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沃斯實錄】現在是一個權力下放的世界

我們現在是一個權力下放的世界，所以我們呼吁各種社會化的契約，而不是單一的社會契約

編者按：金融危機爆發前，協作式治理、企業責任和軟監管是企業與社會間社會契約的核心內容。何種共同價值觀能鞏固后危機世界的經濟體系？

在2009夏季達沃斯論壇的“新社會契約的基礎是什么？”分論壇上，商務社會責任國際協會(BSR)總裁兼首席執行官Aron Cramer、畢馬威國際董事長Timothy P. Flynn、科威特-丹麥奶制品公司總裁兼執行董事Sir Mohammad Jaafar、高偉紳律師行高級合伙人Stuart Popham、聯合勸募協會Gallagher展開了一輪討論。以下為對話實錄：

主持人：如果沒有問題的話，我想提我的問題，我的問題就是除了G20以外，還有誰來定義這個新的社會契約？

JAAFAR：我覺得從理論上來說應該是老百姓來定。因為現在我們有技術，有廣泛的群眾性的廣播，或者是每個人都可以就自己的觀點發表意見，問題是當消費者看一些娛樂性的節目或者是一些其他不是很嚴肅的節目，那么我們就要問媒體到底在做什么？我們應該報道一些有責任、內容比較重要的新聞報道，有些內容比較有勇氣，不管這個標題是怎么說的，他還堅持自己的觀點和責任。我們應該讓各種各樣的聲音和說話都結合起來，這樣才能更清楚。于是我們就提出了什么問題？人們有沒有足夠知識的了解，我們這些政策是基于一些共工的情緒，還是基于一些實實在在的原則或者是一些數據或者是一些資料？這個是最關鍵的問題。

POPHAM：這需要各地政客從更長遠的時間來看。他們首先要受消費者、人民的信托才能做指導者。之后采用相關的技術，像任何一條法律一樣，只有被人們普遍接受才行。所以要自上而下地實行。

FLYIN：現在的治理形式可以讓所有有聲音的人共同發表他們的聲音，但是不能期望每個人都參加進來。雖然現在的社會比以前進步很多了，爆發的危機會作為這種變化的催化劑，我相信這個時間還需要很長。

CRAMER：但是在世界各地做一個全球性的社區這個進程已經開始了。我覺得我們現在是一個權力下放的世界，所以我們呼吁各種社會化的契約，而不是單一的社會契約，不管是G20或者是某一個全球議程理事會，在所有這樣的場合都需要一些有遠見的人做領袖，同時要保證有一些有影響力的人參加。同時保證大家有公認的合法的地位。第三個是最難以衡量和最難以做到的，因為你需要靠社會的很多力量。

FLYIN：我覺得談這個問題是很簡單的，但是最后實施，最后讓人們普遍接納是難很多的。

GALLAGHER：我同意。我們就是要利用這些論壇讓輿論界的各種領袖共同討論，但是也需要他們承認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文化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是不一樣的。不能拿一個地區的模式到另外一個地區生搬硬套，但是這不妨礙各地領導展開辯論，看怎么樣創造一個新的社會契約，同時需要有足夠的靈活空間，要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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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夏季達沃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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