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經濟學家的批判與反省
本刊記者邢少文
吳敬璉已81歲,頭發和眉毛皆白,但看上去仍精神矍鑠。
這一年來,他仍繼續在報刊雜志上筆耕不輟,在各種公開場合頻繁發聲,不斷批判“權貴資本主義”,提醒經濟改革中的陷阱,呼吁加快政治體制改革步伐。
在很多人眼中,這是一個對中國改革大業“憂心忡忡”的老人。
中國的經濟學者群體中,吳敬璉以其豐富的人生經歷,對中國近30年來經濟改革歷程的參與,在重大及敏感經濟問題上的表態,樹立其為了公共利益矢志呼喊的學術良知形象。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吳敬璉多次提醒要注意政府“假宏觀調控之名,行微觀干預之實,實際上等于復辟命令經濟”。認為這會加劇腐敗和尋租。
2010~2011年,他多次指出,目前的經濟體制仍不完善:一是雖然國有經濟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并不占有優勢,但是,國有企業在石油、電信、鐵道、金融等重要行業中繼續處于壟斷地位;二是各級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資金等重要經濟資源流向的巨大權力;三是現代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礎尚未建立,各級政府官員有著很大的自由裁量權,對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實施頻繁干預。
這一年來,他也質疑“中國模式”,認為所謂的“高鐵奇跡”和“醫改奇跡”論調缺乏支撐。在改革共識破裂的新十字路口,他認為要凝聚共識,要做“頂頂層的設計”,“下屆政府要以改革的姿態高調向全國人民亮相”。
多年來,吳敬璉就是這樣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公共領域發出他批判的聲音。90年代末期之后,他更多從經濟智囊的角色轉向公共知識分子角色,痛斥股市和基金業黑幕,批判權力在市場上的尋租,呼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深化體制改革。他的身上,有著中國經濟學者群體性的印記,也有著不一樣的人格品質。
在上世紀90年代的激情改革后,是利益的紛繁復雜,而與他同時代或者下一代的經濟學者,其中有一些后來或成為體制內官員,或在智囊身份上成為體制守舊勢力的辯護者,或與他此后所批判的“權貴資本”走得太近,許多未免在日后飽受質疑甚至背上污名。
在這個時期,中國的市場經濟學派面臨著某種尷尬的狀態。一方面,主張經濟自由思想的他們猛烈批評政治改革的滯后,與既得利益集團在改革方向上出現分離;另一方面,由于對現實的不滿,很多民眾開始懷疑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假設,進而將腐敗和尋租現象歸咎于他們所贊美的自由市場,一部分人甚至被列入“權貴資本主義”代言人的行列。
吳敬璉是清醒而敏銳的,2001年他即在《改革:我們正在過大關》一書的序言中寫道:“我總感到,在這迫切需要經濟學家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去推動改革前進和在改革過程中盡力保護大眾利益的時候,我們做得很不夠。沒有能夠在改革這一巨大社會變革中實現自己作為社會良知的職能。”
10年過去,不徹底、不完善的市場經濟改革,終于走進了某種困境之中,貧富差距懸殊,權力尋租猖獗,計劃經濟有所反復,市場經濟改革終從“政治正確”走向逐漸分化的趨勢。
吳敬璉指出,眼下的中國經濟體制實際上是一種“半統制、半市場”的經濟體制,由于體制的演進會有路徑依賴,一旦進入政府主導的路徑,從尋租活動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會力求推動“半統制、半市場”的經濟體制向國家資本主義乃至權貴資本主義蛻變,而一旦路徑被鎖定,除非經過大的社會震蕩,否則很難退出。
他感慨改革初期經濟學家對于自由市場經濟在中國的實現過于天真,反對極左和極右。“貪腐的盛行使力圖恢復‘全面專政’舊體制的極‘左’力量,能夠蠱惑對貪腐懷有正當義憤卻不明就里的人們,追隨他們去反對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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