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6月03日 14:26新財經【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評論0條

鼓勵和擴大民間資本的政策出臺了不少，每一次都讓民間資本蠢蠢欲動。可事實上，政策的朝令夕改讓民間資金損失慘重，難怪“新36條”出臺，并沒有讓民營企業感到興奮

文/陳青藍

5月13日，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的“新36條”出爐，鼓勵民間資本進入眾多壟斷行業。這個文件讓人有似曾相識的感覺。2005年，國務院曾頒布過一個同樣鼓勵民間資本投資的“非公36條”。

“非公36條”頒布后，民間資本經歷的卻是一段漫長的寒冬，而不是春天。因此，此次“新36條”出臺，企業界和輿論界并不感到興奮，更多的是疑慮和觀望。在實質性的政策細則出臺之前，民企不敢歡呼。

民企已經被“忽悠”怕了。盡管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用數據表示，整體上不存在“國進民退”，但民間投資者并不認為這個結論能夠反映他們的真實感受。在眾多民營資本被折戟沉沙的現實面前，讓他們對“新36條”不敢樂觀。 民營資本的憂慮

如今，民營資本最大的擔憂，是這些原則性的政策無法落實，因為很多政策的朝三暮四和朝令夕改已成為常態。

在“新36條”中，鼓勵民間資本進入基礎設施、市政公用事業、政策性住房建設、金融服務、及國防科技等領域；鼓勵民間資本以獨資、控股、參股等方式投資建設公路、水運、港口碼頭、民用機場、通信航空等項目。

政策不由得讓人怦然心動。然而，我們轉身看到的現實世界卻是，“國進民退”仍在各個領域奮然疾行。

2010年5月12日，國航總裁蔡劍江正式就任深航董事長，標志著國內最大的民營航空公司深圳航空被最大的國有航空公司正式收入囊中。

東星航空創始人蘭世立4月9日被武漢中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四年。此前，鷹聯航空也于1月22日正式退出，變身為國有控股的成都航空。國有航空重又一統天上。

與此同時，在山西煤礦“國有化”的帶動下，2010年，陜西、內蒙古、河南、湖南等主要產煤區，規模更浩大的煤礦國有化開始了，五省區內，將有2000家煤礦被兼并或關閉。這樣的趨勢怎能讓民間投資者感到安心。

2005年2月，國務院發布《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非公36條”)，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金融領域。但2006年又出臺了《關于推進國有資本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的指導意見》，明確電信、金融等七大行業必須由國有經濟控制。這樣的朝令夕改政策更讓人無所適從。

過去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政府引導民間資本進入某些領域的時候，常常是這些領域無利可圖的時候。而民間資本進入這一領域后，市場一旦成熟，利潤豐厚了，往往民間資本就“被”退出來了。

就在“非公36條”出臺的2005年，即發生了“中國民營企業維權第一案”——陜北油田事件。陜北的那些油田因為產油量不高、開采成本大，才讓民營資本進入的。但當民營油井開始賺錢的時候，當地政府卻用強制手段逼著民營油井老板退出。

山西煤礦也發生了同樣的一幕。2005年之前，煤價低迷，開采煤礦是一個利潤微薄的行業，因此，政府引入民營資本進行開采。在隨后的幾年，煤價飛漲，煤老板成為暴富的代名詞。2009年，煤礦資源整合的風暴又來了。雖然整合是以生產安全的名義進行的，但我們有必要對此提出質疑。相對民營中小煤礦，國有大礦的安全記錄并不好。2009年最大的三次礦難都發生在國有大礦，讓安全記錄并不好的大煤礦整合中小煤礦之后，會變得更安全嗎？顯然，生產安全與企業規模沒有關系，與企業的所有制性質也沒有關系，以生產安全為由推行“國有化”，理由更站不住腳。

民營資本的遭遇已經讓他們看到了“鼓勵、引導民營資本”投資背后的風險，這讓民營資本對新政策的出臺保持疑慮，也在情理之中。

這一次“新36條”在房地產宏觀調控時出臺，很難不讓人認為，這只不過是政府的權宜之計。目的是打擊房地產投機的同時，讓民間資本能夠有一個泄洪的方向，而不是擁擠在少數幾個領域，推高資產價格。繼而推高通貨膨脹。如果這就是政府的目的，那么，當資產價格上漲與通貨膨脹的危險消失時，民間資本會不會重蹈以前投資油田、煤礦、航空等產業的覆轍呢？這才是民間資本的憂慮所在。 “國進民退”無可否認

“新36條”被媒體稱為“對國進民退的糾偏”。但事實上，對2009年以來的“國進民退”趨勢，政府層面始終持否認態度。

全國政協新聞發言人趙啟正在2010年全國“兩會”期間表示，2009年，私營企業的效益明顯好于國有企業，說明國有企業并沒有擠占私營企業的生存空間，沒有出現“國進民退”的現象。大家之所以有“國進民退”的印象，可能是由于2009年在克服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的時候，我們兼并、重組和關閉不符合安全規定的廠礦引起的。

而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則認為，目前中國的統計數據不支持總體上存在“國進民退”現象。自2009年煤炭資源整合以來，山西省相關官員多次表示，煤礦兼并重組系“優進劣退”，而非“國進民退”，并沒有將民營企業排除在外。

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則直稱“國進民退”是個偽概念，在應對金融危機過程中，“政府拿出財政資金救民于水火之中，救企業于患難之中，政府的撥款進了社會，還說是‘國進民退’？這是在救災救難。”

那么，事實如何呢？

在部分重點行業，“國進民退”的趨勢是顯而易見的。從央企搶“地王”、民營房企被逼出中心城市，山西煤礦重組、東星航空破產、山東鋼鐵收購日照鋼鐵等案例中，我們明顯看到，2009年“國進民退”愈演愈烈的趨勢。

從鋼鐵行業來看，2009年，在山東省政府主導下，盈利的民企日照鋼鐵被虧損國企山東鋼鐵吞并，被稱為“蛇吞象”。蛇之所以能吞象，是因為它有政府支持。

在航空業，2005年進入市場的民營航空公司，到2009年基本銷聲匿跡。東星航空倒閉，鷹聯航空被國有資本收購，深圳航空在民營控股投資人李澤源被判刑之后，很快被國航收購。

在房地產行業，有一個眾所周知的段子：任志強準備去拍望京地塊時，潘石屹對任志強說：你別去丟人了，你搶不過人家的，央企太有錢了。央企的財力之雄厚，不但民營房企中的領先者無法比肩，一些地方國企也無法抗衡。央企在過去一年已經占據了中心城市的房地產市場，它們利用自己的資金優勢，接二連三地拍出“地王”，將民營房企擠出市場。

2009年的國有化趨勢，甚至在一些很“草根”的行業也顯現出來。比如，“收破爛”這個最適合民營資本經營的行業，在重慶也面臨著國有資本壟斷的沖動。2009年，重慶市成立重慶再生資源集團，要對重慶市約10萬名廢品回收從業人員中的90%進行整合，統一服飾、統一收購價、統一領工資等。

2009年出臺的“十大產業振興規劃”，用力方向很明確。在規劃中，具體的國企名字和要開展的并購重組計劃都列了出來：汽車業要重點支持國有的三大三小企業；船舶業要重點發展兩個龍頭企業——中國船舶和中船重工；鋼鐵業要“推進鞍本與樊鋼、東北特鋼，寶鋼與包鋼、寧波鋼鐵等跨地區的重組，等等。有人戲稱，“十大產業振興規劃”，應改為“十大產業國企振興規劃”。

事實上，投入到振興規劃的4萬億元投資，幾乎全部進入了國企口袋。“鐵公基”項目幾乎100%都是通過國企平臺運作。

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透露，截至2009年11月，我國金融機構14.65萬億的短期貸款中，鄉鎮企業是9004億元，私營及個體經濟6896億元，兩者之和只占全國金融機構總貸款的10.85%。由此可見，政府相關官員對國進民退的解釋，與實際情況還是有些距離的。 民企的無形障礙

2009年的“國進民退”也許不是國家戰略，因為“國進民退”的升級，的確有金融危機的大背景。當金融危機威脅到國家經濟穩定時，當“保8”成為政治任務時，大規模的刺激政策和貨幣投入就成了政府的必然選擇。而“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又恰恰是國有壟斷為主的行業。

手握天量資金的國企，就天然地會擠壓民營資本生存的空間。這是2009年“國進民退”的必然邏輯。

可以說，在市場化改革進程中，一些關鍵性的行業，尤其是金融行業并未向民資開放。在這種背景下，一旦國家決定放出天量貨幣來救市，就會讓國企與民企的這種不平衡加劇，從而在事實上造成“國進民退”。

在很多時候，民營資本面臨的障礙除了準入限制之外，更多的障礙其實是包括融資在內的“玻璃門”。也就是說，在準入規則上，國家也許不限制民營資本進入，大門看上去是敞開的，但當你興高采烈準備進門時，發現是透明的“玻璃門”，你還是進不去。

在民航業，大家都知道“親兒子”和“干兒子”之分。在競爭當中，國企和民企面臨著不平等的競爭條件。2008年，民航全行業虧損282億元，東航巨虧120億元，陷入巨虧的三大國有航空公司均獲得政府數十億元的直接注資；東星航空虧損5億元就陷入破產境地。國航、東航、南航等三大國有航空巨頭欠機場起降費、航油費、民航建設基金比民營航空多出很多，但卻很少被同屬國有的機場、油料公司等單位追究，而民營航空公司一旦資金周轉出現問題，就會被停航。

“親兒子”都能夠從民航總局獲得包括中心城市、發達地區的優質航線資源，并且能夠分配到最好的航班時刻。甚至在機場機位停靠上，國有航空公司也常常能獲得好的機位；而民營航空卻很少能進入中心城市航線，也無法獲得國際航線資格，甚至在機位停靠上，機場也會安排一個遠機位。此外，民營航空公司在國有商業銀行獲得貸款也相當困難。

這些無形的政策“玻璃門”在各個行業都大量存在，而這正是阻礙民營資本投資，看不見卻最具殺傷力的障礙。

我們在談“國進民退”的時候，雖然不能說這是政府的計劃行為，卻不能否認“國進民退”的存在。“國進民退”很可能是一系列外部和內部條件共同作用的結果，是在政府“救市”下的暫時現象。但我們不能因此就認為政府“救市”政策退出的時候，“國進民退”就會自然消退。

同樣，我們也不能認為，只要國務院出臺了鼓勵民營資本的“新36條”，民營資本的春天就來了，因為我們面對的是整個舊體制的慣性。在國有資本仍然占有金融體系，在一些政府部門的思維仍停留在舊時代上，在一些制度性的障礙仍未消除的時候，我們就不能輕言“國進民退”不會繼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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