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重啟改革難在如何走出轉型陷阱(3)

2012年04月10日 08:43
來源：南方網 作者：孫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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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往后退的話，差不多就是那一條道路，比較簡單，但如果要往前走，可能又有不同的可能性，是延續過去老的改革模式往前走，還是在反思過去改革的基礎上，按照和過去改革的思路有一定區別的新的改革方式往前走？從這個意義來說，我覺得中國現在至少有四條路。

第一種思路，在一定意義上向舊體制的復歸。這條路我希望人們不要簡單地對其漫畫化，因為它實際上是有社會基礎的，這些年改革的受損者，尤其是社會的下層。而且在這種主張當中也有一些是很有見識的人，甚至對整個世界的經濟發展有深刻理解的人。這條路在實踐中的代表，就是所謂重慶模式。2月15日我在微博上寫了我對重慶事件的兩點看法：既不要因為重慶出事就否定重慶模式，也不要因為重慶模式當中重視民生就肯定重慶模式。我們要看到重慶模式的產生有它的社會基礎，就是這些年社會當中兩極分化，人們在民生上遇到的困擾和因此引起的社會矛盾的加劇。但是問題在于，這并不能成為肯定重慶模式的理由。任何模式都是針對具體問題去的，都能解決一些具體的問題，希特勒那樣的模式也能夠解決一些問題，當時的德國失業問題嚴重，通貨膨脹、經濟停滯，它也能夠解決問題，但是你能根據這個來肯定希特勒模式嗎？你肯定或是否定一種模式，關鍵看這個模式本身的邏輯，以及這個邏輯可能導致的結果。

我肯定廣東，是說將民眾的權利問題解決了，要比暫時解決一些民生的問題更具有根本性的意義。這實際上也是我關于中國社會思路的一種主張。

第二種思路，延續過去三十年改革的模式深化改革。這種思路在過去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將中國至少從經濟上帶向繁榮，使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這種改革推崇優勝劣汰，具有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色彩。在這個思路當中，對一些人類非常有價值的因素采取了回避的態度，現在來看中國改革走到今天，和這些問題也是有關系的。就拿上世紀90年代初期重啟的這次改革來說，我覺得也是需要認真地進行反思?，F在人們都有這樣的一種說法，經濟體制改革單兵突進，政治改革沒有搞，言外之意就是說經濟體制改革還是不錯的。我個人的看法，這兩個方面都應當進行反思。

由于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需要的政治條件和法律條件缺乏，實際上經濟體制改革本身我覺得也是有嚴重的問題。政治體制越是不能改，就越是鼓勵經濟改革上大膽地試，不要害怕失敗。鼓勵改革的勇氣是對的，但是改革到了后期的階段，應當有更加精致的設計。蘇東，尤其是東歐，是通過全民辯論，然后用立法來推動私有化，這個私有化大體相對來說比較公平。而中國是所有體制的東西不變，然后悄悄地去干，這邊還沒有說能搞呢，那邊國企就已經弄光了。

第三種思路是定型現有體制，前面已經說過。要看到，這種力量是很大的。能將許多真正改革的舉動化之無形。有時你仿佛真的看到了希望，幾個回合下來，一切歸于平靜。

第四種思路，選擇新的改革方向，將公平正義與普世價值融合起來，實現改革的再出發。

我們要重啟改革，第二種和第四種思路實際上是兩種不同的改革思路，第二種思路是政治上左、經濟社會政策上右的思路，就是我們過去改革三十多年原有的改革思路。而第四種改革的思路，可以稱為政右經左，也就是說在政治體制改革上要大膽地向前邁出一步，要大力推進改革更向世界的主流文明靠近，同時在經濟社會政策上要避免過去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弱肉強食的價值，而更多地關照社會公平。這就是我為什么提出要將公平正義、普世價值融合起來，而且將公平正義和社會價值融合起來。這里的公平正義，我主要是從價值的角度強調的。而普世價值，我強調的則是其中的制度因素，要用普世價值體現的制度來保障公平正義的實現。

這樣的思路，更能夠切中中國社會的弊端，尤其是轉型陷阱當中形成的這些弊端。這樣的思路，也有利于凝聚改革的共識，因為如果按照第二條路走下去，有相當一部分人會對改革抱有戒備的心理，而且會損害老百姓的利益，到時候如果改革共識再次失去，要想再重新凝聚可就難了。將公平正義作為改革的新目標、新共識當中最核心的內容，可以凝聚民眾對于變革的要求。這樣的思路，還有利于超越左右共識，因為對于公平正義，左右都不會反對。當然具體的內容、如何實施的途徑和方式會有分歧，但是我覺得公平正義的基本價值能夠有利于超越現在左右的對立與分歧。

在中國改革已經進行了三十多年的今天，在陷入轉型陷阱的今天，在有可能重啟改革的今天，以公平正義為取向的改革最重要的內容就是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中最重要解決的實質性問題，至少可以考慮這么四個方面。

第一，對權力的有效制約。最近這些年，權力過度的膨脹是整個社會當中的共識，解決權力制約的問題已是當務之急。膨脹了的權力不僅造成整個經濟社會生活的亂象，而且造成了內部的失控。現在對權力的有效制約，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第二，對既得利益集團的約束。對于既得利益集團，現在社會當中的議論很多，人們的怨氣也很大。這是必須解決的問題，但是怎么解決？對既得利益集團打土豪、分田地？我想也不現實。最關鍵的問題，在現實中，提供一個好的制度平臺，無論是既得利益集團，還是正當利益集團，都要在同一個平臺上活動，要遵守公正的規則，什么集團無所謂。有一個好的平臺，既得利益集團也要遵守這個規則，沒有好的平臺，正當的利益集團也會變壞，也會成為既得利益集團。

第三，建設社會的法治基礎?，F在無論是從哪一個方面來看，建設社會的法治基礎應當是勢在必行了。

第四，落實公民權利，促進社會力量的發育，逐步推進民主制度的建設。

在新一輪的改革，當然會涉及到經濟，涉及到政治與經濟的關系，但是我覺得，如果沒有在權力的層面、政治體制層面痛下決心，進行實質性的改革，那么將來的改革就哪怕是重啟，二十年之后還會走到今天。

重啟改革難在何處？

走出轉型陷阱是很難的，即使現在所有的人都想改革，但是我仍然要說非常難。難在什么地方？難在我們現在已經在轉型陷阱當中，已經陷入一種轉型邏輯，我就說一點，“走遠了，想回頭都難”。在分析烏坎事件時，我提出了一個概念，這就是糾錯困境。其實各位在日常生活當中都能夠體會到，假如想糾正一個錯誤，對這個體制來說很難。現在老百姓有各種正當的要求，政府不做出回應，為什么？你得有體會，體制也是有它自己的難處的。老百姓要求是錯的，不能解決，老百姓要求如果是對的，實際上更不能解決。就是我說的，已經走遠了，想回頭都難。因為解決一個問題，老百姓的要求是對的，馬上就有10個問題提出來，解決10個，100個就要提出來，就是所謂的連鎖反應，怎么辦？

烏坎事情的解決是有一個幸運之處的：有爭議的400多畝土地，開發商拿去幾年還沒有開發，如果開發了，大家想想會怎么辦？事情的轉折點是承認村民的要求是正當的，那就要承認原來的土地轉讓協議是無效的。問題是無效合同認定了之后，怎么辦？法律上講的解決辦法是兩個，一是恢復原樣，二是恢復不了進行賠償。如果土地上已經蓋了二三十層的樓，怎么辦？還原不了，只有賠償，接著問題就來了，誰來賠償？賠償有沒有法理依據？賠不起怎么辦？就算用錢擺平一個村沒有問題，但問題接著來了，這是什么錢？這是納稅人的錢，用納稅人的錢賠償一個市場當中的無效合同，法律上站得住腳嗎？

更進一步說，這個村子過去已經轉讓了三千多畝土地，這次爭議最大的是那400多畝地，村民如果接著要問那2000多畝怎么辦？全國這么多地，有幾個手續是齊全的？如果都究起來，怎么辦？真正的難處是在這里。一個體制要糾錯是有多么的困難！我們走上法治的軌道，需要尋找一個合適的時機進行切割，切割之后老問題老辦法、新問題新辦法。但是這種切割需要有特定的社會環境和氛圍。我前幾天在文章中，特別強調“執政者有向前的決心，民眾有理解的寬容”，我覺得中國非常需要這兩句話以及這兩句話所形成的氛圍，而且執政者要意識到現在某種條件還在殘存著，過一段時間可能這些條件都不見得能夠存在了?，F在哪怕政府做錯了事情，你說真認個錯，道個歉，老百姓還能淚水漣漣的，過一段時間，他不淚水漣漣了，那個時候可就麻煩了。

改革要有一種緊迫感，現在來看還有空間和時機，因此，要真正痛下決心重啟實質性的改革，如果再貽誤這次時機，將來可能更難辦了。改革給我們留下的時機真的不多了，要痛下決心啟動中國新一輪改革，而這個改革不應當是簡單的改革的深化，而是改革的再出發，核心價值應當是實現公平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