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的1984年：為商品經濟翻案為上海定調四個中心(2)

2010年01月22日 07:22東方早報【大中小】【打印】共有評論0條

送上一篇試探性文章

馬洪等人敢于在此時“探險”，也與當時的宏觀氛圍分不開。從1984年開始，中國經濟從整頓中走向復蘇。在元旦過后不久，近年來除了出國一直坐鎮北京的鄧小平突然決定到南方看看，這是他一生中兩次著名的南方視察的第一次。

鄧小平馬不停蹄遍走特區，2月1日，寫下“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對特區模式進行了公開的肯定。在他離開廣東后的第二個月，中共中央作出重大決定，宣布“向外國投資者開放14個沿海城市和海南島”。此后，中國的對外開放逐步由點及面，最終形成了沿海全境開放的格局。

正是在這樣的大好形勢之下，國務院主要負責人授意馬洪，給一言九鼎的“老革命家”們送上一篇試探性的文章，看一看是否可能在10月份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上重提“商品經濟”。

馬洪立即組織周叔蓮、張卓元完成了初稿，這回趕上吳敬璉正好歸國，馬洪怎么肯放過他。于是，他們幾個人在沈陽、長春白天參加戰略討論會，休息時間和晚上就抓緊逐字推敲，修改文稿。據后來學者的揣測，馬洪之所以倚重吳敬璉，一是信任他的學術素養；二是希望他能夠把耶魯帶回來的現代經濟理論融匯進文稿之中。

馬洪和吳敬璉從沈陽寫到長春，再從長春寫到大連，一路數日就把文稿基本改定了。馬洪當機立斷說：“下面幾站我不走了，要馬上回北京。”吳敬璉與他道別，代表馬洪繼續前往哈爾濱開會。

一回到北京，吳敬璉就急忙去馬洪家里探聽情況，了解反應。他知道茲事體大，關乎中國經濟改革的路徑走向。馬洪非常高興，告訴他，文章已分送給幾位老同志，沒有什么反對意見。最讓馬洪高興的是，王震還專門給他寫了一封親筆信，說這篇文章寫得好，我們不能只說老祖宗說過的話，應該有創造性。只有一位理論家給馬洪打電話，說基本觀點是贊同的，但是不要從全民所有制內部找商品經濟存在的原因，還是從兩種所有制的關系、兩種公有制的存在來說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的原因，言下之意，還是要回到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設定的框架下。馬洪拒絕了他的意見，并拿出王震的信給他看，王震是這位理論家的老上級，他便不再吭聲。

當獲知有影響的“老同志”對這篇《關于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再思考》沒有人提出反對意見之后，9月9日，國務院主要負責人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寫了題為《關于經濟體制改革中三個問題的意見》的報告，正式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計劃要通過價值規律來實現，要運用價值規律為計劃服務”。9月11日和12日，鄧小平、陳云先后批示同意。緊接著，在中共中央總書記和國務院領導的堅持下，經過人員調整的“十二大”政治報告起草小組對所有的表述作重新的擬定。

十二屆三中全會“定調”

吳敬璉還回憶了一個細節。9月中旬，他隨馬洪在上海作調查研究，一天晚上，他發現馬洪又在伏案寫東西，便問他在寫什么，馬洪說，現在看到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報告的最新一稿上還是沒有“商品經濟”的提法。他透露說，在9月9日，國務院主要負責人用我們那篇文章的意思給中央領導人寫了一封信，現在，我再用那封信中被肯定的提法給黨中央領導人和國務院主要負責人寫信，要求把它寫進去。

1984年10月20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全會一致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下稱《決定》)，明確指出：“要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

十二屆三中全會被認為是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對改革開放影響最大的會議之一。鄧小平在全會上說，《決定》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新政治經濟學”。他在10月22日的中顧委會議上又說，“這次經濟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釋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有些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過去我們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沒有前幾年的實踐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寫出來，也很不容易通過。”

至此，在歷經幾年的大爭辯中，“商品經濟”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被確定為改革的目標。我們即將看到的景象是，日后還將有新的大反復，而最終，新的爭論的塵埃落定是在1992年。吳敬璉在1984年的這次爭論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而在數年之后的大論戰中，他更將孤身出戰，并因此而聲名大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