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29日 20:15人民網【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評論0條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研究員 張卓元

改革開放把文明古老的中國帶進現代化建設的快車道。30年的改革開放歷程，使中國經濟取得世人矚目的成就與進步，被譽為“中國的奇跡”。最突出的成就表現在經濟的迅速起飛上。從百年積弱、經濟落后的國家變為迅速崛起的世界第四大經濟體；從物資短缺憑證供應的賣方市場變為商品越來越豐富多彩的買方市場，人民生活水平從生存型逐漸向發展型享受型轉變，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目前，我國正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抓住經濟全球化機遇，急起直追，爭取在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中國市場化改革采取逐漸推進、“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總的來說比較平穩，不像蘇東等國在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中出現大的曲折、經濟一度大幅度下降。而是改革、發展、穩定相互促進，30年來沒有一年經濟是負增長的。當然，在這個過程中，遇到不少困難，產生過曲折，思想理論的交鋒從未停止。有一些重要事件確實值得回味。

(一)中國改革從農村開始。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又叫包產到戶，實行“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農民開始有了生產經營自主權，大大解放了農業生產力，加上1979年大幅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平均提高25%多)，刺激農產品大幅度增長，使改革立竿見影，促進了農業增產和農民收入提高。按可比價格計算，農林牧漁業總產值，1985年比1978年增長61.6%，年均增速達7.1%，大大高于一般年增速3%左右。

(二)20世紀80年代放開價格。其結果是，只要放開哪種商品價格，哪種商品就像泉水般涌流出來，使廣大干部和群眾都看見了市場的“魔力”。市場機制的作用是：放開價格→價格上漲→刺激生產→增加供給→價格穩定→市場繁榮。市場化改革的好處就在這里。中國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從賣方市場轉為買方市場，同中國價格改革順利推進、不斷放開各種消費品價格刺激消費品生產的發展密不可分。

(三)20世紀80年代，打破公有制一統天下，個體私營經濟開始迅速發展起來。1997年黨的十五大進一步確認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1992年鄧小平提出“三個有利于”標準后，個體、私營經濟快速發展。目前，個體、私營等非公經濟是中國的重要經濟增長點，是提供新就業崗位主渠道(占80%以上)，是滿足全國人民多樣化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的生力軍。

(四)興辦經濟特區。首選毗鄰港澳的深圳、珠海、廈門、汕頭為經濟特區，引進外資。1979年7月，中央批準廣東、福建兩省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試辦特區，1980年5月16日，又決定將特區命名為“經濟特區”。1988年又建立海南經濟特區。特區的經濟發展以吸引外資為主，產品主要外銷，實行不同于內地的管理體制(如企業所得稅為15%)，有更大的經濟管理自主權。特區是對外開放的窗口，發揮著示范、輻射和帶動作用。經過近三十年建設，深圳已從漁村小縣變為全國排名前五位的經濟強市。

(五)鄧小平1992年初南方談話，把中國改革開放事業推向新的歷史階段。1992年春，已88歲高齡的鄧小平，到南方一些省市發表重要談話，繼續深入推動改革開放。一是直接促成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在這之前，對于要不要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改革目標，曾有很大爭議。二是提出“三個有利于”標準，為利用外資發展個體私營企業等掃清了政治上的障礙。鄧小平指出，“我國現階段的‘三資’企業，按照現行的法規政策，外商總是要賺一些錢。但是，國家還要拿回稅收，工人還要拿回工資，我們還可以學習技術和管理，還可以得到信息、打開市場。而且，‘三資’企業受到我國整個政治、經濟條件的制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歸根到底是有利于社會主義的。”三是鼓勵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于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那樣。在鄧小平敢闖敢改革的號召下，20世紀90年代起改革又一次掀起高潮。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并為市場單軌制，國有企業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分稅制改革等都是在那時推進的。

(六)1998年起國有企業三年脫困，一批國有大中型企業走上公司制股份制道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大量國有企業由于機制缺陷，不能適應市場而陷入困境。1997年黨和政府提出幫助國有企業脫困的任務，其目標是，1998年起，用三年左右的時間，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力爭到20世紀末大多數國有大中型骨干企業初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到2000年底，這一目標已基本實現。1997年底，國有及國有控股大中型工業企業為16874戶，其中虧損的為6599戶，占39.1%。到2000年，虧損戶減為1800戶，減少近3/4。三年國有大中型工業企業脫困，用去銀行呆壞賬準備金1500億元以上，技改貼息200億元左右，債轉股金額4050億元。在幫助國有大中型企業脫困的同時，進行了現代企業制度試點，逐步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努力使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成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市場主體和法人實體。改革使國有企業逐步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1997年，國有企業利潤總額為800億元，而到2007年，國企利潤總額已達1.62萬億元，增長了19倍。2008年美國《財富》雜志刊登入選世界500強的內地25家企業，有23家是國有企業或國有控股公司。

(七)2001年11月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是順應經濟全球化潮流的重大舉動，具有里程碑式意義。加入WTO，表明中國對外開放進入新的階段。在入世談判過程中，曾有人擔心入世會影響國家經濟安全，許多產業包括金融、商業、農業、信息業等會受到很大沖擊。但中國入世近七年的實際證明，入世對中國利大于弊，原來的許多擔心都沒有出現。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入世提高了中國的收益率。入世以后，中國經濟總量、對外貿易、利用外資、外匯儲備等的增速都加快了。而且，開放促進了改革，入世使中國一大批同市場經濟一般規則相抵觸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得以廢止和修改。許多產業著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提高市場競爭力。對外開放深入人心。

(八)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從中國國情出發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均GDP仍處于世界各國100位以后。2002年那時達到的小康還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因此，在新世紀頭二十年，要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人民生活更加殷實。2007年，黨的十七大根據2002—2007年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出了一些更高標準的要求。其中，最突出的是提出建設生態文明和社會保障全覆蓋。

(九)2003年提出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這是對鄧小平“發展才是硬道理”重大戰略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也是針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問題作出的正確選擇。科學發展觀要回答的是怎樣發展的問題，是要解決五個統籌不協調的問題，比如“三農”問題，中西部和東部經濟差距拉大的問題，社會發展腿短問題，生態和環境惡化問題，內需不足的問題等。這幾年，黨和政府正在努力使經濟社會建設轉入科學發展的軌道。

(十)2005年后，從著重“引進來”到重視“走出去”，以便更好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優化資源配置。2005年，我國主要礦產品對外依存度，已由1990年的5%提高到50%左右，資源瓶頸制約突出。從此更加重視“走出去”對外投資，尋找資源和市場。

(十一)2005年和2006年提出建設和諧社會，重視民生，重視環境保護，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這不僅要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并且更要求人與人和諧相處；不僅要求國家建設和諧社會，而且還要求建設和諧世界。這一理念，受到普遍贊同。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包括：進一步發展教育事業，千方百計增加就業，建立與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改善醫療衛生服務，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等。鑒于中國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資源消耗過度，生態受到破壞，環境污染加重，黨和政府提出要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生態文明，抑制“兩高一資”(高消耗高污染資源型)產業發展。這些都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對策。

(十二)在從2003年開始連續5年經濟兩位數高速增長的基礎上，2007年黨的十七大提出要通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完善新體制，走又好又快發展道路。從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好和快順序改變，折射出今后經濟工作著力點是優化結構、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護環境。從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意味著從一個轉變擴展為三個轉變。一個轉變：從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長方式，轉變為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的資源節約型增長方式；三個轉變：一是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二是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三是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

這十二個方面，是改革開放30年的一些重要戰略部署。經過30年改革開放，中國取得了令世人刮目相看的巨大成就，實現了一定意義上的跨越式發展。與此同時，我們也要冷靜地看到，盡管中國經濟30年高速增長，經濟實力大為增強，但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人均GDP還比較低。特別是近五年來，在實現兩位數經濟增長的同時，積累了不少問題和矛盾，這些問題有些是很突出的，亟待妥善解決。

第一個問題是發展的可持續問題。由于前幾年經濟增長付出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可持續發展受到很大威脅，突出表現為能源消耗驚人增長。

第二個問題是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貧富不均突出。其表現在基尼系數超過0.4的警戒線，達0.45多，有的研究報告認為已達0.5。2006年，中國名義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3.3∶1，若把基本公共服務包括義務教育、基本醫療等因素考慮在內，城鄉居民實際收入差距已達到5∶1甚至6∶1。

第三個問題是深層次改革難度越來越大。首先，壟斷行業改革難度加大。壟斷行業引入競爭機制的改革很難，他們總是想方設法構筑進入壁壘，提高市場進入門檻。其次，政府改革、政府職能轉換進展緩慢，出于地方和部門的利益，不少官員不愿放棄手中的審批權力。再次，完善財政預算支出改革也不容易。現在一年5萬多億元財政支出，如何使這一大筆支出決策、執行和監督分開，有效制衡，也存在不少困難。如何更多地發揮人大的決定與監督作用，如何對財政支出進行有效的監督，是亟待研究解決的突出問題。

今后十幾年，一是要穩中求進，避免大起大落；二要好中求快，不要再走先污染后治理路子；三要改中求好，以改革促科學發展；四要惠及全民，讓全國人民共同享受到改革發展的成果。這些是改革開放中最重要的經驗，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光明前景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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