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17日 20:19人民網【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評論0條

經濟學家 劉樹成

一、3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績效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至今已30年。這場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改革大開放，使中國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對外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由此，使國家的綜合經濟實力和人民生活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使經濟增長呈現出高位平穩型的新態勢。

(一)經濟總量規模：大幅提升。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最顯著的成就是經濟的快速發展。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中國GDP總量僅為3624億元(人民幣)。經過8年努力，到1986年，上升到1萬億元的水平(當年價)。這8年中，每年平均增加不到1000億元(見圖1)。又經過5年努力，到1991年，上升到2萬億元的水平(當年價)。這5年中，每年平均增加2000多億元。隨后，每年平均增加1萬多億元，到2007年，上升到24.9萬億元(當年價)。扣除價格因素，按不變價，2007年GDP總量為54331億元，比1978 年增長14倍，在29年中，年均增長9.8%(見圖2)。

中國GDP總量在世界上的排位，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1990年為第10位(前9位是美國、日本、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加拿大、西班牙、巴西)，2000年上升到第6位，2005年上升到第5位，2006年上升到第4位，2008年有望上升到第3位，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世界銀行專家組曾評論說：“中國只用了一代人的時間，取得了其他國家用了幾個世紀才能取得的成就。在一個人口超過非洲和拉丁美洲人口總和的國家，這一成就是我們這個時代最令人注目的發展。”(世界銀行：《2020年的中國——新世紀的發展挑戰》，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7年。)

(二)人均GDP：逐步提高。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人均GDP水平處于300美元以下；到1998年，突破800美元；2001年，突破1000美元；2007年，上升到2461美元。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推動著消費結構的升級，使消費結構由“吃穿用”向“住行”升級，由生存型向發展型和享受型升級。

(三)經濟增長率的波動：高位平穩型新態勢。新中國成立之后，從1953年起開始大規模的工業化建設，到現在，經濟增長率的波動共經歷了十個周期(見圖4)。總的看，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率的波動呈現出一種高位平穩型的新態勢。這種新態勢表現為四大波動特征：

1. 波動的高度：理性下降。每個周期經濟增長率的高峰從前幾個周期的20%左右，回落到改革開放之后、20世紀80年代―90年代的11%以上至15%左右，進入新世紀后，在第10個周期，峰位控制在11%左右。

2. 波動的深度：顯著提高。每個周期經濟增長率的低谷，在前幾個周期經常為負增長。而改革開放之后，每次經濟調整時，經濟增長率的低谷均為正增長，再沒有出現過負增長的局面。1990年的低谷為3.8%，1999年的低谷為7.6%。

3. 波動的幅度：趨于縮小。每個周期經濟增長率的峰谷落差由過去最大的近50個百分點，降至6、7個百分點左右。

4. 波動的長度：上升階段延長。在前9個周期，經濟增長率的上升階段一般只有短短的一、二年，而當前第10個周期的上升階段已持續8年。這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經濟周期波動史上還是從未有過的。

二、中國特色經濟體制改革道路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能夠取得如此良好的發展績效，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國的改革不是遵循市場原教旨主義，不是簡單地復制其他國家現成的市場經濟模式，而是根據中國本國國情，獨立自主地、創造性地進行制度選擇和制度安排，使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與中國經濟的具體情況相結合，形成內生性的制度變遷軌跡，由此避免了那種強制性的制度移植和輸入所帶來的災難性后果。中國改革的國別特色和“本土化”制度創新模式成為轉軌經濟中獨樹一幟的模式。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特色可以概括為以下9個方面：

(一)改革的理論指導：注重發揮理論創新的先導作用。30年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可以分為四個階段。每一個階段都是由理論上的重大創新和突破開啟的。這些理論創新和突破成為推進改革不斷深入的重要理論基礎和指導方針。可以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理論突破與實踐探索互動的進程。

在改革的第一個階段，即起步階段(1978～1984年)，首先需要在黨的思想路線和工作重心上實現理論突破。在黨的思想路線上的理論突破，主要標志是真理標準問題的理論大討論，由此，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此基礎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糾正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方針，決定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作出這一戰略決策，很重要的就是基于對中國國情的把握，即對中國所處的社會主義初級發展階段的把握。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一次提出“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于初級的階段”這一重要論斷。

在改革的第二個階段，即改革全面展開階段(1984～1992年)，理論突破主要是圍繞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展開的，也就是圍繞經濟體制改革選擇什么樣的目標模式展開的。先后曾提出過五種構想：①“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1982年黨的十二大)；②“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③“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1987年黨的十三大)；④“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1989年黨的十三屆五中全會)；⑤最后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2年黨的十四大)。

在改革的第三個階段，即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1992～2002年)，理論創新與突破轉向如何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突出反映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所有制和分配制度這兩大重要問題上。在所有制理論上的突破，主要是1997年黨的十五大，突破了社會主義只能是單一公有制的傳統觀念，首次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并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還提出，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分配理論方面的突破，提出了“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并提出“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在打破平均主義的“大鍋飯”，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問題上，開始時提出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黨的十四大提出“兼顧效率與公平”。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又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后來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在改革的第四個階段，即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2002年黨的十六大至今)，重大的理論創新與突破，一是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和形成；二是黨的十七大對30年來相繼形成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作了完整統一的概括和鮮明科學的大整合。這就是：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整個歷史新時期我們所高舉的旗幟，統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相應地，把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實踐探索中所走過的道路，統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把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統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是黨的十七大在理論上的歷史性重大貢獻。

(二)改革的性質：將第二次革命和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相統一。如何把握改革的性質，是關系改革成敗的重大問題。30年來，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緊緊把握住了“第二次革命”和“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相統一的正確的改革性質，使改革不斷深入和順利推進。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就其解放被束縛的生產力這一根本性質和作用來說，它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同過去所進行的推翻舊政權和建立新社會的第一次革命一樣；但是，從另一個意義上說，它又不同于以前的第一次革命。因為改革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進行的，它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從改革的社會屬性看，不是根本改變整個社會的性質，而是而是變革現存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那些環節和方面，變革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各項具體制度安排，從而賦予社會主義新的生機和活力，使社會主義社會更加趨于健全和成熟。從改革的社會力量看，不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而是充分依靠廣大人民群眾，讓人民群眾富裕起來，給人民群眾帶來更多福祉。

(三)改革的方向：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和兼容。一方面，它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制度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具有現代市場經濟的一般特征。把二者結合起來，既可以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又可以充分利用市場機制的靈活性，更好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同時，鑒于市場有其自身的弱點和消極方面，必須加強和改善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

(四)改革的方式：以漸進式穩步推進市場化。由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現代市場經濟體制過渡，主要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可供選擇：一種是激進式，一種是漸進式。中國采取的是相對溫和的漸進式，這可以視作中國特色經濟體制改革道路的一個重要的獨特之處。中國的漸進式改革方式集中表現為從“易”到“難”，從傳統體制外到傳統體制內，從傳統體制內易于突破的外圍到需要攻堅的內核的改革順序。比如，在整個改革推進方面，先農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再到城鄉綜合配套改革。在國有企業改革方面，先采取放權讓利的改革，然后轉到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整個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為重點的改革。在價格改革方面，先實行計劃內價格和計劃外價格并行的“雙軌制”，然后實行單一的市場價格制度。在市場發展方面，先著力發展商品市場，再逐漸發展資本、土地、勞動力、技術和管理等各種要素市場。在開放方面，先沿海、后內地，先一般加工工業、后服務業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先“引進來”、再“走出去”。

(五)改革與發展的關系：視發展為改革的目的。30年來，中國始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緊緊圍繞經濟發展進行改革，通過制度創新與調整為經濟發展提供新的動力和活力，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特別是把“三個有利于”作為改革得失成敗的評判標準。1992年春，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提出：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鄧小平，1993，第372頁)

在圍繞經濟發展進行改革的同時，還不斷拓展與深化“發展”的內涵。2002年，黨的十六大確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時，首次提出“社會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人的全面發展”等重要理念。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2007年，黨的十七大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五個方面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提出了新要求。

(六)改革與穩定的關系：以穩定作改革的保證。改革必須有穩定的環境作為保證，包括政治穩定、經濟穩定、社會穩定。如果政局混亂、經濟動蕩、社會不安，那么，一切改革都無從談起。30年來，中國在改革過程中，強調穩定是改革的基本前提，注重保持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穩定，為改革創造了良好條件，避免了一些國家在體制轉軌中所遭遇的政治震蕩、社會混亂和經濟衰退。

(七)改革與開放的關系：注重市場化與國際化之間的相互推動。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大工業建立了由美洲的發現所準備好的世界市場。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馬克思、恩格斯，1972，第252-255頁)

在當代，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閉關自守是不能實現現代化的。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與對外開放緊密結合進行的。開放不僅是改革的內在要求，而且也是推動改革的重要外部力量；同時，開放的拓展和深化，也需要改革給予制度支撐。基于此，30年來，中國注重將國內市場化與參與經濟全球化相結合，使改革與開放相互促進，市場化與國際化相互推動。

(八)改革的協同配套：推進全方位改革。由于改革觸及同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所以改革不僅要突破傳統的經濟體制，還要沖破其他各種舊的僵化體制，實現國家政治制度、人們思想觀念及社會行為方式的深刻變革。這就要求改革不僅局限在經濟領域，而且還要注重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的橫向協同。2002年，黨的十六大首次把經濟、政治、文化“三位一體”的全面奮斗目標與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三位一體”的全方位改革架構結合起來。2006年，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又明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四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和相應的“四位一體”的全方位改革架構，這就是推動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協調發展，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的改革和創新。

(九)改革的推動力量：注意發揮基層和領導層的合力作用。在改革的推動力量上，中國既重視來自基層的探索和創新，又注重領導層的統籌和協調，一方面自下而上推動改革，另一方面又自上而下推動改革。基層和領導層的合力作用，上下互動的體制創新機制，為改革的深入進行提供了持久的動力源泉。

首先，尊重基層和民眾的改革首創精神。中國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的改革，在世界上沒有現成模式，必須在實踐中探索。這就需要充分激發來自各個社會經濟主體內生的改革力量，穩步有效地擴大基層和民眾的參與，通過在基層實踐中探索和創造，自下而上推動改革。在此基礎上，中國的改革充分發揮了領導層的統籌協調作用。改革是一項十分復雜的系統工程，既有“破”又有“立”，而且進程較長，并關乎社會各階層的切身利益，蘊藏著較大的風險。沒有統一、堅強的政治領導，改革是無法順利進行的。30年來，作為領導層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政府，在改革中發揮了總攬全局、統籌協調的重要作用。

面向未來，中國的改革與發展正處于關鍵階段，面臨著諸多新的挑戰。改革要進一步向縱深推進，其難度越來越大，攻堅的任務越來越重。既要在利益主體多元化的情況下統籌協調好國內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又要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趨利弊害。特別是對于改革的領導者而言，面臨著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完善改革方式，增強改革動力，進一步提高改革決策的科學性，增強改革措施的協調性的重要使命。我們會在中國特色經濟體制改革道路上繼續探索，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加完善的目標繼續努力。(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經濟學部副主任，本文為作者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改革開放3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所做的主題發言)

參考文獻：

馬克思、恩格斯，197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鄧小平，1994：《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

鄧小平，1993：《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課題組，2008：《中國改革開放的基本經驗和新階段的重點任務》，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學部委員與榮譽學部委員文集2007》，經濟管理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課題組(常欣執筆)，2008：《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學的發展》，《人民日報》5月13日。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體制改革30年研究課題組，2008：《論中國特色經濟體制改革道路(上)》，《經濟研究》第9期。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體制改革30年研究課題組，2008：《論中國特色經濟體制改革道路(下)》，《經濟研究》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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