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的1984年：為商品經濟翻案為上海定調四個中心

2010年01月22日 07:22東方早報【大中小】【打印】共有評論0條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生于1930年1月24日，吳曉波新著《吳敬璉傳》，中信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

吳曉波

1984年7月，在耶魯大學當了一年多訪問學者的吳敬璉風塵仆仆歸國，前腳剛踏進北京的家門，后腳，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總干事馬洪就來了。

馬洪“三請”吳敬璉

馬洪(1920-2007年)是當代改革史上一個十分傳奇的人物，對宏觀經濟管理和工業經濟非常嫻熟，曾參與多個中央經濟文件和戰略規劃的擬定。他寫于20世紀60年代初期的《中國社會主義工業企業管理》一書(主編陸斐文、馬洪、桂世鏞，三人共用一個筆名“馬文桂”)是“文革”期間發行量最大的工業經濟教科書。1982年6月，馬洪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同時兼任國務院副秘書長，1985年起任國務院技術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總干事，事實上已成為中央經濟決策的重要智囊之一。

這一次，馬洪登門造訪吳敬璉，是邀他同去東北參加一個發展戰略規劃討論會。

周南(吳敬璉之妻)擔心丈夫的時差還沒有倒過來，想讓他在家里稍事休息幾天。可是馬洪看上去很急迫，接著又登門來了兩次，說此行不累，可以一邊開會，一邊休息。架不住馬洪的再三邀約，吳敬璉在歸國的第七天，就隨馬洪北上去了東北。

一上路，吳敬璉就意識到情況遠非參加幾個討論會那么簡單。馬洪從文件包里拿出一疊文稿，題為《關于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再思考》，吳一看筆跡就認了出來，這是他的兩位老朋友——已經擔任工經所副所長的周叔蓮和財貿所所長張卓元擬寫的初稿。

馬洪說：“拉你出來就是為了這個事情，必須馬上把它改定，因為，再過3個月就要開十二屆三中全會了。”

薛暮橋不得不違心檢討

這疊文稿的背后，風潮洶涌。

這其實涉及改革史上一個十分敏感而重大的“名詞解釋”之爭：到底該如何定義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

總的來說，主要是兩個名詞的選擇：A.計劃經濟，B.市場經濟。

1980年9月，時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顧問的薛暮橋為體改辦起草了一份題為《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意見》的文件，其中寫道：“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占優勢，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商品經濟。”他在省、市、區第一書記會議上對這份文件做說明時說，這個文件要解決的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應當建立什么形式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問題”，他認為，提出商品經濟這種說法“是對30年來占統治地位的教條主義的挑戰”。

薛暮橋的提法得到了胡耀邦和大多數與會者的支持，但也遭到了另一些人的反對。從1981年到1983年期間，出現了一系列批判這一觀點的文章。它們均反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和“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論”，其理由是“商品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社會主義經濟只能是計劃經濟”。

1981年4月，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印發了一份《當前關于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的幾種觀點》的材料，它把國內的經濟學家分為四類：第一類是堅持計劃經濟的；第二類是不那么堅定地贊成計劃經濟的；第三類是不太堅定地贊成商品經濟的；第四類是主張商品經濟的。其中，鄧力群等列名第一類，薛暮橋、林子力等被劃為第四類。

在為預定于1982年9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起草政治報告的過程中，“計劃派”力量占了絕對的上風。起草小組成員王忍之、袁木等人在一封信中說：“在我國，盡管還存在著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但是絕不能把我們的經濟概括為商品經濟。如果做這樣的概括，那就會把社會主義條件下人們之間共同占有、聯合勞動關系，說成是商品等價物交換關系；就會認定支配我們經濟活動的，主要是價值規律，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和有計劃發展規律。這樣就勢必模糊有計劃發展的社會主義經濟和無政府狀態的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界限，模糊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區別。”起草小組負責人胡喬木將這封信作為定論，批發給宣傳口所屬各單位。

與之相呼應，媒體上也刊發了大量類似觀點的文章。

在最終形成的“十二大”報告中，對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模式表述為——“計劃經濟為主體、市場調節為補充”。報告認為：“我國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有計劃的生產和流通，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體。同時，允許對于部分產品的生產和流通不作計劃，由市場來調節，也就是說，根據不同時期的具體情況，由國家統一計劃，劃出一定的范圍，由價值規律自發地起調節作用。這一部分是有計劃生產和流通的補充，是從屬的、次要的，但又是必要的、有益的。”日后，吳敬璉認為，這無疑是一個倒退。

“十二大”以后，薛暮橋不得不在他主持的一次關于體制改革理論的座談會上作了違心的檢討，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記錄了當時的痛苦心情：“感到相當為難……這次討論要由我來做動員報告，我必須表態，是贊成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呢？還是贊成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一方面，我在思想上傾向前一種提法，另一方面我有義務在公開場合遵守中央文件有關規定。”

此刻，擺在吳敬璉面前的這份文稿，便是改革派試圖推翻1982年的“定論”，為商品經濟“翻案”放出的一個試探氣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