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媒評價周小川：中國最有能力的技術官僚

2013年03月19日 03:50
來源：新京報 作者：蘇曼麗 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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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周小川在記者會結束時，向與會者告別。新京報記者 韓萌 攝

3月16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產生了新一屆國務院各組成機構負責人，周小川成為首位“三連任”的央行行長。此前，3月11日，周小川已當選政協副主席。

從2002年12月至今，周小川一直擔任央行行長，他是央行史上任期最長的行長。

在周小川過去十年任期中，中國的金融體系中發生了商業銀行改革上市、匯率改革、利率市場化這樣重大的內容，也有現代中央銀行一般職能的確立；無論是支持者還是反對者，沒有人能否認周小川執掌央行任上富有遠見和成效的改革，雖然在這個過程中非議與謠諑不斷。

周小川在央行任職的經歷，“人民幣先生”和“百萬億先生”這兩個褒貶迥異的稱呼，或許正顯示出作為技術官員的周小川在改革中面臨的窘困，這或許也是中國改革尤其是金融改革最好的記錄與鏡鑒。

市場化的改革邏輯

在一些經濟學家看來，“周小川身上的標簽很明顯，他就是一個改革派，一個市場派。”

3月13日，在是否連任的問題上，周小川的回答是：“不管我本人是否連任，所謂實踐檢驗真理、實踐檢驗政策，做得對的東西肯定會保持連續性和穩定性。”

與周小川在央行共事五年的央行前副行長吳曉靈說，周小川任央行行長之后，在貨幣的穩健經營，豐富貨幣政策的工具箱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和國際上主要的央行做了比較好的溝通。

“有這樣一個行長執掌，對中國和世界都有好處。”吳曉靈說。

“周小川身上的標簽很明顯，他就是一個改革派，一個市場派。”在周小川破例留任央行行長后，路透社援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的這句話來評價這次留任。

即使是過去十年央行政策的“常任”批評者，曾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的學者余永定，也認為周小川是留任央行的合適人選。

按照周小川在2010年的說法，整體改革協調理論強調從計劃經濟體系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整體、系統性的轉變，而不是拼湊的。

這一市場化改革的思路也貫穿了周小川在中國金融體系的任期。

2002年12月28日，擔任證監會主席不到3年的周小川被“火線”任命為央行行長。當時，新一屆政府總理尚未正式出爐，無論是從慣例還是從速度上看，這項任命都是不同尋常的。

“在其任期里，完成了中央銀行從行政調控到市場調控的轉變。”一家前央行系統人士、現任外資金融機構高管說。

周小川上任以來，幾乎創新和動用了現代貨幣政策的一切操作工具來完成“法律賦予央行的貨幣政策職能”。在央行沒有利率和匯率調整的最終決定權的情況下，這些眼花繚亂的操作工具，不僅可以大量獲取實踐經驗、市場信息，更可以借此疏浚貨幣政策的傳導渠道，建立或理順利率和匯率的形成和傳導機制。

“難啃”的銀行改革

周小川上任伊始，正值銀行體系困頓之時，標準普爾當時將內地國有銀行全部評定為垃圾級。

周小川剛一上任就面臨一塊“難啃的骨頭”。

2002年，中國銀行體系正處于前兩輪改革后的困頓之中。當時外電稱，中國的金融體系是個大定時炸彈，也有人說，中國的金融體系技術上已經破產。

當時銀行業賬面不良貸款率超過20%，由于統計口徑的原因，實際比例可能更高。標準普爾當時將內地國有銀行全部評定為垃圾級。

周小川上任之后要操刀這樣的一場改革。

據2010年《財經》雜志報道，2003年5月19日，正值非典時期，周小川在中南海國務院第三會議室，拿出一份19頁的打印PPT，向時任總理溫家寶匯報，其中提綱挈領地描繪了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代價、資源運用、操作過程、配套措施和風險。

后來國務院以此為藍本確定了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方案，當時有參與改革思路設計的人士稱，當初方案中70%-80%得到實現。

此時距離吳敬璉、周小川二人提出商業銀行改革已經過去了十年。

1993年吳敬璉和周小川在《對近中期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整體性設計》一文中提出，“專業銀行盡快實現向商業銀行的轉軌”，“只有強化專業銀行的垂直管理，才能保證強化業務規章及財經規律”。并同時提出建立開發投資銀行、進出口信貸銀行等政策性銀行，分流國有銀行的政策性業務。

但剝離政策性業務并沒有解決國有銀行改革的問題。1998年政府出手拯救四大行、剝離不良資產，周小川是這一方案的積極推動者，但直到2002年底，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賬面不良率仍有21.4%，資本充足率僅4.27%。舊的包袱還沒有消化，新的壞賬又產生。

財政沒錢，或者是財政不愿掏錢注資，注資是國有銀行改革中最難啃的一塊骨頭。但周小川繞過了財政這環，用外匯儲備注資。有學者評論說，周小川在堅持市場化改革趨勢中也體現出靈活務實的態度。

隨后的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為市場熟知，引入外匯儲備注資、引入海外投資者重建商業架構、推動銀行股改上市，國有商業銀行得以在市場中重塑。

但這一階段也是反對聲浪最高的一個階段，其中包括引入海外投資者引發國內對國有銀行“賤賣論”的大幅討論。

四大國有銀行十年間的轉變，讓最激烈的反對者也不得不承認，銀行體系已經脫胎換骨。

但國有銀行改革也非完美。今年初，有經濟學家在50人論壇上提出，目前國進民退的局面未嘗沒有銀行改革后資源集中的影響。該學者認為，這些問題不是改革方向有錯誤，而是改革程度不徹底。

匯改與“人民幣先生”

在周小川此前的任期內，國際上對于人民幣被低估的聲討絡繹不絕。2005年的G7峰會上，周小川直言，“匯率政策不是今天的議題。”

商業銀行改革于周小川和央行而言，只是改革過程中的一個階段，并非央行本業。

管理通脹和促進宏觀政策穩定才是央行的基本職能。

由于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和匯率改革上的成績，海外媒體稱其為“人民幣先生”。

在周小川此前的任期內，國際上對于人民幣被低估的聲討一直絡繹不絕，這種情況一直到金融危機之后才略有改善。

匯率過于僵硬會降低投機資本流動的匯率風險，可能誘發投機資本的大進大出，對經濟發展和金融穩定造成沖擊。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和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都與此有直接關系。

對此周小川有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說：“固定匯率好像打仗時手里拿的盾牌，無論你如何打來，我都堅持不動；如果我堅持不住，沖擊就會造成影響。浮動匯率則像海綿墊子，你要打進來我就給你一個軟的，進來就進來，我不讓你打到我；等你想撤的時候，我還夾你一下，讓你脫一層皮再走。”

但人民幣匯率改革的過程并非一蹴而就。2005年2月的G7峰會上，周小川回應人民幣升值呼聲時說，“匯率政策不是今天的議題。”

當時國內的銀行改革尚未落幕，貨幣政策也需要準備。

周小川說，國有銀行改革、利率市場化等動作在先，一定程度上是為了給匯改創造更有利的環境。

2005年7月21日，在外界沒有預料到的情況下，人民幣匯改正式啟動，啟動浮動匯率制度，2008年因金融危機中止，但在2010年6月再度啟動。

匯率改革的必要在今天已經不再受到質疑，但中國經濟的外向型結構、此前低附加值和抗沖擊能力低下，一度給推進匯改帶來阻力。

此外，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形成的“雙順差”(貿易和資本項下)格局，使得外匯儲備暴增，也是“匯改”推進的阻力重重。

中國的外匯儲備大部分持有美元資產，人民幣對美元升值，意味著外匯儲備出現資本損失。而外儲增多導致貨幣投放增多，也制約國內的貨幣政策。

2012年6月，周小川也曾表示，央行“一直不希望有過多的、不斷增加的外匯儲備，但既然現實情況是有那么多的儲蓄，而結構調整又是漸進的，就必須面對風險，正視過量儲蓄的風險管理問題”。

中國數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和“雙順差”格局下，未來匯改仍然是周小川新任期內必須要面對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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