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1月17日 17:40
來源：任志強的博客 作者：任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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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遠地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華遠集團總裁 任志強(來源：新民網)

當重慶宣布將要開征高檔房產稅時，小潘(編者按：此處指潘石屹)稱為“狼來了”，而重慶的所謂高于市場均價3倍的房產稅真的是一只狼嗎？

在中國現有稅制不修改的情況下加征房產稅無疑是一種苛稅、是掠奪民財的一種做法，既不會對遏制房價上漲產生任何益處，也不會對扭轉土地財政的過度依賴局面產生影響。關于開征房產稅或類似的稅收的壞處和不應征收的理由早已說過多少次了，這里只談重慶的特殊房產稅征收。

重慶準備實施的特殊房產稅不是普通意義上的財產稅，而是一種只針對高房價的類似于高消費的特別消費稅，就如中國曾出臺過宴席稅這類特別消費稅一樣，只針對于一種高消費的行為。但中國的這類宴席稅類的特殊消費稅并沒有真正的實行過，猶如曇花一現，估計重慶的這種特殊房產稅也會落個同樣的結果。

一、中國處于一個高速發展的時期，日益增長的物質消費能力在不斷的提高過程之中，今天看來是一種高消費的現象，明天就變成了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于是這種看似高消費的行為就在短期內迅速變成了一種大眾消費，如當初的請客吃飯大多花公款，是一種一般家庭無力承受的經濟條件下的特殊消費，但很快這種全家在餐館吃飯的消費行為變成了一種普遍的社會化大眾型消費，特殊消費而征稅的意義自然就消失了，因此這項政策也許今天尚未取消卻只是曇花一現了。

二、旨在針對于富人的高消費行為的征稅通常除了會推動財富的轉移之外，不會對經濟增長帶來好處，于是大多數發達國家都在削減或取消遺產稅，贈予稅等單純針對于富而希望能用征稅調節貧富差別的法律。

針對于富的消費征稅本意是用于調節貧富差別，以富補貧，但中國的稅收收入并非大頭在轉移支付，并非大頭在公共福利，而是將重點用于行政開支和投資建設，這就殺富而不濟貧，失去了調節的作用。

發展中國家出現貧富差別是個必然的階段，但要想實現共同富裕之路，不僅要靠殺富而形成濟貧的轉移支付，更重要的不是殺富而是濟貧。如果大量的財政收入不是用于濟貧、不是提高低收入階層的就業與致富機會、不是提高低收入階層的公共福利與保障，殺富而不加大轉移支付的結果是富的變窮或者跑路了，而窮的仍然很窮。

換句話說，沒有明確的納稅支出就不應加稅，沒有納稅人的權力就不應征稅，沒有殺富而濟貧的支出就不應殺富。

歷史上有許多綠林好漢的故事與傳說，之所以成為好漢，不在于這些好漢在殺富，而在于這些好漢是因為濟貧而成為好漢的，否則就只能成為強盜了。征稅也是同樣，征收要還原于為民服務，否則何需納稅。

三、重慶的特別消費稅以何為標準確定基數？黃市長似乎用高于市場平均價3倍為標準，這就猶如當年的宴席稅也定了個市場的標準一樣可笑。

何為市場平均價？即市場中正在銷售的商品房不論地點位置、不論房屋質量標準、不論精裝與非精裝的總面積與總銷售額的平均關系，這個平均價用于衡量與判斷宏觀的經濟是有用的，但用于微觀或指導稅收并作為納稅的基數標準則是荒謬可笑的。

中國是個非完全市場化的國家，在銷售的房屋卻被分割成了商品房與非商品房多個部分，在購買時有限制和區分，在銷售時也有限制和區分，而這些可以買賣但非“商品”的商品其平均的價格又在哪里呢？

如北京，計算上這些非“商品”的房，其平均價約為7000元平方米，而不計算這些非“商品”但可以交易的房屋的平均價則高達21000多元平方米，相差了3倍多。前者證明的是房屋的價格并不高，后者則反映市場中的純商品的價格很高。按前者算則純商品的房屋似乎都應納稅了，而按后者計則納稅者少之又少了。

我不知道重慶市的妙招何在，但我知道這一定是不合理，甚至是可能無法操作的稅法。

如果一個月內高房價銷售量大則平均值高，如果一個月內城市周邊的低價房銷售量大則平均值低。那么稅法是否要按月調整呢？更不用說民眾如何能真正的獲知平均價的水平呢？

試圖用一個可變動的數據作為納稅標準，本來就不是一件容易操作的事，因此大多實行物業稅的國家都會對市場估值定期調整，并用6或7折的標準計算，用打折的方式調整計算的時差與誤差，而絕不會不經評估而直接使用市場波動中的平均數值。

而我認為重慶市政府并沒有做好這種全市不同房屋及時評估的全面準備，也并不掌握清晰的原始數據和評估數據。

四、如果沒有評估做基礎，那么納稅征收對象的房屋是按現值算還是按購買價計算，如果是毛坯房是否還要單獨另計算精裝修的費用？早期購買的房屋在后期價格變化中又如何計算……后續的問題尚有許許多多。

如在一個價格超過平均房價3倍的小區中，由地理位置產生的價格因素占多少？由土地價格產生的因素占多少？由建筑標準產生的因素占多少？如果都不區分，那么等于政府越多收土地出讓金、為城市做出的貢獻越多的樓盤反而越要被征稅了。

如果一個價格超過平均房價3倍的小區，其中有大戶型也有小戶型，有的是奢侈型特殊消費，有的是為了工作方便，就學就醫方便，而只能居住小戶型的非奢侈型消費，這樣的卻要進行納稅，難道這就是殺富濟貧嗎？

無疑這會傷害大量的非特殊型消費的中產階級的利益，此中有的人擁有多套、有的人有唯一的一套小戶型，顯然這種納稅是無法調節貧富的公平的。

有人猜測上海會以數量即人均居住面積為標準，但面積的大小與質量無關、與價格無關，遠的地方大的房子價值低也許還換不來一套城里的小房子，而重慶市以價格為標準，為什么不能兩者結合呢，否則又如何定義何為超標準的特殊消費或高消費呢？

缺少了評估和對原有住房情況、家庭財產情況以及收入分配情況的綜合稅制改革，那么任何形式的對房產的征稅都必然會出現倒洗澡水把孩子一起倒掉的現象，為某一單一目標征稅必然會傷及大量無辜。

五、征稅能解決房價問題嗎？征稅能解決財政收入對土地收入的依賴問題嗎？征稅能解決社會公平問題嗎？

結論是明確的都不能。如果按上海擬出臺的人均面積的計算方式或重慶擬出臺的按價格計算的征稅方式，標準定低了會大量傷及中產階級；標準定高了則納稅成本極高但收益極低，因為應納稅的比例太低且分散，納稅收繳困難。

如按面積計算，全國超過 100平方米的套住房僅為20%左右，北京不足17%；如果按150平方米的套住房計算全國約為10%；200平方米的套住房約為5%，再按人口調整之后，可知應納稅人群就少之又少了。

如果按價格計算，則先買后買差距巨大。按北京的現狀市場計算，超過平均價3倍的商品房少得可憐，大約連1%都不到，不管當年市場中的數量多少，但一溶入總存量中這種高價房就少得算不出百分比了。讓上海湯臣一品的幾百套房淹沒在上海近千萬套住房當中就少得算不出百分比了。

而任何城市中都有大量的被民眾稱為腐敗的住房，這些利用合理合法的政策，如保障房政策、自建房政策、經濟適用住房政策等，都是用低價占有的財富，但如果按市價計算就高出幾倍，又如何在納稅中計算？這些房子有的并非商品房，但卻比商品房更奢侈，又在公平納稅中如何公平呢？

…… 也許還有許多疑問，也許聰明的政府會有強硬的非市場化辦法，在中國要征稅政府總是會有辦法的。但這一定是掠奪民眾財富的辦法，那么就不要打著降低房價的旗號、不要打著殺富濟貧的旗號、也不要打著其他任何利國利民的旗號去欺騙民眾的支持與騙取民眾的信任。不應是盲目的加稅，而應從整體的稅制改革入手，讓稅賦更加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