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會議：中國能否綠色突圍

顏敏

幾天后就要召開的哥本哈根會議，被視為當今世界解決全球氣候變暖問題最后的努力。一段時間以來，各國展開了頻繁的“環境外交”。幾周前，巴西、印度尼西亞和韓國都在談判桌上擺出了減排溫室氣體的“硬數字”。幾天前，美國宣布2020年溫室氣體比2005年減排17%，幾乎同時，中國宣布2020年將單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減少40%～45%。這些外交承諾，似乎為哥本哈根會議取得實質性成果帶來了希望。但是，這種希望到底有多大呢？

地球環境嚴重惡化、全球氣候加劇變暖，已不容置疑，而環保全球化也是越來越普遍的事實，傳統的民族國家主權受到越來越多的削弱和限制也就不可避免。那么，在此情形下，民族國家是應極力抗拒這種趨勢，使各國的爭斗更趨激烈，甚至擱置、放棄應對氣候問題的努力，以致可能喪失挽救地球環境的最后機會，還是迎頭而上，坦然接受這種“削弱和限制”，同時化被動為主動，率先對傳統制度開展更為大膽的改革、創新，推行更加環保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樹立真正負責任的環保的形象，以此領導各國開展協調一致的集體行動，最終不但成為世界大國，而且造福于人類后代子孫？

答案是明顯的：誰能帶領大家共度時艱，誰就最有資格成為領袖。日本明白這一點，所以一直走在世界環保的最前沿；德國明白這一點，所以德國環保已成為各國紛紛學習的榜樣。如今美國也作了幾乎180度的大轉彎，這也是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奧巴馬的一個重要原因。毫無疑問，我們正處于世界歷史的轉折點上，而誰轉得最快，誰就贏得最多。

當然，有人會說，做領頭人是需要實力的，日本、德國、美國都是工業發達國家。但是，工業發達國家意味著它們的歷史包袱最重：它們巨型、昂貴的生產技術和設備已經不適應生態時代的需要，它們的奢侈、浪費的生活方式也積重難返……而新興國家也有后發優勢：譬如，我們可以最快、最直接地利用和開發最新、最先進的環境友善技術和生產方式，我們的生活方式還部分保有節儉、勤勞的傳統。

況且，經過幾十年的趕超，我們不是已經創造了令世人矚目的“中國奇跡”嗎？中國已經度過了工業化的起飛階段，已具備經濟轉型的成熟條件，并且已經到了轉型的關口。現在，應抓住時機，順勢而上，巨大的國力總量加上明顯的后發優勢，使我們完全可以后來居上，成為能源氣候時代(托馬斯·弗里德曼語)新的世界大國、強國。

當然，還會有人說，這種想法太天真，如今的世界還是由各民族國家構成，民族國家怎么能削弱自己的主權？然而，歷史證明，沒有世界眼光，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成為真正的大國；不關注人類整體的歷史和未來，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資格成為世界的領袖。昔日的羅馬帝國離不開它的萬民法，昔日的大英帝國就建立在全球貿易之上，20世紀的美國如果固守孤立主義就不可能贏得二戰之后的霸主地位。相反，大清帝國本來比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富足強大，卻因閉關鎖國而最終衰落下去。但要成功走向世界，首先要心懷世界，視通未來，而不是患得患失，只盯著自己那一畝三分地的收獲。

很多人都說，嚴格的環保標準，勢必損害經濟發展速度；而經濟發展速度降低，勢必引起各類社會矛盾，危及社會穩定。現今“保八”的說法就源于此。但是，許多證據表明，如今部分社會矛盾往往并非源自經濟增長太慢，而是增長太快。

經濟增長快而不是慢會導致社會矛盾？這個說法聽起來很新鮮，其實早就有人說了。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一方面頌揚了資本主義仿佛從地下呼喚出來神奇的生產力，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巨量財富，另一方面，正如大家熟知，馬克思對這種快速發展造成的社會災難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控訴。近年來我國學界熱追的卡爾·波蘭尼，更在他上世紀40年代撰寫的名著《大轉折》中，深刻地描述了18-19世紀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快速發展引發的強烈社會保護運動，而這種運動成為兩次世界大戰的直接原因。

幾十年來，中國在建設社會主義、振興民族的旗幟下，一直奉行現代化趕超戰略，如今，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前列，但是毋庸諱言，這個過程也給中國的自然生態環境造成了難以彌補的傷害。

自然環境的危機不可避免地影響到居民健康。2007年春，我國衛生部的調查報告指出，不斷惡化的大氣和水體質量應該為全國急劇上升的癌癥暴發率負責：自2005年來，城市地區癌癥患病率上升了19%，農村地區上升了23%。

貝克等人的風險社會理論認為，現代風險是由過度生產而產生的，是人類活動本身而不是如傳統風險那般由自然界造成，它雖然隱而不見但具有選擇性，社會邊緣人、弱勢群體往往是風險最喜歡光顧的對象。

經濟發展的成本由誰負擔？收益由誰享受？環境保護的收益由誰享受？環保保護的負擔由誰負擔？試問上文列舉的疾病，是平均分布在所有居民身上，而不論其社會地位、經濟收入、居住環境等方面的差異嗎？試問水體污染、空氣污染、土壤沙化鹽堿化、森林退化等是平等地損害每個人的利益嗎？不是有些人甚至從中獲利了嗎？依靠“低環境、資源權優勢”，這種發展是絕對不可持續的。

用羅爾斯的話說，就是任何人都應享有平等的自由權，但任何分配方式的調整或改革，都必須有益于最低受惠者，否則，這個制度就不是正義的。用帕累托的話說，就是任何改變都不應該損害各方的現有利益。因此，所謂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矛盾，是某些利益集團為了牟取私利、鞏固權力而有意建構起來的虛假問題。如今，已經到了這個時刻：進一步發展經濟之前必須首先解決經濟民主和環境正義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保護環境，實現環境正義，是促進社會穩定、和諧的一條根本途徑。

1972年的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促進了中國第一次環境保護會議召開，它其實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1990年代初，中國率先在全世界開展“環境外交”，為中國第二輪改革開放掃清了國際障礙。而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中國環境威脅論”已經損害了中國的形象。如今，哥本哈根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大機會。如果要樹立“和平崛起”的世界大國地位，如果要切實貫徹科學發展觀、建設和諧社會，我們就必須以最大的勇氣和決心，打破GDP迷信，抓住這個歷史機遇，實現“綠色突圍”，揚帆于滾滾涌來的世界生態文明大潮。

(作者系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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