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2月17日 04:56
來源：時代周報 作者：王玨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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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民工荒，今年又有了新動向。隨著東部企業向中西部轉移，一些傳統的民工輸出地已出現用工緊張，“民工荒”從局部短缺變成全國性現象。于是春節剛過，一場不見硝煙的“民工爭奪戰”在我國東西部間展開。但在專家看來，這并不意味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枯竭。

本報記者 王玨磊 實習生 郝迎燦 發自上海

這兩天，何霍生有點煩—他的玩具廠缺工。雖然正月初七何霍生就親赴安徽六安招來了50多個員工，但仍不夠。到了元宵節，他也不敢休息，又奔走于火車站、長途汽車站，看看能不能再招幾個人。這樣的窘境，是往年從未遇到的。“我都快累趴下了，從初七到現在，就沒好好休息過。”

民工荒向中西部蔓延

正月初七，天未亮，何霍生便翻身起床。他要赴安徽六安出差。

往年這樣的日子，他還沉溺于節日的欣快與慵懶中，但今年不行。何霍生在上海浦東有一家中等規模的玩具廠，帳下有300多名員工。年前甫放假，便有不少員工向他辭工。“他們很堅決，我實在挽留不了。估摸要走掉100多人。”何霍生一臉苦惱，“這么多人開溜，生產就無法正常進行了。”無奈之下，他萌生一招，春節后包大巴親赴安徽六安招工，直接將聘到的工人接回廠。六安是何霍生的老家，20年前他就是從那里出來的。

“早些年，老家的人要到我廠里打工，常常會拿幾包煙，提瓶酒來‘賄賂’。今年，角色顛倒了，我得反過來求他們。”何霍生哈哈苦笑。

中午大巴到達六安。何霍生無心打理午餐，直奔六安下屬縣城霍邱。

霍邱汽車站附近有個臨時務工市場，此時已有百十來人聚集。來找活的人閑散地抽著煙聊著天，不少招工者廁身其間，殷勤地遞煙招呼，游說招徠民工。何霍生憑著語言和鄉情的優勢，沒多長時間，他派發出了五六十張招工卡片，又艱難地磨了幾番嘴皮過后，他的車上坐上了十幾位民工。他招的普工工資是2100元，屬于上海招工的平均水準。現在在安徽當地打工每月也能賺到1200-1500元，何霍生知道他開的薪水并沒有太大吸引力，還是要打“溫暖”牌。

游說間，何霍生覓得一位高級技工，他廠里正缺。反復商討，工資定在月薪3500元。恰此時，一位當地的招工者橫插一杠，3000元欲挖墻角，且歷數在家門口打工的種種優勢。技工猶豫了，何霍生只得咬咬牙，加價到3800元，才最終將技工搶到手。“現在，安徽當地企業也會出來截留工人，這在往年是很少見的。”何霍生說。

正如何霍生所遭遇的，春節剛過，原本農民工的主要輸出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挽留返鄉農民工。安徽省啟動“春風行動”，送一批崗位下鄉。重慶更是首次出動地方官員，去車站碼頭設法截留返鄉過年的農民工。

而大量需要農民工的東部沿海地區也開始主動出擊。跟何霍生一樣，上海的各企業主在春節后已累計出動近400輛大巴奔赴安徽、河南等地，“接搶”農民工返回。世界五百強、日資企業京瓷集團上海分公司生產部一位管理人員告訴記者，他們公司鼓勵員工外出招徠工人，每招一個，只要做滿3個月，推薦者就可獲得1000元獎勵。

一場不見硝煙的“民工爭奪戰”在東西部間展開。其背后，是一組令人驚訝的數字。來自安徽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的統計顯示，截至2010年底，安徽全省缺工超過50人的企業達2300余戶，缺工總數達到25萬人。湖北省勞動就業管理局農村處處長李湘泉日前披露，今年湖北省勞務輸出人數預計將收縮10%-15%左右，至少“縮水”100萬，而湖北省內的用工缺口就達60萬人。

很顯然，以往僅限于東部沿海地區的“民工荒”，今年表現出了不一樣的態勢，已向中西部蔓延，由地區性向全國性轉變。

上海人保局一位官員對時代周報記者坦陳：“現在還沒具體統計數字說上海缺工多少，但民工荒是客觀存在的，今年表現特別突出，中西部也參與到了民工的爭奪戰之中。我認為，今年可能是一個拐點。”

形勢逼迫讓何霍生的招工之旅顯得頗為困難。直到晚上七八點，在發出上千張招工卡之后，他的大巴上總算坐上了五十多人。而當午夜車抵廠區后，一名打工者一臉羞澀地對他說，其實，他只是想搭個便車。

特定年齡層農民工受爭搶

2月13日，上午的火車站南廣場，因節后返滬客流，顯得頗為熱鬧，不過攜帶被褥行李的農民工數量不多，與往年相比有些廖落。

20歲的王守娟是返滬打工者之一，她來自河南新鄉，在上海一家賓館做服務員。她的家鄉也有紡織廠和制鞋廠，“大部分女的不愿意出來，都在家里做工。在外面打工不容易，在家里好壞賺點總比外面闖蕩強。”她年輕，向往自由，因此選擇遠行。

在對多位返滬農民工的采訪中記者發現，工資低但物價高，要與親人分離，不能照顧老人和孩子，是大城市對打工者的吸引力越來越小的主要原因，而在“家門口”打工，盡管收入稍低，但生活質量會優于漂泊在外，這是不少農民工的一個重要考量。

此外，“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在加速，且承接了東部地區的產業轉移，從經濟增長來看區域差距在縮小，中西部地區的就業機會增多，給農民工提供了更多的機會。這是‘民工荒’從局部短缺變成全國性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車偉認為。

不過，在著名三農問題專家、華東理工大學教授曹景清看來，東部企業轉移到中西部，就業機會隨之轉移，這只是中西部勞動者就業空間的變動，“跟民工整體荒不荒的判斷毫無關系。”

并且，據曹景清多年在農村的調研，東西部勞動密集型企業爭搶的勞動力，只是指向某一特定年齡層的農民工，即18歲-30歲之間的，“農村還是有相當多四五十歲的人找不到工作，他們是被勞動密集型產業排斥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其實對勞動力有著很高的要求。東莞一位工廠老板親自跟我說，工人在流水線上最多做8年，8年以后視力就不行了。生產線上一般是28歲以下的，要眼明手快，還要能夠高強度加班，35歲以上顯然就不行了。”曹景清告訴記者。

一些服務業的用人標準，在曹景清眼里，也堪稱“奇怪”，“不但要求年輕，對容貌還有要求。這很奇怪，四五十歲就不能端盤子了嗎？這是上世紀90年代，勞動力無限供給時期形成的一種用人習慣。”

“如果就此得出判斷，說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我是將信將疑的。這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很多農民工出去過，又回來了，尤其是40多歲的婦女，找不到活的很多，不是不愿意干，是很難找。應該問一問，是哪些勞動力短缺了，是不是所有的勞動力都短缺了？”曹景清質疑。

張車偉也認為，劉易斯拐點是指農村完全沒有剩余勞動力，而從現在的狀況來看，農村仍有三億多人在從事農業生產，非農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的轉移過程仍在繼續。轉移過程確實仍在進行中，河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農民工工作處處長呂志華近日即表示，目前，河南還有800多萬富余勞動力亟待轉移就業。

東部企業處境尷尬

不過，一個公認的判斷是，勞動力無限供給的“黃金時期”已經過去了。曹景清分析：“計劃生育造成年輕勞動力的絕對數量減少，大學擴招又吸納了相當部分的農村人口，對勞動密集型企業來說，已經沒有那么多勞工可供使用了。”

“現在的勞動力已是有限供給，想要就要提高待遇，農民工也可以有些選擇，這是供求關系的一個根本性的變化。”張車偉也表示。

明顯的征兆是，對農民工年齡的苛求已逐漸放寬。在何霍生此次成功招募的工人中，1/3年齡在40歲左右，而往年多為30歲。

“形勢比人強，對年齡的限制會自動地慢慢調整。”曹景清稱。

而對缺乏“家門口”優勢的東部勞動密集型企業來說，真正值得擔憂的，是提升工人待遇“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少出口導向型的東部企業，與中西部企業并無質的區別，同屬國際產業鏈的低端，利潤微薄，加工資是其“不可承受之重”。

何霍生即告訴記者：“我廠里訂單都排到8月份了，但價格定得死死的，一點提升空間都沒有。訂單你不接，要接的人多得是。我也想過要加工資留工人，但實在加不了多少。人工再漲下去，也許我只能關門了事。不是我一個人這樣想，我周圍的同業都有這個打算。”

“照理，農民工供給短缺，工資應有較大增長才是，但我發現，農民工的工資相對于城鎮職工來說，還是屬于緩慢增長，沒有想象中那么快。這確實是因為我國經濟結構還面臨‘國際-國內’市場的二元結構問題，出口導向型企業處于國際分工中的低端地位，沒有很大彈性為工人加工資。這些產業要么轉移到勞動力更便宜的地方，要么向更高端的產業升級，這是發展過程中必須面對的問題。”張車偉說。

也許是東部企業逐漸退出在低端低造業中惡性競爭的時候了。吸引力的下降，農民工的逐漸回流，已讓東部產業升級的需求日顯緊迫。“這是很正常的現象，現在有個概念叫全國化，交通的便利讓產業和勞動力的分布都相對比較均衡，不一定要吸引到東部來。上海要搞科技創新、產業轉型，搶這些勞動力干嗎呢？”曹景清認為。

然而這讓何霍生這樣的小企業主倍感壓力：“產業升級換代，要有技術資源和資金資源，像我們這樣的小企業是承擔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