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溫鄧小平南方談話：溫州被譽為“中國改革的麥加”

2012年01月19日 06:38
來源：東方早報 作者：胡宏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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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改革呼聲再起之際，回望溫州市場經濟風雨歷程，透視33年體制變遷與溫州興衰。

33年“體制變遷”與溫州興衰：“體制圍城”重現

溫州官員“下海熱”退潮背后：政商轉身成本漸漲

溫州民間金融33年體外抗爭史：最后始終是“輸家”

溫州打火機：落寞的昔日巨頭

“農民城”龍港27年“擴權怪圈”

溫州人：“天使”還是“魔鬼”

當我們重溫鄧小平“南方談話”，溫州——這個曾被贊譽為“中國改革的麥加”的地方，是一座無法繞開的城市。

這座城市曾被譽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啟蒙老師”，但眼下其正在遭遇“體制圍城”，甚至陷入危局，近百位老板“跑路”，是個不容忽視的信號。

這個曾經的中國改革排頭兵，左沖右突33年，為何只“前進了半步”？

這個曾經流行過官員“下海”的地方，權力配置資源為何會回潮？市場退潮之憂緣何日盛？

這群“先富起來”的人，評價為何時紅時黑，或灰或白？

……

問號很多。

改革呼聲再起之際，我們重訪溫州。

已經記不清溫州是第幾次如此強烈地牽動國人的神經了。這一次的緣由是溫州中小企業普遍遭遇資金鏈崩裂的窘境，近百位老板“出走”或稱作“跑路”。

溫州一直是個姿態異端的是非之地，功過榮辱跌宕沉浮。就事論事地評說溫州總是被事實證明容易淪入情緒化的宣泄甚至謬誤。不妨把目光放遠，在改革開放33年的時空背景下去梳理和還原溫州的真相。

于是，早報記者調查組再下溫州。意圖十分明確：訪溫州、問中國，以史為鑒、把脈當下。屈指算來，這也是我媒體生涯中自1986年后的第28次重訪溫州。此行，我們想努力解開三個疑問：溫州的本質究竟是什么？應該怎樣公正地看待溫州人？為什么要持續關注溫州？

溫州的本質是什么？

提起溫州，首先被人想到的往往是爆發的財富。的確，溫州很有錢，最流行的數據稱溫州僅民間資金就達8000億元。但這只是結果，問題是，溫州的財富從哪里來的？關鍵的爆發點又是什么？

溫州曾經很缺錢。直到改革開放之初，在今天老板遍地的溫州，百姓的窮苦仍可以用“令人震驚”來形容。為了糊口活命，賣兒、賣女、典妻等今天看來只有在“萬惡的舊社會”才會發生的人間悲劇依然上演。

財富的引爆點無疑正是前所未有的偉大改革以及由改革催生的市場經濟。33年間精彩上演于溫州的改革歷史大劇呈現出“三個率先”的顯著特征：一是率先發展商品經濟；二是率先建立市場經濟；三是率先孕育產權徹底清晰的民營經濟。以構建起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的基礎細胞——專業市場為例，早在1982年前后，橋頭紐扣市場、柳市低壓電器市場等溫州“十大專業市場”就已發育成熟、名揚天下，被稱作中國專業市場的“東方啟動點”。發展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民營經濟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三大核心突破，就全國而言，這一進程在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明確宣告“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1999年3月舉行的九屆人大二次會議又鄭重地將這一重要論斷載入修改后的國家憲法才告完成。在溫州，1985年“溫州模式”被正式提出時，這三大突破即已基本確立，并構成了所謂“溫州模式”的土壤性內涵。

溫州人的改革先行有其歷史淵源。1956年，溫州永嘉縣燎原社推行的“個人專管地段責任制”和“產量責任制到戶”大膽嘗試，即被中央權威官方評價為“中國包產到戶的先驅者”而彪炳史冊。不難發現，發端于溫州的每一次率先改革的涌動，從來不是為了什么形而上的理論創新，而是僅僅出于吃飽肚子的最原始沖動，以及極力擺脫貧困的樸素追求。惟有此，其動能才得以生生不息，永不衰竭。

還有一個值得觀察的現象是，市場機制對溫州人財富獲取所起到的決定性作用。溫州以個體、私營為先鋒的民營經濟是一種面向全國實行大規模交換的開放性體系，絕大多數小商品的生產或經營環節很少存在足以產生壟斷的進入壁壘。改革開放33年間，這片土地上先富起來的龐大群體中，你很難找到背景顯赫的權貴者的身影，無論是行商走販、家庭作坊主還是規模可觀的企業集團掌門人，沒有誰能獨享壟斷性的“保護地”，彼此走向富裕的起跑線是一樣的。在這樣的社會坐標系上，成功者必然贏得掌聲和喝彩，仇富心態注定沒有市場。

有權威機構曾經從溫州宏觀市場的層面——包括市場主體發育狀況、要素配置的市場化程度、市場經濟價值觀與行為規范確立的程度，以及政府管理經濟方式的轉變程度等綜合范疇，進行過定性的分析和定量的評價。得出的結論是，到21世紀上半期，溫州的市場化程度已接近65%，分別高于浙江和全國5個百分點及15個百分點。全球范圍內，歐美市場經濟國家市場化程度的極限大約在80%～85%。依此推斷，溫州的市場化領跑中國并已走完了四分之三的路程。

底層民眾的普遍解放——體制、機制的全面突破——“制度紅利”引爆社會財富的巨大增長，這就是所謂溫州奇跡的全部秘密。溫州之于中國最大的貢獻與價值，肯定不是數以千億計的貨幣化財富的驚人累積，而恰恰是對上述基本邏輯與規律最經典、最淋漓盡致的樣本演繹。

基于此，我們可以清晰地得出如下結論：溫州曾經的勝利從本質上是市場經濟的勝利；改革興則溫州強，反之，市場經濟敗，則溫州必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