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中國要崛起中國模式不應崛起

2010年11月17日 17:24山西出版傳媒網【大中小】【打印】共有評論0條

中國的崛起和“中國模式的崛起”完全是兩回事。中國模式的崛起如果意味著“低人權優勢”在世界上風行起來那決不是什么好事，即便從中華民族利益或民族主義的立場上說也是如此。

【秦暉語錄】

在中國，左派和右派殊途同歸

“中國的特色不在于“主義”，而在于那個平臺：西方的左右派都是在民主的平臺上玩，而中國的左右派卻是在一個相反的平臺上。于是中國的左右派首先都是在為“皇上”考慮，而不是為老百姓考慮。”

在西方為啥左派與右派都表揚中國？

“現在西方經濟學的左右派都覺得中國模式的確有吸引力，左派表揚中國低自由，右派表揚中國低福利，出現了一場大合唱。可是老實說，他們表揚歸表揚，要學中國都學不了，除非他們廢了民主制度。道理很簡單，在他們那個平臺上要既降福利又降自由，幾乎根本做不到。”

窮人、富人都沒權利

“我們的窮人雖然沒有高福利，我們的廣義高稅收難道比瑞典少？我們的平民富人受國家聚斂、官僚勒索之苦比瑞典輕嗎？瑞典富人的經濟行為受法律的約束，而我們的富人也許更有本事鉆法律的空子，但他們受種種官場陋規與“潛規則”的限制難道少嗎？瑞典的資本家也許惹不起工會，但他們不會在官員面前低三下四。瑞典的老板固然不能隨便解雇工人，但瑞典的官府更不能隨便對老板搞抄家沒產、“國進民退”！”

“官自由”PK“民自由”

“如果說“窮人的自由”和“富人的自由”未必沖突，“官自由”與“民自由”卻一定是沖突的。官府不受制約，民眾(無論貧富)必無自由！這也是無論“福利國家”還是“自由放任”的主張者都承認的吧！”

“中國奇跡”的由來？

以“地方政府競爭”來解釋“中國奇跡”的說法倒是指出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好多地方不擇手段地競相“招商引資”，其提供的條件的確具有任何民主國家(無論是福利國家還是偏重自由競爭的國家)無可比擬的吸引力，這條件當然包括低工資低福利，但也同樣包括低自由--比如任意圈地拆遷帶來的用地便利、野蠻城管驅逐窮人創造的“高貴城市”、禁止工潮降低了所謂“交易成本”等等。我想沒有哪個經濟學家，無論“新自由主義”者還是凱恩斯主義者，能夠把這些謂之“自由”，甚至是“比西方更自由”！

美國真的會學中國廢棄民主嗎？

“世界大勢是歐洲學美國，美國學中國”，老實說，張五常這話不是一點譜都沒有。上海的李巨廉教授最近戲言：1949年“社會主義救中國”；1978年“資本主義救中國”，1989年“中國救社會主義”，2008年“中國救資本主義”。這最后一句其實就是：中國的“專政”可以免除“民主給資本主義帶來的麻煩”。如果美國真的學中國，廢棄民主，鐵腕治民，右手取消福利：看你還敢消費？左手取消自由：看你還能消費？如此，美國人的“消費狂”癥將立馬消失。

我們醫療福利的錢都花到誰身上了？

美國的醫療制度的確有毛病，實際上高福利有高福利的毛病，低福利有低福利的毛病。但是在他們這些國家所謂低福利就只保最窮的，所謂高福利是指不那么窮也可以保。而我們呢？我們國家提供的福利性醫療覆蓋率有多高？改革前不會比美國高，美國是18%，我們那時享有公費醫療的人有多少？至少在改革前應該說很少，農民沒有，二輕企業沒有。大中國企只是工人本身有，但家屬沒有，而且大家知道報銷標準有非常大的差距。前衛生部副部長退休后說中國的公費醫療資金80%用在領導干部身上。你說這是低福利還是高福利呢？覆蓋率并不高，但覆蓋的方向和美國正好相反，不是覆蓋最低的，而是覆蓋最高層的，而且是從最高往下覆蓋的。

“反美”要反到點子上

積極參與“人權全球化”，無論是“左派人權觀”主張的社會保障，還是“右派人權觀”主張的經濟自由，還是左右派共同主張的人權觀強調的政治自由、民主博弈都能得到發展。左手爭福利但決不壓自由，右手爭自由但決不壓福利——有保障的人敢花錢，有自由的人會花錢，我們的“內需”還會是個問題？而可惡的美國人還能借我們如今對“外需”的依賴來“剝削”我們嗎？今天很多人恨美國，但要說“反美”，這才是反到點子上了。

怎樣才能實現真正的中華崛起呢？

中國當然要崛起，但必須是換一種模式的崛起，而不能是現在這種“模式”的崛起！不要說我們今天只是GDP總量增長很快(還不知道能持續多久)，人均水平還差的老遠，就算人均GDP也上去了，甚至就是我們在軍事上把人家打敗了又怎么樣呢？當年沙俄打敗了拿破侖，俄軍占領了巴黎。但是俄軍中那些青年精英到那里一看：法國人生活得多么有尊嚴！而我們俄國人把自己當人了嗎？于是勝利者羨慕失敗者之余，回國后他們就成了開創俄國變革與自由之路的十二月黨人！

中國應該怎么變？

中國應該改變，改變老實說也很簡單，無論是自由還是福利都得向人家學習。政治自由的意義自不待言，經濟自由也還要增加，要反壟斷，改變“國進民退”的做法。其實不要以為這是什么了不得的思想解放。大家忘了這其實是中國共產黨的老主張。1949年以前共產黨把那時的國有資產叫“官僚資本”，而私營企業叫做“民族資本”。“官僚資本”被列為罪惡的“三座大山”之一，而那時的“國進民退”被共產黨叫做“官僚資本摧殘民族資本”。所以讓“民族資本擺脫官僚資本的摧殘”其實也不是什么“新自由主義”的專利。

什么是“中國模式”？

現在議論“中國模式”變得很熱鬧。有人說已經有了這么個模式，有人說還沒有。在說有的人中，有的說這是個好模式，有的說它是個壞模式。而在說好的人中，有人說它可以推廣，有人說它只適合我們的特殊條件，不宜到處鼓吹。而所有這些爭論的前提，就是所謂中國模式究竟是什么？

我覺得中國當然不是事事特殊，它的增長有些因素是共通的。比方說無論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這世界上都不只中國有，就是什么兩者結合的“第三條道路”、“中間道路”、“中左”、“中右”乃至“混合經濟”，也幾乎可以說是普遍現象--畢竟現在“純資本主義”或“純社會主義”在這個地球上可以說都找不到，各國都可以說是混合經濟，而且從更多點資本主義到更多點社會主義的各種不同混合比例都可以見到，我們談不上有什么特別。

但是中國當然也有一些特點，無論叫它“中國特色”、“中國道路”、“中國經驗”還是中國模式，總之就是那么回事。其實就是個比較出來的概念。而這個比較的主要參照系，應該說就是西方。無論是所謂“華盛頓共識”和“北京共識”的對舉，還是“中國走出了不同于西方的現代化道路”的說法，說的都是中國與西方的不同。

問題在于其實“西方”內部也千差萬別。前不久北大的姚洋教授總結中國模式的特點，一是比較注重平等，二是有個“中性政府”。這第二條容俟后述，至于第一條，如果說我們比美國“注重平等”，這雖有爭議，至少有人還可以這么說。但是與瑞典相比呢？即便按他的定義，我們好意思說比瑞典更“注重平等”嗎？

所以，如果我們要說“中國模式”體現了與“西方”的不同，那當然不是說與西方某一個國家例如美國的不同，而是與所有西方國家、至少是主要的西方國家的不同。如果我們在所謂的西方、即從美國到瑞典的那些國家歸納出某些他們共有的特點，而這些特點中國恰恰沒有。同時中國又有一些東西是那些國家--從美國到瑞典--都沒有的。那大概就是中國模式了。

這次危機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這些“特點”的難得機會。我們知道所謂“西方”其實是個萬花筒，其中既有像瑞典那樣比中國還要“社會主義(社會平等，共同富裕)”得多的“左派”國家，也有像美國那樣講究自由競爭、市場開放的“右派”國家，而且他們每個國家內部也是萬花筒，都有各自的左右派在那里爭論。但一個共同點是他們現在遇到了難題，而且說實在的，兩派都沒有萬全之策。“金融危機”以來國外左右兩派吵翻了天，左派說這是右派自由放任造成金融監管不嚴之過，右派說左派搞凱恩斯主義赤字膨脹弄得國家財政破產了。

其實擯除派別的偏見，左派和右派所主張的那些理論各有優缺點，但現在我們看到的這種情況不是這兩種毛病的任何一種。現在西方，不管是美國還是歐洲，這次爆發危機的核心問題就是民間和國家借債太多，窟窿太大，弄得資金鏈斷裂了。民間借債比較復雜，但根源和國家負債的根源是一樣的，對此我另外寫了文章討論，這里從略。而國家為什么有這么大的負債呢？不管是左派主張的高稅收高福利，還是右派主張的低稅收低福利，盡管各有缺點，但理論上都是賬面平衡的嘛，凱恩斯主義承認赤字財政，也是要可控的嘛。為什么會搞成現在這樣？

其實道理很簡單，就是因為他們的左、右派都處在一個民主的平臺，雙方都要為老百姓說話。左派說高福利理直氣壯，說高稅收就吞吞吐吐的；右派說低稅收理直氣壯，說降福利他們就吞吞吐吐的。如果是高福利、高稅收，或者低福利、低稅收都不會有這種情況。但是如果你搞成低稅收、高福利，當然就成了財政大窟窿了。他們的左派一上臺就說國家要為老百姓花更多的錢，右派一上臺就說國家不能向老百姓收那么多錢。這么折騰幾次，國家財政不破產才怪，而且左右互相埋怨管什么用呢？這本來就是你們兩家共同造成的嘛。如果民主制度都這樣運作，早就破產了。

我當然認為民主比專制好(用更為低調的說法，也可以講作為一種制度，民主比專制的壞處小)。但民主的問題我從來不回避。那么為什么民主制度以前一直可以成功運作？其實老百姓也不是不懂道理，如果財政真要出了一些問題，本來很快就會反映到社會上，造成一些小危機，老百姓感受到了，覺得這是個問題了，那么無論是稅收增加，還是福利減少，老百姓也不是不能接受。其實民主制度一兩百年稅收就是明顯增加的，如果民主制度一建立就不能增稅，豈能維持到現在？福利也是一樣，民主制下老百姓接受福利降低也是不乏前例的。

那末這幾十年為什么不這樣呢，尤其是最近二十年為什么不是這樣呢？這與全球化在深度與廣度上的大幅進展有關，同時更與這種全球化在性質上的扭曲有關。

所謂深度，就是經濟全球化深化了，尤其是深化為金融的全球化，原來在全球做買賣，問題不大，現在可以全球借錢、全球透支，這就有問題了。因為債務窟窿通過透支來填補，就反映不到社會上，老百姓感覺不到危機，自然會把“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游戲玩下去。尤其是美國，憑借美元的地位就透支得更厲害。但是這當然不是長久之計，拖得越久窟窿越大，最后一旦爛包，就不是小危機了。

所謂廣度，就是原先玩全球化的只是西方和他們的殖民地，現在發展中國家加入進來，冷戰結束后“前計劃經濟國家”也加入進來，全球透支的對象就多多了。尤其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更是他們的最佳透支對象。

“中國模式”的特點不在“主義”而在于那個平臺

因為中國正好跟他們相反，這就是“中國模式”了：中國也有左、右派，而且中國的左右兩派理論，比如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也都是從西方傳來的，老實說談不上什么“特色”。中國的特色不在于“主義”，而在于那個平臺：西方的左右派都是在民主的平臺上玩，而中國的左右派卻是在一個相反的平臺上。于是中國的左右派首先都是在為“皇上”考慮，而不是為老百姓考慮--我這并不是進行“道德譴責”，中國的左右派也許良心不比西方的左右派差，問題在于他們生存的平臺不一樣。于是他們無論左右，所扮演的角色就都與西方截然相反：咱們的左派鼓動國家向老百姓拼命收錢，不收就是該死的“新自由主義”；而咱們的右派就說國家不必為老百姓花錢，否則就是可惡的“福利國家”。過去說我們的做法是“打左燈，向右拐”。其實西方也有類似的問題。只不過方向相反：咱們的政府擁有“社會主義式的權力”卻只承擔“資本主義式的責任”，而他們的政府只有“資本主義式的權力”，卻要承擔“社會主義式的責任”。

用我們以前的一句話來講，市場經濟改革就是要讓老百姓“不找市長找市場”。這句話很有意思。其實理論上講，市場經濟應該要限制政府權力，是“市長不找，市場找”，也就是說市場經濟下“市長”不能隨便找老百姓的麻煩。他要想支使老百姓，常常要借助市場。

比方說“市長”喜歡官辦企業，計劃經濟下他可以找民營企業的麻煩，把它滅了。但市場經濟下不行，官辦企業只能在市場上與民企競爭。計劃經濟下哪張報紙惹了“市長”，他就可以“找”上門去把它滅了，但市場經濟下不行，你不喜歡它，你就得自己辦一張老百姓更愛看的報紙，在市場上把它競爭垮嘛。這就叫“市長不找市場找”！這就是西方的市場經濟。

但是在我們這里，這樣說，“市長”不愛聽。于是只好撿他愛聽的說：計劃經濟下老百姓什么柴米油鹽生老病死都要你管，煩不煩？現在搞市場經濟，就可以讓他們自生自滅，不會“找市長”您的麻煩了!于是“限權”就這樣變成了“卸責”！責卸了，權還不受限；“市長”可以找百姓，而百姓不能“找市長”，多好！

可是，問題在于市場經濟下要你這個市長干什么？就是給老百姓提供服務的，怎么老百姓就不能找你呢？老百姓找你你就把他推出去叫他“找市場”？“市長”可以隨便找老百姓收稅，而老百姓不能“找市長”要福利，如果是這樣的話，哪個國家不富的流油呢，我講的富的流油是講國家財政，不是指老百姓的錢包。我們現在看到中國模式的特點是什么？就是政府特有錢。他們的政府捉襟見肘到處化緣，我們的政府花錢如水揮金如土。我們一個鎮政府的豪華大樓比人家大城市市政廳還闊的多，我們的城市充滿“形象工程”，奢侈得讓那些“富國”來的游客目瞪口呆。“大褲衩，水煮蛋，別人不敢，咱們干！”就這樣錢還花不出去，正好美國要透支，不借給他，藏著掖著咱們也不放心呀！

這就有了咱們的“模式”！其實中國并不比別的國家更左或者更右。只不過，中國“左”起來給政府擴大權力很容易，但追問它的責任卻很困難；中國“右”起來呢？那推卸政府的責任很容易，但限制它的權力卻很困難。這樣搞，當然也有優越性，那就是原始積累的速度快，此外應付事態的能力也特別強，手中集中了巨量的錢，要搞刺激經濟計劃當然容易，要擺平什么人什么事，出手也特別闊綽。可是這樣搞的后果是什么？通常人們都會說像這樣加速投資會不會加劇產能過剩，壟斷部門謀取利益會不會導致兩極分化的加劇，人為壓低居民消費導致內需不足，以及權力集中的種種風險等等。這些我們就姑且不論。現在我要講的是：假如這樣的模式，以及以這種模式和前面說過的西方那種模式的互動為特征的、現在我們看到的這種全球化可以一直延續下去的話，中國和世界的未來將會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