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價中國經濟改革值得注意的幾個問題

2008年04月04日 20:51經濟觀察報【大中小】【打印】共有評論0條

嘉久

中國經濟改革仍處于歷史的時空隧道中。中國從過渡、建立到發展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大約經歷了二十八年的時間。而中國的經濟改革自1978年以來，已經三十年了。但是，前面的二十八年中，包含了四年的“過渡時期”，兩到三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三年的 “國民經濟調整”，以及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說，中國的計劃經濟的黃金時代是非常短暫的，即1953-1958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而改革這個只用了20余年建立的經濟制度，卻花去了三十年時間。中國的經濟改革，有公認的時間起點，沒有時間表，沒有“最后期限”，誰也不可能宣布改革的使命已經完成，也沒有人可以預見改革的終結時間。歷史學家黃仁宇在其《中國大歷史》中寫道：“中國的長期革命有如一個大隧道，需要一百年時間才能摸索過去。當這個隧道尚在被摸索的時候，內外的人物都難于詳細解說當中彎曲的進程。即使革命人物也會被當前困難的途徑迷惑，而一時失去方向感。”可以用黃先生的話比喻中國的經濟改革，雖然走過了三十年，依然處于一個歷史時空隧道之中，只要沒有行進到這個隧道的盡頭，任何評估本身一定會有極大的局限性。

中國經濟改革是一個沒有穩定參照系的改革。中國經濟改革的歷史前提是相對清楚的，爭論不多，那就是對1949年以后建立的以計劃經濟和封閉經濟為基本特征的經濟制度進行改革。但至于如何改革，爭論從來沒有停止過。中國沒有類似改革的先例，不得不在中國之外選擇改革的參照系，否則，不可能描繪經濟改革的具體方位和遠景。八十年代以來，前蘇聯、捷克和匈牙利的經濟改革，以及東亞的“四小龍”的歷史經驗，西方的成熟的市場經濟，都先后或多或少地成為過中國經濟改革的參照系。例如，中國的經濟(工業)特區，是以“四小龍”的歷史經驗為參照系的，中國現行的銀行體系是以美國為參照系的，中國的股票市場則包含西方國家和香港的經驗，中國正在創建的社會保險制度有明顯的 “福利國家”的痕跡。在過去的三十年間，中國改革的參照系從來沒有穩定過，一直處于變動狀態，從而，經濟改革也沒有一個穩定的模式，兼收并蓄。

中國經濟改革沒有基于一種成熟和穩定的改革理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要傳統是“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實踐”，中國的經濟改革卻不是以一種成熟的和穩定的改革理論為前提的。“摸著石頭過河”是中國經濟改革的主流思想方法。但是，決策者又需要對其主導的經濟改革發號施令，并給予理論和邏輯的解釋，這樣，他們就要通過幾年一次的代表大會形成決議和文件，創造和總結出新的“提法”和“說法”。這是中國一大特色。過去三十年，中國形成了一套多得難以統計的 “提法”、“說法”、“概念”和“關鍵詞”，它們之間，有的承前啟后，有的彼此矛盾甚至相互否定。不僅如此，在中國，正統意識形態對改革的相關理論的介入從來沒有停止過，比如，它導致了關于“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曠日持久的爭論。可以肯定，只要中國經濟改革沒有擺脫“說法”的束縛，不斷尋求得到意識形態的解釋，改革就會不斷重復出現不是來自改革本身引發的“危機”。

中國經濟改革沒有一個公認的“邊界”。自改革初期，經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再到2000年以后，不論官方、學界還是民眾，對經濟改革的內容界定都沒有定論，也沒有達成共識。八十年代，鄧小平曾經在原則上提出改革是“革命”的論斷，也就是說改革要觸及原有經濟制度的深層結構。但是，經濟制度本身是一個復雜系統。經濟改革啟動之后，產生了自身的演變邏輯，并且具有強大的慣性，幾乎沒有可能任意地挑選和剪裁改革的內容。改革的實踐不斷地超越改革已有的“邊界”，如同一場戰爭，從“有限戰爭”和“平面戰爭”演變到“無限戰爭”和“立體戰爭”，“邊界”不斷被突破，改革的過程已經從“指到哪，打到哪”發展到“改到哪，指到哪”。以國有企業改革為例，從擴大企業自主權，到企業重組、改制，從而要求建立資本市場。總之，經濟改革的“邊界”不斷擴展，甚至以改革的名義裝進了很多與改革背道而馳的東西，比如，計劃、權力仍然很大程度地主宰著經濟生活，需要通過改革解決改革引發的問題。

中國經濟改革的設計和規劃遭遇“可行性”的考驗。在中國經濟改革的早期，人們還可能討論 “發展戰略”，對近中期的改革和發展提出預測和規劃。在這樣的背景下，曾經有過所謂的改革“藍圖”。但是，這個時期短之又短，事實是，改革作為一個“系統工程”，即使窮盡哪怕是主要的變量也是不可能的，改革的實際過程和結果很難與初始的設計方案大體一致。如今，中國任何一個部門性的改革方案都會“牽一發而動全身”，醫改和社會保障的改革方案就是例證。始料不及，住房商品化改革最終造就了中國的房地產業，導致社會財富和利益的再分配。一個工程技術項目，可以有一個完整的設計和施工方案，但是，對于一個變革性歷史社會“工程”，提出任何不遭遇“可行性”的考驗的“規劃”和“方案”，幾乎是奢望。假定中國經濟改革有一個總體并包含技術細節的設計方案，即“一攬子”方案，那么，人們可以有評價改革的依據，或者說是設計有問題，或者說是施工有問題，或者說兩者都有問題。遺憾的是，這個方法對中國改革早已經不適用。評估每項改革，必須做相關歷史條件的具體分析。

中國的經濟改革困惑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改革的失衡。

中國始終并存著“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兩種改革。1978年前后安徽農村的農業改革是從農民和基層開始，得到了決策集團肯定和接受，引發中國的農村和農業的歷史變革。也有很多實例表明，來自“下面”的改革或者被決策集團否定，或者任其自生自滅。特別要注意到，中國確有一種“草根性”極強的“自下而上”的改革，不管決策者態度和反應如何，始終頑強存在。至于“自上而下”的改革，可以分為得到民眾擁護和支持、民眾無可奈何、民眾加以抵制的三類情況。中國改革過程中，決策集團、政府和民眾之間的博弈日趨復雜。對改革成功、發展、停滯、失敗產生直接的影響。一般來說，中國改革的順利階段，一定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改革比較協調的時期。但是，這樣的時期在過去三十年的改革歷史中，并不是主要形態。到了現階段，各種類型的企業、非政府組織，以及有話語影響的社會團體，也都日益加強了對中國改革的影響力，使“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改革關系更加復雜。

中國經濟改革引發的社會問題，需要靠政治和社會改革解決。三十年來的經濟改革從來不是單純和純粹的經濟改革。它不僅引發了政治和社會的正面變革，也導致了日益增加的社會問題，諸如社會公正問題、醫療制度不合理問題、教育產業化問題、持續的制度性腐敗問題，不一而足。這只能證明經濟改革本身的局限性，以及經濟改革并不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而不能證明經濟改革的失敗，得出改革要停止的結論。貧富差距、稅制、教育、醫療以及限制壟斷等問題的解決，絕非經濟改革力所能及。中國的政治和社會改革的需求不但已經形成，而且還在積聚。此外，經濟改革中，形成的各種利益集團之間的協調和平衡，也要訴諸政治體制改革。總之，在經濟改革中發生的問題的責任，絕非由經濟改革單獨承擔，出路是要將改革推進到文化、社會和政治領域。

中國經濟改革從訴諸政策到訴諸制度。回顧三十年的改革歷程，“政策”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改革的舉措，常常是依據一個相關的“政策”。然而，“政策”的本質特征是暫時性，即非制度性。伴隨新的經濟制度的形成和新的社會利益格局的出現，“紅頭文件”影響力的衰落也就不可避免。經濟改革已經從訴諸“政策”到訴諸“制度”——產權制度、企業制度、金融制度、福利制度。制度就要穩定。問題在于，在改革中形成的各類經濟制度，相當部分是移植于發達和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為了適應中國國情，就要不斷地調整和改革。改革進行到已經不再是對已有計劃經濟的變革，而是改革正在形成的制度，是創新式的變革。這是質的變化。一個穩定的社會經濟制度的形成，三十年的時間是遠遠不夠的，再有三十年也未必能夠完成。改革已經成為社會經濟生活的常態。人們評估改革的著眼點，要擺脫長期形成的局限于討論和評估 “政策”的傳統。

中國經濟改革本質上受制于全球化。經濟改革的公認動機和結果之一是對外開放。在改革初期，結束封閉經濟，無非是建立特區、吸引外資、增加出口。但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開放”演變為參與“全球化”，最有歷史標志性的事件是中國加入WTO。如今，中國經濟已經成為世界經濟中成長最快的經濟體，并且高度依賴世界經濟。中國是現階段全球化的受益者，同時，也受制于全球化，要服從開放經濟體系的要求。例如，兌現作為WTO成員的承諾，改革經濟制度的深層結構，包括銀行體系、貨幣制度和資本市場。中國遠沒有進入使全球“中國化”的歷史時期。當改革在全球化和跨國公司的雙重游戲規則左右之下，改革的主動性和被動性的界限日趨模糊，中國的改革已經不完全取決于自己了，例如，中國已經不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決定人民幣的匯率。所以，從中國改革本身來評判中國改革是不夠的。在這個意義上，必須調整和豐富傳統的“國家主權”或者“國家安全”的內涵，要避免泛民族主義和泛愛國主義的傾向，理性地評估中國經濟改革。

中國的經濟改革還會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雖然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進行了三十年，但是，經濟改革畢竟不是類似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運動，正在成為社會經濟生活的常態，這要求全社會要接受中國經濟改革面臨更多不確定性的現實。不確定性包括經濟、政治和社會變革中積聚的矛盾、天災人禍，也包括來自外部的不確定性。過去三十年中，全球化、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解體、“9·11”、IT革命、石油價格和資源價格的上升，都曾經給中國改革的環境造成了影響。世界經濟、政治的變動，加劇了中國改革過程的不確定性。這種來自外部的不確定性，在未來只會加大。例如，如果2008年奧巴馬當選為美國總統，就是一個新的不確定因素。再比如，生態環境的變化既是國內的，又是全球的；既是經濟的，又是政治的、社會的；既是宏觀的，又是微觀的；既是長程的，又是刻不容緩的。所有的不確定性因素，常常不是單一發生的，使社會的管理和控制難度和成本上升，終究會影響甚至改變中國改革的軌跡。

除了上述值得注意的問題之外，最終不能回避的其實是價值觀的問題。只有普世價值，例如，民眾福祉的增長、對人的價值的承認、機會的平等、環境的改善、教育水平的提高、收入分配的合理，等等，才是真正的標準，這構成評價中國經濟改革的前提。（作者系旅游歐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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