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溫鄧小平南方談話：溫州被譽為“中國改革的麥加”

2012年01月19日 06:38
來源：東方早報 作者：胡宏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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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要關注溫州？

在中國改革史上，與改革開放如此休戚相關并受到持久關注的領跑者，當屬溫州和深圳這一對雙子星座。而與深圳不同的是，溫州崛起中的改革分量遠重于開放，且改革核動力幾乎完全源自民間，具有鮮明的草根性、本土化特征。

正是這樣一種自下而上的內源式發展特征，決定了溫州改革異乎尋常的艱難和堅韌，對中國廣大地區尤其是相對落后地區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借鑒意義。到目前為止，溫州仍是中國改革的晴雨表，關注中國改革就不能不關注溫州的命運。

近些年，從溫州傳來的消息似乎越來越缺少當年的那般激昂與振奮，甚至是多了幾分惶然與焦慮：體制突圍的創舉乏善可陳；產業升級舉步維艱；資本人才外流嚴重；過度投機導致實業泡沫化；GDP增速排名直線滑落。顯然，溫州式煩惱的產生原因是多樣的，有些內在病癥遲早會發作。比如，地處浙江東南一隅，地緣劣勢凸顯；人均3分地，經濟增長的各種資源平臺狹小；文化素養起點低，全民言商的商業機會主義氛圍始終濃郁；起大早搶頭口水的先發優勢風光不再，水落則石出。

但這一切是否就是答案的全部？因改革而生、因市場經濟而興的溫州民營企業曾經以“有雨露就發芽，有陽光就燦爛”贏得頑強生機，其今天所遭遇的煩惱甚至陷入尷尬無比的危局，是否需要從更深廣的環境背景去問診把脈？循著這樣的思維路徑，我們至少觸摸到了以下幾方面令人不安的憂患：

——金融等綜合配套領域改革嚴重滯緩。本次溫州老板“跑路”的禍根，被普遍認為是溫州龐大而無所不在的民間金融或稱“萬惡的高利貸”，并由此推論溫州人因實業致富后已再度蛻化至全民投機膨脹的懸崖邊緣。事實上，實業如同人之骨肉，金融如同人之血脈，須臾難分、唇齒相依。自改革之始，溫州民間的金融變革沖動就從未停止甚至驚心動魄，屢敗屢戰、屢戰屢敗。用1984年就在溫州蒼南縣錢庫鎮冒險創辦了溫州乃至新中國建國后第一家私人錢莊的方培林的話說：“左沖右突，33年前進了半步”。承認民營企業就必須承認民營金融業，民間資本市場的陽光化、規范化，既是未來改革的難點也是關鍵的突破點。

——政府行為異變，權力配置資源回潮。溫州可能是浙江乃至全國“下海”官員最多的地區。從媒體陸續曝光的資訊看，至少已有數十位，其中最高職位是前溫州市長。溫州官員“下海”，基本集中于1990年代中期至21世紀初，這也正是“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定語被載入修改后的憲法，中國改革高歌猛進的最好時期。此后至今，溫州官員“下海”的新聞幾乎銷聲匿跡。 官員下海現象的背后，33年間，市場經濟條件下什么才是正確的政府行為的激辯在溫州從未停止。從改革開放第一個10年的“無為”，到1990年代初以“質量立市”、打造信用溫州為起始的“適度有為”，爭論是廣泛的，探索是富有成效的。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官員“下海”潮涌。而近些年，我們在溫州越來越多聽到的是，政府意欲直接配置資源的“大手筆”頻頻，強勢政府開始被推崇為“拯救溫州”的良方。權力盛行之時，必定是市場退潮之日。

——對民營企業尤其是民營中小企業熱情消退。溫州改革史就是以市場為價值取向的民營經濟發展史，民營企業無疑是“中國制造”的第一力量，其噴薄生機對溫州、對浙江乃至對中國經濟奇跡的意義怎么說都不為過。曾幾何時，對待民營經濟的姿態基本上可以等同于國人對待中國改革的姿態。然而，往日的榮光在悄悄地改變：不知從何時開始，傍央企、追大型國企已然成為新時尚，小米加步槍的民營中小企業越來越讓一些官員皺眉頭，它們無法替大躍進式爭先進位的形象工程增光添彩，它們屬于早晚都得被淘汰的落后產能的代名詞，它們是本地經濟轉型升級的麻煩的包袱。溫州一位知名民營企業家頗為落寞地感慨：“戴大紅花、上主席臺，那都是過去的事情了。”

33年來，曾經發生于溫州的自下而上的草根型市場經濟變革主要觸及并成功破解的，基本屬于以企業為核心的微觀層面范疇，從某一區域點狀突破相對容易。當下與未來所必須面對的，則更多的是諸如金融、財稅綜合改革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雷區和深水區，利益糾葛錯綜復雜甚至如同亂麻死結，往往需要自上而下統籌全盤的“頂層設計”，以及社會機制改革等深度配套。這是溫州難以承受之重，然而，因改革而生的溫州不進則退，惟有堅持二次市場經濟改革才有活路，才有未來。

這是我們的期待，亦是我們繼續關注溫州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