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城市化率被低估了

2010年11月18日 08:59新財富【大中小】【打印】共有評論0條

當我們普遍認為中國是全球社會結構變化滯后于經濟結構變化最嚴重的國家時，事實卻并非如此。由于部分人口的流動，鄉村常住人口加城鎮常住人口肯定少于全國總人口，統計中國城市人口數量的有效辦法是調查農村常住人口。以此估算，中國當前的城市化率為50-55%，而非各界認定的約47%。導致中國城市化率偏低的原因，除了人口、戶籍政策外，區域經濟和城鎮化政策也是其一。鼓勵人口東移，不僅有助于提升城市化水平，也可以減少中西部的貧困。

總人口不應等于“城鎮常住人口＋鄉村常住人口”

社會各界普遍認定或引用的中國2010年的城市化率約為47%，不少研究報告同時認為，今后中國城市化率的進程將放慢。為此，筆者試圖找出這些報告中關于城市化率的數據來源或是否帶有關于城市人口的統計調查及方法，但只發現關于城市化率的初始數據均出自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年度數據“人口數及構成”一欄。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9》，2008年末中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45.68%，這就是眾人反復引用的城市化率，若按每年約上升1個百分點的歷史速度，則2010年的城市化率應該略超47%。

那么，為何人們又認為今后城市化的進程會放慢呢？從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看，2007年城鎮人口增加了1.04%，而2008年只增加0.72%，似有放慢跡象，加上今年出現的民工荒，容易讓人猜想流向城鎮人口數量的減少。

國家統計局對城鎮人口變動數據的解釋是“根據抽樣調查數據推算得出”，其中，2005年是按總人口的1%進行抽樣調查的，而對人口按城鄉劃分的依據是在所在地居住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統計局解釋，這是1982年以來所采取的統計口徑。但從嚴格意義上講，鄉村的常住人口加上城鎮的常住人口肯定要小于全國總人口，因為總是存在一部分人，不住滿半年會換一個城市，這部分人離開本鄉、鎮、街道已經半年以上，被統計為外出人口，但卻沒有同時被其他地方認定為新進的常住人口。這部分離鄉人口究竟有多少，不得而知，但他們肯定未被統計到常住人口之中。或許統計局已經對這部分人的統計做了技術處理，但由于抽樣調查本身也存在局限性，使得我們有理由對城市化率數據提出質疑。

疑問之一，第一產業與二、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差距大得難以置信，怎能留得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2009年，中國第一產業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只有10.6%，但第一產業就業人員達29708萬人，占全國就業人員的38.1%(見《2009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人均增加值為1.19萬元，而二、三產業的人均增加值為6.32萬元，農業勞動者人均創造價值幾乎只有后者的1/6。農業與二、三產業的投入產出比如此之大，不得不令人疑惑，或許官方公布的2.97億農業從業人員中，有相當一部分在同時從事農業以外的其他勞務活動，還有就是從事農業勞動的以老弱為主。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第二次農業普查數據看，在全國農業勞動力的年齡結構中，51歲以上人員占比最大，達到25%。是否65歲以上的老人從事農業勞動的，也被統計為農業從業人員，普查公告中并未說明。

疑問之二，外出農民工數量增長為何如此之慢？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農業普查數據看，2006年末外出農民工的數量為13181萬，而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公布的2009年末外出農民工數量為14533萬人，三年只增加1352萬人。與此同時，第一產業從業人員從2006年末的33880萬人(統計局農業普查數據)降至2009年末的29708萬人(社會保障部數據)，三年累計減少了4172萬人，若加上勞動力自然增長因素，即中國2000-2015年年均勞動人口增長率為0.9%(蔡，2006)，則中國農村從業人員每年增長430萬。如果按農業普查公布的其中70%務農計，則過去三年農業從業人員的自然增長應達到900萬人，因此，農業從業人員過去三年累計減少5072萬人，平均每年減少1690萬。假定從第一產業退出的勞動力有10%失業，其余人員轉而成為農民工從事二、三產業勞動，而官方公布的外出農民工與留在戶籍地的農民工數量大約是2:1，則過去三年新增的外出農民工應該有3043萬。由此推算，2009年末外出的農民工數量大約為1.62億，而非1.45億。

疑問之三，隨遷的農民工眷屬是否被納入城市常住人口中？因為官方只公布外出農民工數量，但并未公布過農村外出人員數量，也許這些數據都是比較難統計的。中國人民大學人口所對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數據的分析表明：2005年14歲以下農民工隨遷子女數量達到1314萬，那么至2009年末，這一規模很可能達到1500萬了。由于九年制義務教育的普遍實施，農村兒童進入城鎮就讀的數量會更多，并會帶動老人進城照料小孩。從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過程看，很多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并不都是為了就業，而是為了享受城市較為完備的基礎設施，如良好的道路交通、醫療衛生條件和教育娛樂等。因此，農村非勞動人口進入城鎮的數量也非常可觀，如果與外出農民工的數量累加在一起，總數接近或超過2億。若這一推斷成立，那么農村人口數量將少于城市人口，我國的城市化率應該超過50%。

疑問之四，國內很多大城市都把控制人口規模作為政績，制定了人口控制目標，但實際人口增長卻大大超過控制目標，那么，是否存在某些城市的基層部門刻意低報常住人口規模的情況？控制人口是國家的長期國策，因此也成為各省市政府的政績之一，同時，城市人口規模的過快膨脹，也會帶來基礎設施瓶頸、社會保障、教育衛生及治安等諸多問題，故大城市都不希望人口增長過快，如北京市政府曾提出“2010年將常住人口控制為1600萬左右的目標”。但事實的情況卻是，大量的中西部人口流向東部大中城市，大大超過原先的控制目標，因此，中國東部城市的實際常住人口可能還要大于公布人口。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城市新移民的數量難以統計，另一種可能則是，城市基層機構刻意壓低本區域流入人口數量，以完成下達的人口控制“指標”。

因此，統計中國城市人口數量的有效辦法是調查中國農村的常住人口，因為農村人口是凈流出的，且往返流動性不大，便于統計。我們可以用如下公式來計算城市化率，它或許比目前統計局公布的計算方法更能反映中國城市化的實際水平：

城市化率=(總人口-農村常住人口)/總人口

考慮到農村常住人口中有一部分人從事二、三產業的勞動，但沒有離開本鄉，可以認為，這部分人也已經“被城市化”了，可以從農村常住人口中除去。按官方統計，2009年這部分人的數量是8445萬。如果大家認同這個算法，則中國的城市化率又可以上升6個百分點。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8年農村家庭人均純收入的構成看，其中39%是工資性收入，可見，中國農村如果沒有二、三產業提供就業機會，則難以生存。

每當我們跑到農村，會發現居住的大部分是老人、婦女和兒童，青壯年人比例很低。農村發展的滯后超預期，意味著中國的城市化水平比我們所聽到的數字要高得多。當我們普遍認為中國是全球社會結構變化滯后于經濟結構變化最嚴重的國家時，事實卻并非如此。我們期望第六次人口普查能夠提供農村人口的確切數據。

經濟與人口政策應和

社會結構變化趨勢相一致

目前，全球的城市化率為51.3%，其中，發達國家城市化率一般在80%左右，中國官方公布的只有45.68%(附圖)。

中國的城市化率被低估了

但是，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制造業的第二大國，并有望在今年或明年超過美國成為制造業第一大國。此外，中國出口總值已是全球第一，每年人口的流動量也是全球第一，如此好的流動性，不大可能出現半數以上的人口還在農村的社會格局。當今年再度出現民工荒，不少學者又開始判斷中國是否已經出現劉易斯拐點時，我們又怎樣解釋“低城市化率”與“農民工短缺”這兩個不應同時出現的命題呢？

筆者還是傾向于中庸的判斷，即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并未到來，農村的閑置勞動力依然不少，但城市化率卻被明顯低估了。雖然我也認同社會結構變化滯后于經濟結構變化的觀點，但這種差距并非大得驚人。例如，中國目前三次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別為10.3%、46.3%和43.4%，這一比例對應的城市化率應該在55-65%之間，而筆者估計的中國實際城市化率在50-55%。造成城市化率偏低的主要原因還是與我國的人口政策、戶籍制度與經濟政策等相關，如人口政策主要就是計劃生育制度，這一制度顯然不鼓勵人口流動，而戶籍制度本身也阻礙了人口流動。

同時，我們現有的區域經濟政策和城鎮化政策實際上也是導致中國城市化水平不高的不容忽視的原因。從表面上看，發展中西部地區和在本鄉本土實現城鎮化都是增加城市人口的有效途徑，但在中西部地區，要讓1萬農民變成城鎮居民，其投入成本也許是東部地區的好幾倍，因為中西部的產業配套、各種生產要素的配置條件等都難與東部相匹敵。中國與日韓的共性就是人多地少，但我國中西部地區還面臨水資源匱乏等諸多問題，自然條件比日韓差很多。日韓基本采取了人口集聚在某一區域的方式，如首爾土地面積只有國土面積的0.6%，人口卻占全國的21%；東京人口3500多萬，占全國人口的25%，而北京人口只占全國人口的1.5%左右，是全世界所有首都中最低的。經濟和人口的集聚是所有發達國家經濟發展路徑的必然選擇，如法國最大城市巴黎的GDP占法國GDP的30%，東京、首爾、紐約等大城市的GDP均超過本國GDP的10%以上，而上海卻只占中國GDP的4%，北京更低。據統計，全球50%的GDP是占世界土地面積1.5%的地方創造的。

中國自古至今2000年，經濟重心和政治中心也是自西向東移動的，這與氣候環境的變化密切相關。在不宜居住的地方，人類為了生存而濫用自然資源，往往會導致生態破壞的加劇，如植被破壞、土地沙漠化等。最為經濟的做法應該是，讓國內不適宜居住地區的人口，盡可能多地遷移到適合人類居住的東部沿海地區，這樣，中西部自然環境比較惡劣地區的人口減少之后，人均資源的消耗量就大大減少了，生態環境就會有所改善，而當地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就能提高。通過這種方式來縮小地區間收入差距是比較可行的，而通過對中西部地區低效率的投資來拉動當地的GDP增長，不僅難以持續，還將加大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債務負擔。事實上，中西部地區農民向東部沿海地區遷移的過程一直在持續，而我國的固定資產投資重心越來越多地往西移，其結果是，這些年來，中西部地區單位固定資產投資所產出的GDP不斷下降，高增長下的繁榮存在虛假的成分。

鼓勵人口東移，既可以提升中西部居民收入水平，又可以降低落后地區的人口出生率，從而進一步減少貧困。因為中西部地區的出生率要高于東部地區，如按常住人口計算的2008年出生率，全國平均水平為1.214%，東部13個省市中，超過1.2%的只有福建、海南兩省；而西部18個省市區中，超過1.2%的卻達到11個。因此，我們應該在人口政策、戶籍管理、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為人口的自由流動提供便利和財力支持，投資的流向應該與人口的遷移方向一致。目前，雖然我國中西部地區建立了很多城市，但超過50%以上的城市存在人口規模不足的現象，很多城市人口不及江南一個鎮的人口。此外，大量的農民工都居住在大城市的郊區，如在北京和上海，80%以上的農民工住在郊區。

因此，與其在中西部地區投資那些注定要成為地方政府債務及銀行不良貸款、同時又無助于改善民生的所謂“形象工程”，還不如投到東部地區去改善移民的生存和發展環境。世界經濟地理的變遷歷史表明，絕大部分發達且人口集聚的城市、創造就業并拉動服務業比重上升的地區都分布在沿海，而人口的自由流動是貧富差距縮小的主要路徑，相信中國也不會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