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2月18日 23:34
來源：華夏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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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吳麗華 實習記者 李凈謙 北京報道

2月17日，元宵節，作為湖北一家建筑工地的項目經理，王軍卻無心過節。

元宵節一過，春節就正式結束了，王軍所在的工地也要正式開工，他卻在為招一個保管員發愁。

保管員的工資已經加到了一個月2000元，之前招到幾個工人仍然嫌工資低，自由活動時間少，沒幾天就走了。

王軍告訴記者，他所在的湖北宜昌，往年很少為招人發愁，常常會有人自己來工地問需不需要招人，今年卻反了過來，讓地處中部小城的他也體驗了一把“用工荒”。

憂慮的人不僅僅是王軍，北京洗車店的張老板也在為招工的事情發愁，年前幾個員工結完工資后就辭職了，最近自己在網上登了招聘的廣告，也在一些車站貼了小廣告。但是打電話來詢問的人并不是很多。

從湖北到北京，招工難只是這個用工旺季的一個縮影，在長三角、珠三角甚至中西部地區，用工荒正在蔓延，往年似乎無限的勞動力在這個春節變得異常的緊缺。

《華夏時報》記者春節后多方采訪獲悉，用工荒已不是往年單純的民工荒，也不是僅在沿海制造業聚集地的局部現象，而是出現在多個行業，幾乎遍及全國各地的普遍現象。

從企業家到普通工人，從經濟學家到政府官員，似乎正形成這樣一個共識：期盼已久也爭論已久的劉易斯拐點這次真的來了，接下來就是，這個以廉價勞動力吸引全球目光的制造業大工廠要迎來一個新時代，一個勞動力不再廉價的時代。

從“找工難”到“招工難”

2月16日上午，在北京六里橋東公交站，23歲的謝吟拒絕了一位招工者開出的月薪3000元的銷售工作，“工資太低。”謝吟給出了拒絕的理由。

他告訴記者，在建筑工地打工的他一個月工資已經達到了3500元，工作條件也不錯，不過這樣的工資和待遇在剛來北京時他想都沒想過。

5年前18歲的謝吟和老鄉一起來北京打工，“那時候的工資是1000元多一點點，吃的住的都很差，但還是堅持過來了。”

謝吟告訴記者，那時自己的想法是，有打工的地方就行了，至于工資總比在家種地強多了，即使這樣，當時的工作還是老鄉介紹的，工作不好找。

5年后，23歲的謝吟顯然底氣足了許多，他告訴記者，不再那么沒有選擇，工作要自己喜歡，干著舒服才可以。同是在六里橋東公交站，那些來“湊熱鬧”的招聘人員相比之下卻沒有了底氣。

上述招工者告訴記者，這幾天一直在六里橋周圍轉悠，招聘的是推銷員的工作，“3天內，工資已經從之前的2000元漲到3000元了，但是還是很難招到人。”

在六里橋公交站周圍，有著同樣遭遇的人還有不少，他們手里拿著“高薪招聘”的牌子，看到拿著行李像是找工作的人就上前搭訕，但大多會碰一鼻子灰。

一位陳姓招聘人員稱，他被公司派來招聘房地產推銷員，工資最低是1500元，推銷一套房按千分之三提成，對招聘對象沒有嚴格要求，而且還安排帶薪培訓。

即便如此，幾天下來他只招到了7個人，大多數人都覺得工資太低，或者表示自己不太適合這類的工作。

六里橋臨近蓮花池長途汽車站，很多外地來京打工人員都會在這里下車，不少招聘企業都會在這里派出招聘人員，或者貼出招聘信息。但是，記者觀察發現，在六里橋附近的多個公交站，雖然來來往往有很多拿著行李的外地返京人員，但是公交站臺、廣告欄等地的招聘信息，很少有人問津。

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告訴本報記者，在民營企業發達的溫州地區，很多企業因為民工荒開不了工，據他調研，目前溫州地區開工率不到50%，溫州地區制造業工人缺口保守估計達到幾十萬人。

目前溫州地區地方媒體的廣告大部分都是招聘信息，沒有實力的小企業則在火車站、汽車站設置招聘點“搶人”，更有甚者，企業開出多輛大巴車去勞動輸出大省直接拉工人。

招工難問題同樣出現在珠三角地區，官方數據顯示，深圳用工缺口20萬人，中山用工缺口是5.6萬人。即使傳統的勞動輸出大省四川、湖北、河南等地也出現了招工難的的問題。

勞動力相對短缺時代

原來等著農民工主動上門的企業，為什么大范圍地遭遇“招工難”？

急著招人的王軍認為，最直接的原因還是工資問題，以他所在的宜昌來說，物價上漲很厲害，生活成本也在提高，急著招人的他決定“先看看情況，實在不行就只有先加工資”。

這一點與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左曉蕾的觀點不謀而合。她指出，用工荒意味著勞動力短缺或者說勞動力供給不足，但是根本問題還是價格。

左曉蕾撰文指出，如果企業換一個思路，月工資2000元招不到人，那月工資3000元呢，甚至3500元呢？

另一個現象則解釋了那些不愿再廉價出力的工人去了哪里。“我在家里種地的收入也不比出遠門打工少賺多少，當然就不會為了那么點錢拋妻離子地去當‘外地人’了。”一位春節后回北京轉了一圈沒找到滿意工作的山東農民正準備返回老家謀生計。

“不漲工資就招不到人”、“勞動力市場出現短缺”，隨著用工荒愈演愈烈，人們發現目前中國出現的勞動力供給不足越來越像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提出的“劉易斯拐點”。

有專家則明確表示劉易斯拐點已經來臨。渣打銀行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王志浩和安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甚至認為，中國在幾年前很可能已經進入劉易斯拐點。

在劉易斯的理論中，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過剩農村富余勞動力逐漸減少，最終枯竭，在勞動力從過剩逐步轉向短缺過程中，由于傳統農業部門的壓力，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開始上升，工業部門的工資出現拐點。

我國在過去民工勞動力一直供大于求，大多數農民工就像前文所述謝吟一樣“有打工的地方就行”，現在隨著特定的背景因素的變化，如果不漲工資就招不到人，出現用工荒。城市勞動力短缺、工業部門工資上升開始大范圍出現，理論中的劉易斯拐點似乎正在中國經濟呈現。

王志浩指出，中國的人口結構正在轉變，而且沒有回轉跡象。我們還不確定是否可以宣布中國的廉價勞動力時代已經終結，但毫無疑問中國的工資水平存在明顯上漲趨勢。

高善文則通過研究指出，在2007年前后，中國的勞動力供應曲線開始變得向上傾斜，且穿過了農民工為維持必要生計所需要的一個工資水平，農民工工資定價方式由生存需要所決定，轉化成為由邊際產出效率所決定。

這一結果無疑和“劉易斯拐點”理論中的描述非常吻合，而且確實，在過去的幾年中，農民工工資上漲幅度不大背景下，沿海企業招工難問題逐步顯現，用工荒開始蔓延，今年更是擴展到中部傳統的勞務輸出大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