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重啟改革難在如何走出轉型陷阱(2)

2012年04月10日 08:43
來源：南方網 作者：孫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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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中國模式，我覺得就是權力和市場的結合，形成一種新的舉國體制和特有的動員機制，最后形成所謂“集中力量干大事”的發展模式。這對于理解現在社會當中的種種現象都是非常有意義的。

轉型陷阱的表現和癥狀

第一，中等收入陷阱擔心的是經濟停滯、經濟放緩，但中國現在真正的問題如果是轉型陷阱，中國經濟不是放緩或者是停滯，而是有可能日益畸形化，甚至走火入魔。

陷入走火入魔的狀態，和轉型陷阱中形成的邏輯密切關系，和既得利益格局遇到的問題是有直接關系的。有一個詞大家非常熟悉，“保8”。大家有沒有想過為什么要“保8”？開始是就業的解釋，說沒有8就業的問題解決不了，但是已有很多學者進行了研究，實際上現在就業和經濟增長速度之間的距離已越來越遠。我個人的看法，“保8”和既得利益格局有關，我們算一筆賬就大體知道為什么要保8了。去年中國G D P是50萬億，政府財政拿走的比例現在有不同的說法，最高有說到25萬億，拿走一半，我覺得有一點過分了，我個人的估計是大約1/3，我們就算是18萬億。今年G D P要增長4萬億才是保8.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必須是在20%到30%之間，否則既得利益格局就保障不了。去年財政收入18萬億，就算增長25%，是4.5萬億。也就是說，只有G D P保持8%的增長，才能保證在企業利潤和居民收入不至于出現絕對下降的情況下，保證國家財政收入有25%左右的增長。如果經濟增長到不了8%，那就要么出現企業利潤絕對下降，要么就出現居民收入的絕對下降。

為了既得利益格局需求的滿足需要有這樣的增長，但更重要的還不是在這里，而是在轉型陷阱中，最大問題是人們對轉型陷阱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越來越不滿，它的合法性越來越脆弱，得靠一個東西來維護合法性。現在能靠什么呢？就是畸形的增長。中國的合法性基礎，在改革之前是意識形態，到了“文革”末期時，這種合法性可以說耗光了，轉換到績效的合法性，發展經濟。這次轉換很成功，有了一個新的合法性基礎。但是這樣的合法性基礎，到了上世紀90年代末期就已經開始受到質疑，失業下崗的人說了，你是發展了，你將我發展的下崗了；農民說你是發展了，但我收入也沒有增加；城市底層說，你是發展了，我狀況沒有改變，而且好像還在惡化。

到了90年代末期，建立在績效基礎上的合法性開始受到質疑。中央意識到這個問題，提出了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將過去完全是績效的合法性轉換到公平、正義，或者至少得是績效加公平、正義上來。但這次轉換遇到的阻力太大了，上次轉換基本上是來自意識形態的阻力，很容易就克服了，但這次遇到的是實打實的既得利益的阻力。原來的合法性基礎越來越弱，想建立新的合法性基礎，既得利益集團又不干，怎么辦？只能拼命消耗老的合法性，老的合法性就是經濟發展、經濟增長。為什么有這樣一種走火入魔式的發展呢？就是因為現在唯一的合法性就在這里。在既得利益格局已經形成的情況下，誰的利益都動不了，民生問題又很突出，只能做大蛋糕，用這部分來解決民生的問題。這就是轉型陷阱中的“增量依賴癥”。

第二，在這樣的轉型陷阱中，社會結構越來越趨于定型化，而且固化為斷裂社會。上世紀90年代末我們就已開始提出這個問題，現在看來這個問題越來越突出，到了21世紀初，我就提出了社會結構定型化的概念。回想一下，上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開始，當時貧富的問題就開始凸現，但那時的貧富老在改變，不是固定的。而現在要變就不太容易了。為什么這幾年老說二代現象，富二代、窮二代、官二代，這就是所謂的社會階層再生產。這樣一個再生產的過程、這樣一個結構固化的過程，導致了很多新的問題，也使得過去很多問題具有了新的特點。

上世紀80年代，甚至到90年代初，那時的社會有活力、有動力，當然也有不滿。整個社會彌漫著一種普遍的不平衡感，每個群體都有滿意的地方，也都有不滿意的地方。現在完全不同了，過去普遍的不平衡感已經被另外的心態所取代，那就是一部分階層的絕望感。如農民工、城市的底層，這是和社會結構的定型有關系的。

第三，在社會轉型的陷阱中，社會潰敗日益明顯。社會如果比喻為肌體，其實已經出現了問題，很大程度上它不是健康的，而是有病的。去年年底一些媒體要我盤點去年，我用了兩個詞，一個是爛，一個是亂。政府老想提醒我們是亂的問題，說中國社會有很多矛盾，處理不好會造成社會動蕩，所以大家要自覺維護社會穩定。但是我想這不是中國真正的問題。亂就像是一拳將你打倒了，是一種來自外部的力量，但可能別人還沒有打你，自己先爛掉了。2009年初時我寫過一篇文章，提出“對中國社會最大的威脅不是社會動蕩，而是社會潰敗”，就是這個意思，亂和爛可是兩回事。從這樣的一個角度來看，老實說社會潰敗，或者說爛，已是中國社會非常突出的問題。

所有事情的背后，我們可以看到更深層的東西，就是這些年人心在變，整個社會的向心力在流失。上世紀90年代的一場沈陽大火，燒掉一個商場，而且可能是私營的，很多人圍觀，但很多人眼睛里默默流淚，覺得痛心，覺得是我們這個社會的，他們對社會有認同。但2009年初央視一場大火燒掉幾十個億，網上發帖的我就沒看到一個痛心的，就兩個字：高興。有一個帖子說：“我旗幟鮮明地幸災樂禍。”為什么？他不覺得這個東西是我們的。

如果一個社會用體制固化了一種不合理的利益結構，如果一個社會在面對這種利益結構時，失去了維護公平、正義的能力，如果一個社會對正義的呼喚不能做出積極而明確的回應，如果一個社會對于現狀不能提出一種在道義上能夠服人的理由和解釋，如果一個社會要用很不體面的方式來維護既得利益格局，如果一個社會為了維護既得利益格局不惜與人類的核心價值相對立，那么在這樣的情況下，這個社會的潰敗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

　如何走出轉型陷阱

我們現在迫切要走出轉型陷阱，怎么走出來呢？我覺得要啟動新一輪的改革，形成公平正義取向的改革新共識，實現改革的再出發。

我強調新共識和再出發，就是我們要重啟改革，但不是過去改革簡單的延續。某種意義來說，我們需要有一場新的改革。在2005年底時，我說改革的共識已經基本破滅，改革的動力已經基本喪失。因為改革已經走樣、變形，甚至成為財富掠奪的戰爭，使得普通人對改革失去了共識。

現在改革的共識又在開始重新凝聚，前一段時間人民日報發表的評論部文章，說“寧要微辭不要危機”，在整個社會引起很大的反響，這個反響我看絕大多數都是正面的，實際上這背后就是社會當中改革的熱情在重新燃起，人們對改革充滿新的期望。這次改革共識的重新凝聚，實際上主要是基于對這些年現狀的不滿，包括對改革本身造成弊端的不滿，也包括對不改革的不滿。我們不能僅僅將現在改革共識重新凝聚看做是對過去改革的重新呼喚。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需要形成改革新共識。我強調的是新，不是簡單地說深化改革，而是改革有一個再出發，是對過去三十年改革進行系統反思的基礎上的再出發。

現在中國面臨的選擇，實際上是一個很復雜的需要進行慎重選擇的情形。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面臨的抉擇是，向前進一步推動改革還是向后倒退，但是現在中國的情況比那個時候要復雜，至少有三種選擇，一種是往前走，進一步改革，一種是所謂往后退，還有一種，我覺得可能性更大、現實中更有力量的，就是不往前走也不往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