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給十二五開局年經濟打分：從五年來看我很擔心(2)

2012年03月18日 08:06
來源：中國資本證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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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改革開放發生于十年所謂“文化革命”后，對“文化革命”負面作用的反思和從中得到的經驗教訓推動了中國的發展。正是因為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文革”，也正是因為當時中國國民經濟走向了崩潰邊緣，使得中國堅定地放棄了原來的政治路線，在鄧小平先生領導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定不移地選擇了改革開放的道路。這是劉鶴提到的第一點因素。

第二點因素則是放在時代背景上來看。劉鶴認為，中國堅定不移推行對外開放，發生在第三次技術革命以后，這恰恰趕上了發達國家勞動力成本上升后跨國公司在全球重新配置資源的歷史機遇，在勞動力資源豐富、廣大人民群眾希望通過艱苦奮斗改善自己生活的強烈要求下，中國經濟獲得的稀缺資本和當時適宜的先進技術，迅速地融入了世界經濟分工體系，獲得了自己的比較優勢，并且成為全球的制造中心。

從激勵制度的安排來看，中國重視發揮市場機制的重要作用。“雖然在改革初期對計劃和市場的關系進行了廣泛的辯論，但實際上改革的成功試點恰恰遵循了市場經濟最基本的規律。這在中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國有企業改革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這主要包括界定和保護相對的產權、承認和激勵人的物質利益動機、由市場主體根據價格信號決定生產什么和生產多少。在越來越多的產業推動公平競爭，實現所有制結構的多元化。”這是劉鶴談到的第三點因素。

在中國經濟取得成功的過程中，政府究竟起到了怎樣的作用？劉鶴認為第四點因素則是“正確發揮政府應當發揮的作用”。他說，在中國，我們一直認為中國和市場的關系是互補的，在經濟發展的不同水平和商業周期的不同階段，兩者的互補形勢有很大的區別，但是總得來看，中央政府在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穩定和引導結構變化方向上一直起著重要作用，同時逐步減少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與此同時，地方政府對經濟發展注入大量精力，由此形成了地方經濟的競爭對國民發展也提到重要推動作用。

“當然，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也是需要一分為二的，需要客觀認識的。”劉鶴補充道。

就第五點因素，劉鶴認為，中國選擇了有中國特色的改革路徑。在保持社會政治制度穩定的前提下，中國的改革始終注意中央政府的統一領導和基層積極性的有機結合，改革總體有序可控，而沒有進行大規模的“休克療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