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時報：在達沃斯論壇坐席的背后

本報評論員 徐立凡

今年的達沃斯夏季論壇仍然高朋滿座，但陣容不如2007年首屆時鼎盛。次貸危機和金融危機爆發兩年，時間長得足以讓一批經濟精英倒下，卻還不足以讓新的一批經濟精英登臺。今年論壇召開的時間，正處于一些舊的游戲規則、舊的盈利模式失效，新的游戲規則、新的盈利模式還沒有找到的階段。不破不立，現在的問題是破以后怎么立，全球經濟精英都在尋找答案。

現在的經濟形勢提供了一些初步答案。工業化以來的每一次大危機，不是靠科技發明就是靠戰爭解決。前者的例子是罐頭和互聯網，后者的例子是兩次世界大戰。這在這次金融危機前算得上是一個規律。而這次危機的解決辦法突破了這個規律，既沒有新的科技產業誕生，也沒有引發新的大戰。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對經濟做出悲觀判斷后，主要經濟體都放棄了當時大行其道的市場完全自由主義思維而積極開始政府干預，全球性的危機導致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采取了近乎完全相同的經濟政策。全球經濟大國經濟管理的趨同性和兼容性產生了放大效應，從而迅速遏制了金融體系的崩潰勢頭，甚至有條件把退出機制提到案頭討論。這是一次突破歷史定律的拯救。但是，這是經濟“重振增長”的最終答案嗎？不那么讓人放心。

原因有多方面。首先，人們還看不到一個支撐經濟強勁反轉的產業出現。低碳經濟作為一個可選答案，從一開始就被充滿算計的政治圖謀和自私心態涂改。其次，歷史上時間更長的市場經濟運作規律表明，政府的過多干預和反周期的刺激性經濟政策盡管可以起到重要作用，但從中長期看負面作用可能更大。由于不能指望政府永遠發揮大股東的作用，所以人們還得找市場認可的傳統股東。但現在，來自民間資本的反映仍然很不積極。中國的民間資本是參與度不夠，美國的民間資本則似乎還是愿意在傳統投機領域轉圈。這直接升高了人們對源自期油、糧食和其他大宗商品交易造成的通脹憂慮。第三，盡管金融體系站住了腳，但是在實體經濟方面的樂觀消息還不夠多。實體經濟不景氣的最直接反映，就是各主要經濟體就業率的疲弱上。即使是人們可以松一口氣的金融體系，各國的穩定程度也相差很遠，這致使共同應對危機的立場開始分化，今年4月倫敦G20峰會時表現出來的那種抱團取暖的心態已經看不到了。第四，改善國際金融秩序失衡的問題沒有得到充分的討論和推進。比如，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在IMF的投票權沒有增加，按照現行改革思路，即使增加也很有限。作為危機中被重新認可的全球金融體系的監管者，IMF的這種消極現狀不僅難以引入新的資金，也難以引入新的監管理念，反而增加了IMF成為危險的、陳舊的金融規則守望者的可能。

人們一邊為形勢變好而松了口氣，一邊又驚疑不定是有道理的。

這種憂慮同樣適于中國經濟情況。在過去的一年中，我們多次看到以下風景：在產業結構升級的進程中，還沒有看到多少科技含量的升級，已經看到了重復建設水平的升級；一些中字號企業不僅沒有在產業升級中起到領頭作用，反而出現倒退——利用國家資金的優先占有地位在樓市、股市興風作浪，加劇了經濟結構的失衡；民間資本因為規則的制約無法有效地進入市場，無法接過政府主導投資的接力棒；有的地方政府將擴大內需這一經濟增長的真正動力看做戰術手段而不是戰略舉措，沒有尋找擴大內需的行動，反而為增強民眾的消費能力設置了路障，重新固化了舊的財政模式；有的部門過多著眼于部門利益而在政策制定上出現搖擺或模糊化傾向。

金融危機的見底不代表反轉的必然到來。如果政策制定不能堅定，企業的投機牟利行為不能制止，那么經濟復蘇的勢頭就有可能減弱甚至中止，特別是在外部經濟環境仍然不穩定的時候。今年達沃斯夏季論壇舉辦前后，中國模式或亞洲模式的提法重新叫響。事實上，亞洲發展模式的主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經驗。這是一個與“北京共識”相類似的、令人興奮的提法，也確實是中國發展所必須具備和創新的內容。中國發展的經驗對于后發國家具有借鑒價值，但是對于全球性的競爭對手來說仍然極不豐富。完善中國模式需要跨越應對危機過程中的種種不足。就目前來看，還有許多結構性的難題等待克服。

從這個角度說，在達沃斯論壇坐席的背后，不光是打造大連名片的問題，也是如何打造一張更好的中國名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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