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勞務輸出大省的“民工荒”
“消失”的農民工
李秀中
地處四川遂寧市的鼎吉光電公司負責人白雙雙2月26日一大早趕往臨近的安岳縣去招工,聽說那里有2萬多人在福建做成型工和彎角工,他希望能招聘到一些人。此前,他已經數次跑到遂寧市經濟開發區去反映缺工的問題,要求當地政府解決。
不只鼎吉光電,園區內的入駐企業大多面臨這樣的問題,而且都很急迫,這讓開發區以及遂寧市政府頗感壓力。遂寧市經濟開發區副主任馬繼強說,春節后第一天,市政府就組織市級部門召開“解決電子產業園區用工問題協調會”。
遂寧民工聞名全國,因為“鳥巢是遂寧人修的”——鳥巢建設者中川籍民工有95%是遂寧人。遂寧常年有近百萬人在外務工。
在勞務輸出大省四川的多個地區也發現了缺工、招工難的問題,沿海的“民工荒”何以“傳染”到內陸傳統的民工輸出地?在勞動力源源不斷地向外輸出時,是不是也正像其他資源一樣開始枯竭?
內陸城市“民工荒”
2月25日,遂寧市勞務辦科長戴蓬寧下午一直忙著陪來自山東威海市中小企業局的客人。他們隨行有18家企業,由四川省中小企業局牽線過來。由于威海當地招工難,對方希望能在遂寧招到工人。
然而,讓威??腿擞行┦?,這里沒有多余的勞動力可以輸送過去。而就在戴蓬寧會議結束不久,四川省勞務辦也打來電話,了解當地勞務輸出及用工情況,說蔣巨峰省長很關注民工荒的問題。
從去年11月份開始,已經感受到缺工的遂寧市就開始在各個鄉鎮通過廣播、電視甚至標語進行宣傳,讓當地人知道本地的開發區需要各種類型的工人。但是,前來了解報名的人并不多。開發區又在火車站廣場設立招工信息中心,并精心布置了展臺,還安排人員散發傳單。
在宣傳難以奏效的情況下,面臨企業的壓力,遂寧市政府還安排了未成文的任務,要求市勞務辦留住本地勞動力在當地就業,而且更要求技術學校將不低于20%的畢業學生輸送到本地企業。但是“沒有很大效果”,馬繼強說。
遂寧市政府組織召開大型招聘會,而且區縣政府更補貼車費來吸引在鄉民工前去應聘。另外他們還到周邊縣市去招聘,但是,“從2007年開始,全國都在承接產業轉移,對勞動力需求都很大。”馬繼強說。
遂寧工業并不發達,最近幾年承接電子產業取得很大進展,被形容為“從切薯片走到了做芯片”。馬繼強說,現在園區有3000人就業,到2015年,園區要達到3萬~5萬人就業。目前來看,企業仍然出現或多或少招工難、難招工的問題。節能照明企業是勞動密集型企業,用工需求量大。
農村 “空心化”
就在“民工荒”愈演愈烈的情形下,人們把目光投向資源腹地,希望能在那里挖掘出人力富礦,然而,比起城市的“民工荒”,農村則可以用蕭條來形容。用農村中流傳的話說,現在的農村已經到了“十個抬棺材的也找不齊人”的地步。
遂寧市船山區老池鄉金盆村,這里除了幾個婦女和老人,沒有多少人氣。村委會主任陳志中說,全村2780人,現在留在家里的老老小小加起來不到1000人。其中,出去的人僅有10%在遂寧,而有40%左右的人全家在外務工。
陳志中在家做蔬菜經紀,一直沒有出去打工過。他家去年11月份開始修新房子,原來一兩個月可以修好的,但是卻拖到現在還沒有修好。他說,人手找不夠,找來找去只找到兩三個人,這個房子還不知道什么時候修好。
當時,與陳志中家一起有3戶人家和包工頭簽訂了房屋修建協議,但是,由于找不夠人,包工頭就只好違約并賠付定金,放棄其中1家的修建。陳志中說,當地的工錢已經比前些年翻了一倍。但是,更多人愿意在外打工。因為外面建筑工地的小工也是70~80元/天,大工120~130元/天。人差不多都已經外流,當地根本找不到人。
而且很多人委托陳志中幫忙招工。當地很多人出去打工早,已經走出好幾個成功人士,成了包工頭。他列舉的幾個人,動輒需要幾百上千人。最近,在北京做的袁尚清需要200~300人,回來找人也找不夠。
而成都一個做建筑管件租賃的老板找到陳志中,要求幫忙介紹幾個工人看管管件,給出的待遇是1100元/月,由于管件一般租賃出去就好幾個月,這幾個月的時間可以自己干別的事情,工資照拿,但是,陳志中最終還是沒有找到人。
勞務輸出一般是民工親幫親、鄰幫鄰,而從政府輸出的渠道也多,比如通過地方政府間的友好區縣進行輸送,這些是成建制、上規模的勞務輸出;另外,還有一些依托對外勞務輸出聯絡站,也有組織地輸出上萬人。
遂寧市2005年統計的鄉村勞動力153萬人,目前估計數據為近160萬人。2009年,遂寧市勞務輸出115.3萬人,其中本地非農轉移20萬人左右,這部分人大多脫離傳統農業,在農村或者鄉鎮從事非農行業,而70%~80%的人則在市外打工。
這160萬人是男到60歲,女到55歲,不過,男滿60歲、女滿55歲也有在外務工的。以前稱農村為“386199”(38指婦女,61指兒童,99指老人)部隊,但是現在連“38”都很少見了。傳統農業一年收入不如在外務工一兩個月的收入。
雖然現在收入差距在縮小,但是,當地還是很難找到人,馬繼強分析,一些產業原來只在沿海有,本地沒有,現在轉移過來,少有人知道;其次,現在很多年輕人很愿意出去見見世面,因此,不愿意留在本地;而在外務工很多年的民工,則在外已經形成一定的圈子,還有已經拖家帶口在外打工了,不愿意回來。
實際上,政府下派“留人”任務也難以取得效果,戴蓬寧說,去年二季度送了200人到園區企業,但是一個月后就只剩下十幾個人了?!斑@是雙向選擇的過程。政府不可能把人強留下來的。”馬繼強說。
川東地區的達州市,在去年返鄉潮時影響很大,那時,記者赴達州采訪時,達州高級技工學校的校長蹇明香還為學生的就業擔憂:有的企業取消用工協議,有的則推遲減少用人。而最近她告訴記者,學校里已經沒有學生了,學校最后一批學生已經在去年11月份就送出去了。
為了吸引這些技術學校輸送勞動力,一些企業向這些中職技術學校給付的報酬不斷增加,甚至包括一些短期培訓機構,到現在輸送一個人報酬在1000元以上,這也成為一些民營培訓機構的重要收入。
人口紅利的終結?
在“民工荒”不斷重演的情形下,從城市到鄉村,似乎都在為找人、招人犯愁。人們已經看到中國的勞動力資源不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正像其他資源一樣開始面臨短缺。
2007年,中國社科院蔡昉教授就提出中國面臨“劉易斯拐點”,中國的人口紅利將要終結。這引起很大質疑聲,尤其在金融危機返鄉潮后。2008年底蔡昉接受記者采訪時仍強調,“劉易斯拐點”其實是一個區間,一個時期,并不一定是某一年,即使往后拖一年、兩三年,也不否認這個判斷。
從金融危機沖擊過后,中國又迅速遭遇“民工荒”,現在的事實正在佐證這些判斷。蔡昉說,“劉易斯拐點”歸根結底是與人口結構問題有關,不管發生什么危機,這個人口結構不會變的,任何國家都是勞動力短缺的。
“劉易斯拐點”對中國的警示在于,30年來依靠人口紅利的發展在未來將不可長期持續。作為一種資源需要可持續性地開發,以前那種低待遇,甚至漠視員工福利和權利的企業將難以為繼。這要求用工單位提高福利待遇,保障他們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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