收入的可憐人，在他們那里正是住房福利首先要覆蓋的對象，在我們這里卻叫做“盲流”，要被警察抓起來的，他們自己搞個“窟”還被犁庭掃穴，還敢妄想什么福利房！現在建設部要搞針對窮人的廉租房了，還說“最后”也要考慮農民工的問題。這無疑是一大進步。但“最后”是何時且不論，在仍然堅持南非式的“清除貧民窟”政策的情況下，就算到了“最后”，這廉租房讓誰來申請呢？如果住在窩棚里不是要求廉租房的理由，而是被趕走、被“清除”的理由，難道讓住豪宅的人申請廉租房？或者窮人尚未進城就預先給他們一套廉租房？或者不由申請，干脆抓人來住廉租房？

醫療問題也是如此。大家知道發達國家福利有高低，所謂低福利就是只管最窮的人，其他人都不管，美國就是這樣。所謂高福利就是福利覆蓋率大，不那么窮的人也管。例如美國通常被認為是福利過低，政府提供的福利性醫療保障覆蓋率比歐洲國家都小。它只覆蓋兩種人：一個是65歲以上老人，一個是保貧困線以下的窮人，兩種人占美國總人口的18%。這個制度確實有問題，但為什么奧巴馬的醫改方案在民主框架下又那么難通過呢？很簡單，就是因為美國原來那套制度已經解決了最弱勢的18%的人的醫療，因此這18%的人并不支持奧巴馬的醫改，他們認為新增加一大筆開支會減弱國家將來為我們進一步搞福利的能力。而富人當然也不支持。很多反對美國醫改的人最振振有辭的理由就是，沒有醫保的這一部分人是美國的次弱階層，不是最弱的。明明買得起而你不愿買，讓國家買單，讓國家買單又會引起各種各樣的副作用，這是反對醫改者的一個主要理由。

美國的醫療制度的確有毛病，實際上高福利有高福利的毛病，低福利有低福利的毛病。但是在他們這些國家所謂低福利就只保最窮的，所謂高福利是指不那么窮也可以保。而我們呢？我們國家提供的福利性醫療覆蓋率有多高？改革前不會比美國高，美國是18%，我們那時享有公費醫療的人有多少？至少在改革前應該說很少，農民沒有，二輕企業沒有。大中國企只是工人本身有，但家屬沒有，而且大家知道報銷標準有非常大的差距。前衛生部副部長退休后說中國的公費醫療資金80%用在領導干部身上。你說這是低福利還是高福利呢？覆蓋率并不高，但覆蓋的方向和美國正好相反，不是覆蓋最低的，而是覆蓋最高層的，而且是從最高往下覆蓋的。

中國最近幾年在醫保方面的確有了很大的進步，大家都知道現在農民也開始有醫保了，這個新農合和以前人們津津樂道的文革合作醫療不一樣，以前的合作醫療國家不買單的，現在的新農合是國家買單的。2007年時，江蘇省的新農合是走在前頭的。當時國家規定新農合的醫療基金要達到每人50元，江蘇省就超額達到每人76元。4300萬農民參加了新農合。但他們能使用的福利性醫療資源其實還是很少的。而享有全額公費醫療，也就是可以任意動用國庫不管花多少錢國家都給你報的那部分人，主要是官員，當年只有14萬人，享有的福利性醫療資源每人6千元，加上其他幾個階層，用基尼系數算一下，福利性醫療資源在江蘇省分配的基尼系數是是0.7，而江蘇省初始分配的基尼系數不過0.4左右，這是什么概念呢？這就是說二次分配以后江蘇省的不公平不是減少了而是擴大了。

即使這樣我仍然認為江蘇省的醫療改革是很有意義的。因為原來農民醫療保障一點都沒有，現在無論如何還給了他70塊。從這個角度講現在0.7的福利資源分配，負福利的成分比過去要小了，過去可能是0.8。現在中國的進步就在于負福利的程度在下降。但是即便離“零福利”也很有一段路，此后進入“正福利”了，才談得上低福利還是高福利的問題。

可見在我們這里，推進自由與推進福利絕不是矛盾的。當然，我們不能學到慣出了他們“惡習”的“自由福利雙過分”的程度，但是要知道，我們離這種“雙過分”有多遠？

就福利而言，美國“為窮人當業主給全球投資者下套”當然太過分了，但我們對“農民工”的住房不僅根本不承擔責任，還要禁止他們自己解決問題的做法不改，就連廉租房也談不到，何況談“業主社會”？

就自由而言，美國民營金融業的“過度創新”確實是要管管。可是我們對正常的民間金融、尤其是國有金融不過問的農村民間金融也不給生存空間，這不是另一極的“過分”嗎？

結論是兩句話：

要罵美國人的“惡習”，更要學美國人的民主。

要維護中國人的權益，就要改革中國的體制。

中國要崛起，“中國模式”不應崛起

總之，現在有兩種對中國未來的預言，我都不希望其變成現實：一種是中國崩潰論，說中國這樣干下去總有一天會天下大亂。老實說按照中國目前的經濟能量和對世界經濟影響的勢頭，如果中國崩潰，恐怕世界也要跟著崩潰。即使現在達不到這樣的影響，將來也不能排除這種趨勢。中國崩潰肯定不是中國的好事，但也不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好事。可是中國如果按照目前的模式一直維持“低人權優勢”下的發展，實際上也就是一直以自我剝削的方式成為別人透支的對象。這個優勢有什么好？對世界不好，對中國人就真的好嗎？我想只是對一些寡頭好。

所以，中國的崛起和“中國模式的崛起”完全是兩回事。說中國崛起就會威脅世界，這樣的“中國威脅論”我們要堅決反對。不要說作為中國人我們都希望國民富強，即便并非站在中國利益的立場上，在今天“中國的崩潰”對世界的威脅肯定也比“中國的崛起”更大。

但是“中國模式的崛起”如果意味著“低人權優勢”在世界上風行起來，張五常先生說的那種“歐洲學美國，美國學中國”真的成為現實，那決不是什么好事，即便從中華民族利益或民族主義的立場上說也是如此。最簡單的道理是：學習“低人權”與對華友好完全是兩回事。正如學習了蘇聯的中國當年曾是蘇聯的敵人，學習了中國的越南曾與中國反目成仇，學習了越南的紅色高棉更成為越南的死敵一樣。

所以，如果“對華友好”的意思是對我們的政府友好，那么學習“低人權”與對華友好也是兩回事。而如果“對華友好”的意思是對我們的國民與同胞友好，那么學習“低人權”與對華友好就豈止是兩回事，而且肯定是截然相反的兩回事！把自己人當人的西方人曾經把我們不當人，因此激起了中國人的正義抗爭。即便這樣，他們“把自己人當人”這一點仍然值得我們學習。但是相反，假如西方人也學會“把自己人不當人”了，他們難道還會把我們當人嗎？

無怪乎多年以來，我們這個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十分古怪：凡是我們認為的“友好國家”乃至“兄弟國家”，對我們的同胞--華人、華僑和華商大都態度很壞，而且似乎國家越“友好”，對我同胞越窮兇極惡！反之，我們當成敵人的那些國家，對華人、華僑與華商都很友好，而且似乎越是“國家的敵人”，對我們的同胞越好。就以東南亞為例。在這個素有排華虐華傳統的區域，印尼、越、柬、緬、馬，都曾有過那種紀錄，只有泰國，對華人、華僑與華商應當說是最友善的。然而在改革前的年代，泰國曾是我們在東南亞的頭號敵人，我當年在插隊的那個山旮旯里也經常收聽到“泰國革命之聲”，這個在我國支持下設立于昆明的電臺天天號召要推翻“他儂-巴博反動集團”(即泰國政府)。而我們稱為“同志加兄弟”的某國，卻對華人采取嚴厲的剝奪政策，而且早在與我們交惡之前好多年就已是如此。但是那還不是最糟。與號稱是我們“毛主席的最好學生”的紅色高棉相比，該國算客氣的了。而紅色高棉，對華人就不是什么剝奪而已了，而是屠殺與滅絕。而且紅色高棉不僅屠殺一般華人，還尤其把我國在華人華僑中培養的“僑共”幾乎斬盡殺絕！但就在這同時，紅色高棉卻是我國政府認為的第一號鐵哥們，為了救它，我們簡直不顧一切，甚至不惜與“同志加兄弟”的某國發生一場血戰！

今天我們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可是這種奇怪的“國際地位”似乎并未結束，君不見今天在工業化國家中，對華人、華僑、華商最開放最友善的是誰？不就是那個被我們視為“世界首惡”的國家么？比例如此少的華人卻能進入社會主流，大批成為教授、科學家、高官等上層精英，這世界上還有哪里能夠如此？就是同為民主國家的西歐各國也做不到，眾所周知，那里的華人基本上只能做小生意、開餐館等，很少有機會進入主流社會。我們不少朋友是那里的“名校優博”，卻鮮能在那里的高校謀職。當然，西歐各國對華人華僑華商也還算不錯的，這僅從我們經常報道我們的同胞在那里舉行游行示威就可以看出--而在“友好”的緬甸，華人還敢示威？不“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就燒高香了！那么主要工業化國家中對華人華僑華商最惡劣的是誰？我想恐怕公認的就是俄羅斯了吧，那里不僅對我們同胞的刁難與勒索司空見慣，“灰色清關”、“新星號事件”那樣的惡性事件也層出不窮。(不過與前述“更友好的”國家相比，應該承認俄羅斯仍然可以了，至少大規模排華屠華的事那里還沒有過。)但是，奇怪的邏輯仍然是：對華人最好的國家似乎是我國的“首惡”，次好的西歐算一般，而最糟的俄羅斯又是我們在同類國家中的最愛！

換一種模式：爭取中國國民的崛起

怎么會有這么古怪的邏輯呢？我倒不是說對華人最好的國家就一定能與中國達到國家關系也最好。善于利用華人華僑華商的人力資源，與在國際政治及國家關系中跟中國競爭乃至對抗，也許不一定構成矛盾。也就是說，善待我們的同胞與公民也許并不是在政府層面與我國形成友好、親密關系的充分條件。但是在正常情況下，前者肯定是后者的必要條件！善待我們同胞與公民的國家未必一定是我國的友好國家，但虐待、屠殺乃至大規模殘殺我們同胞與公民的國家必定是我國的敵對國家，而絕不可能是什么“友好國家”--如果我們這個國家搞外交真的是為了我們的“民族命運”，而不是僅僅為了皇上的面子。

只有那種不是為國民辦外交、而只是為皇上辦“洋務”的體制，才會遵循這樣的邏輯：只要恭維好了皇上，虐待幾個草民算什么事？如果再殷勤些，奉承得皇上龍心大悅了，就是對吾華草民大開殺戒，皇上照樣會青眼有加！

我們當年和今天都在為中國的崛起而奮斗。但撫今追昔，我們所追求的到底應該是何種“崛起”？如果按上述那種邏輯我們“崛起”了，結果把那些我們討厭的高人權國家(因而也是善待我們同胞的國家)成功地壓了下去，而使那些我們喜歡的低人權國家(因而往往是虐待我同胞的國家)大行其道、越來越多，乃至遍布全球，等到“我們的朋友遍天下”之際，我們的同胞在這個世界上還有立足之地嗎？

這樣看來，我們怎樣才能實現真正的中華崛起呢？

中國當然要崛起，但必須是換一種模式的崛起，而不能是現在這種“模式”的崛起！不要說我們今天只是GDP總量增長很快(還不知道能持續多久)，人均水平還差的老遠，就算人均GDP也上去了，甚至就是我們在軍事上把人家打敗了又怎么樣呢？當年沙俄打敗了拿破侖，俄軍占領了巴黎。但是俄軍中那些青年精英到那里一看：法國人生活得多么有尊嚴！而我們俄國人把自己當人了嗎？于是勝利者羨慕失敗者之余，回國后他們就成了開創俄國變革與自由之路的十二月黨人！

而我們離“俄國打敗法國”那種狀態還有多遠就更不用說了。中國應該改變，改變老實說也很簡單，無論是自由還是福利都得向人家學習。政治自由的意義自不待言，經濟自由也還要增加，要反壟斷，改變“國進民退”的做法。其實不要以為這是什么了不得的思想解放。大家忘了這其實是中國共產黨的老主張。1949年以前共產黨把那時的國有資產叫“官僚資本”，而私營企業叫做“民族資本”。“官僚資本”被列為罪惡的“三座大山”之一，而那時的“國進民退”被共產黨叫做“官僚資本摧殘民族資本”。所以讓“民族資本擺脫官僚資本的摧殘”其實也不是什么“新自由主義”的專利。

至于說到福利國家，的確有很多毛病，但是中國還遠遠沒有到所謂的福利病那種程度。

我覺得中國在福利問題上最應該避免的就是負福利現象。我們的福利和自由都應該更多，現在我們沒資格講什么福利國家病，首先把我們的負福利問題解決了再說。如果你是自由主義者，你首先應該否定特權福利，但是老百姓的福利現在中國剛剛才起步，反什么？而如果你是社會主義者，你應該首先應該推動國家對弱勢群體承擔責任。

這里我要講，這是責任，不是皇恩浩蕩。福利國家和“皇恩國家”一個最大的區別在于：后者那個福利不是百姓可以要求的，是皇上恩賜的，給了你要謝恩，不給你也不能跟他要的，這種狀態一定要改變。像瑞典人從搖籃到墳墓都是國家包的，哪個瑞典人會因此高呼“萬歲”，稱頌“大救星”？而瑞典也曾經有右派政府不喜歡福利制度，但也不能不搞，因為這是國民要你搞。政府提供福利是應該的，不做就要被問責，所謂福利國家就是這個意思。

瑞典式的福利水平我們中國現在顯然還做不到(也有人說不該做，這姑且不論)，但這種國民可以進行福利問責的機制并不是高福利國家才有，低福利的美國也一樣是“只需問責，不必感恩”的。這樣的公民權利和政府責任，我們為什么就不該有？“只能感恩不許問責”也許就是中國既不同于美國也不同于瑞典的獨特“模式”吧，但憑這樣的模式我們能走出“負福利”狀態嗎？

至于自由應該增加就更不用講了。如果我們在這兩個方面都不斷進步，中國與世界就有希望了。(作者：秦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